根據蛛絲馬跡查找病毒傳染的源頭和關聯,需要福爾摩斯般敏銳的眼光和縝密的思維。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戰鬥中,她和同事們一起,抽絲剝繭,將一個個看似毫不相關的片段,串成一條緊密相連的傳染鏈條,從中發現了無症狀感染者,發現了病毒可以在外環境傳播的證據,直接推動國家調整了防控策略。
她,就是臨沂市疾控中心傳染病防制科副科長張曉麗。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臨沂市疾控中心迅速組建了14人的流行病學調查專班,張曉麗成為“流調”專班的成員。
艱難的首次
報告病例“流調”
1月21日晚上,臨沂市發生首起輸入性家庭聚集性疫情。接電話後,正在工作專班值守的張曉麗與其他隊員一起,迅速集結出發,一場與疫情賽跑的阻擊戰由此打響。
當天晚上8點多,調查小組來到醫院。張曉麗介紹說,調查過程並不容易。病人什麼時候開始發熱、什麼時侯從外地到達臨沂、回來後有何症狀、去過什麼地方或與哪些人接觸過、乘坐過什麼交通工具……通過一系列提問,引導被詢問對象一步步回憶,調查小組仔細搜尋涉及患者發病時間、行動軌跡、密切接觸人員的每一條線索。而且,兩名患者均為湖北人,口音難懂,調查持續了3個多小時。
同時,他們對這兩位患者的8位密切接觸者——家人、診所醫生、共同就診的其他病人,進行隔離觀察,並全部採集標本。
接下來的“流調”工作並不順利。患者的親家——一位老太太,在面對張曉麗和同事們的調查時,很長時間是在抱怨,回答也是相當敷衍。張曉麗回憶說,他們只能一邊安撫,一邊儘可能梳理出有用的信息。
患者的兒子最初也不是很配合調查,雖然他已被確診為新冠肺炎病例,直至其岳母確診,他才終於說出了曾與同單位30多人聚餐的事實。此時企業已放假多日,30多人分佈在臨沂各縣區,有的甚至已經回了農村老家。“一個一個地找,無論如何要找到他們。”張曉麗說,他們打電話、敲開門,帶人上車,協調救護車,聯繫隔離賓館……從當天下午,他們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
新一輪“流調”開始。至此,臨沂市首次報告2例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達到232人。
加量排查
發現無症狀感染者
“首次報告2例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我們全部採樣。”張曉麗說,她當時壓力很大,200多人的採樣、檢測,意味著工作量成倍增加。而且,主動採集密切接觸者樣本,就增加了“流調”人員的風險,最重要的,這樣做有沒有意義?因為在當時的國家防控方案上,沒有明確提出這項檢測內容,她只是出於多年的職業習慣和職業敏感,不想遺漏任何的疑點。
不僅如此,張曉麗還提出,不但採集病例標本,還對密切接觸者可能受汙染的內外環境進行採樣。“我們對患者兒子一家外環境進行檢測,採集的多個塗抹物標本病毒核酸檢測均為陽性。”這為防範電梯、門把手等接觸感染提供了依據。
正是因為這份職業習慣和職業敏感,在採集來的密切接觸者樣本中,張曉麗發現有的新冠病毒核酸為陽性,但本人卻沒有任何症狀。“同患者兒子一起聚餐的一位工友,自始至終沒有任何症狀,但他3個月大的女兒被傳染了；患者的兒子一開始也沒有症狀,但核酸檢測為陽性。”張曉麗百思不得其解。
張曉麗說,為了確保檢測的準確性,他們就一個標本做兩次、三次、四次檢測,有的則是再採再測,最終確定檢測無誤。
隨後,他們把發現無症狀感染者及病毒可以在外環境傳播的信息迅速層層上報。
對於張曉麗的發現,省新冠肺炎疫情處置工作領導小組(指揮部)專家這樣點評:除嚴格按照國家方案要求調查處置外,還探索性開展防控工作,如對重點密切接觸者連續進行檢測,採集環境標本開展實驗室檢測,持續追蹤核酸陽性感染者的健康狀況等,既有創新又有發現,為全省調整完善防控策略和措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風險很大
但沒有時間害怕
張曉麗說,由於“流調”需要和患者或密切接觸者近距離接觸,調查小組人員的感染風險不亞於臨床醫務人員。“疫情初發時我沒有害怕,這是我們的職責所在。只想著趕快去現場,就來不及害怕了。”
疫情發生以來,臨沂市先後報告了49例確診病例,追蹤管理了2385例密切接觸者,每次的病學調查、樣本採集、疫點消毒,張曉麗都是帶頭進現場、做調查。“不去現場,不瞭解具體情況,疫情防控工作就容易跑偏。”她說。
農村大眾記者 郭傑 通訊員 吳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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