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慶元二年（1196年），六十七歲的朱熹被彈劾去職。一代大儒，從此在民間講學著述，度過了他人生最後的四年時間。
就是在這一時期，朱熹把他的學習心得寫成了一首詩，廣為傳頌：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題目道是《觀書有感》，然而全文卻不見一個“書”字。不提讀書之事，而談池塘和水源，實則借景喻理，以“源頭活水”的意象，表達新水長流、心智開闊的治學境界。
用具體的自然風物，闡明抽象的讀書道理，頗似佛家偈語，有恍然開悟的意味。
而能夠引發這種開悟的，非書院不可。
勤思的心智與自然的風光，可以默契和鳴。這一點，在書院的園林裡，朱熹是深有體會的。
1167年，朱熹曾千里迢迢，前來與嶽麓書院山長張栻論學。
這是兩位當時處於中國學術文化最前列的大師。書院門前頓時車水馬龍，聽講者絡繹不絕，騎來的馬把書院前的池水都飲幹了。
嶽麓山下，“朱張會講”開了不同學派之間會講之先河，成為中國學術史上的佳話。兩個月時間，兩人住在嶽麓書院的園林裡，朝夕晤談，也常恣遊于山水之間，題景賦詩，辯論學術。在格物致知的大儒眼裡，每一景引發的隻言片語，都可能掀起思想上的風起雲湧。
如果再讓朱張兩位大家挑選一次，恐怕也挑不出比書院更適宜的會講場所了。
書院，就是中國文人建給自己做學問的地方。擇吉地而落，深居桃花源裡，遠離凡俗侵擾。這裡有茂林修竹，幽深林壑，習習清風，潺潺山泉，是文人理想的讀書所在。
山水之間的書院，以獨到的意匠，將教育傳統與園林美學相結合，處處可觀，可賞，可學，可想，可以凝神靜思，可以恣意徜徉。
學者在此閒庭信步，俯仰萬物，思辯哲學。風景與知識，審美與德行，融會貫通的途徑，大抵就在這裡。
張栻讚歎嶽麓書院有“山川之勝，棟宇之安”，乃會文講習的絕佳之地；朱熹也相信，書院有別於功利的官學，在這裡，美學對於陶冶學者的道德和審美情趣是至關重要的。
賞景、造園與教育，如此在書院裡相得益彰。
朱熹和張栻用實際行動，向我們演示了書院園林的正確使用方式：
學者不僅要在書齋裡讀書，也要與生動而淵博的自然界相處，依靠對生靈的直覺認識來悟道。在山水園林中的徘徊，也是對齋堂靜坐學習的補益。
治學與自然，是書院生活裡不可或缺的兩種觀念。
一方面，書院是一個嚴肅的學術研究場所；另一方面，它又要兼顧遊賞休憩，給文人提供自娛和思辯的空間。
在營造上，書院一邊採用中規中矩的格局，履行講學、藏書、祭祀等職能，併合乎著中庸之道與禮制觀念；一邊另闢蹊徑，與周遭山水相融合，創造清幽的園林意趣。
這正是書院園林意匠的可貴之處：嚴謹的教條與自由的思考，在這裡得以巧妙地兼容。
沿著嶽麓書院的中軸線看去，講堂就位於整個書院的核心位置。
然而，有趣的是，就在正襟危坐的講堂中，一副楹聯為我們指引了另一條求學線索：
惟楚有材，於斯為盛；沅生芷草，澧育蘭花。
其實，在二門過廳處還有這樣一副：
地接衡湘，大澤深山龍湖氣；學宗鄒魯，禮門義路聖賢心。
乍看之下，對聯的上下聯內容毫不相干：一句寫自然萬象，一句寫學術生涯。而以這種方式寫出的對聯，在嶽麓書院竟不在少數。
這些看似奇怪的對聯，其實向我們反覆強調了治學與自然的關係：在書院中，既要讀聖賢書，也要觀四時景，以此達到道德的圓滿。同時也給我們指出了兩條路：取諸典籍與效法自然，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
前面提到的“地接衡湘、學宗鄒魯”一聯，出自清代乾隆至嘉慶年間的山長羅典之手。
一千多年裡，嶽麓書院可考的山長有五十多位，不知名的就更多了。羅典不僅能夠脫穎而出，而且還留下了盛名。
羅典雖是科舉出身，卻反對把學生束縛在科考學業上。他提倡“陶泳天趣，堅定德性”，讓學生到大自然中接受美的陶冶，認為這是造士育才的良法。他早晨起來講解經義，閒暇時就親自率領生徒去看山花，聽田歌。那時羅典已經一大把年紀了，個性卻是絲毫不減，不僅樂於跟學生一起流連園林山水，高興了還手舞足蹈，學生也如痴如醉。
有一位古板的巡撫看不下去了，向嘉慶皇帝告狀，說羅典的教學方法有辱斯文。好在皇帝力保羅典，並批駁那位巡撫：羅典的文章涵意深遠，是你所不能及的，他手舞足蹈正是因為他讀書有所收穫，豈輪得到你指手畫腳！
羅典64歲時出任嶽麓書院山長，本來是辭官回鄉發揮餘熱的，誰知一執掌就是27年。
在羅典的主持下，嶽麓書院秉承著朱熹、張栻的辦學精神，將環境建設和教學活動融合在一起。羅典十分重視美育教育和書院環境的美化，甚至掏出自己的俸祿，增修書院園林，並精心策劃建設了“嶽麓八景”。不僅成為園林典範，也樹立了教學的榜樣。
那一時期，嶽麓書院的學子堪稱“高分高能”，成材率之高，前所未有。羅典自己培養出了陶澍、歐陽厚均、嚴如煜等人才；而在他的影響下，清代“中興將相，十九湖湘”，曾國藩、左宗棠、魏源等風雲人物都是從嶽麓書院走出的學子。
用餘秋雨的話說：“你看整整一個清代，那些需要費腦子的事情，不就被這個山間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
黃永玉先生曾說，他一生上課無數，哪怕四五個小時的課，最多不過擬一個小提綱。但只有一次是例外。為了那次課，他在屋子裡關了五六天，整理出十幾頁的講稿。那是他第一次感到緊張。因為他走上了嶽麓書院的講堂。
嶽麓書院至今仍是人們心目中的學術聖地。素聞“四大書院”，具體為哪四大，歷來說法不一。
唯有嶽麓書院為諸家所公認，受推崇程度可見一斑。嶽麓書院的講堂，也幾乎成了神壇般的存在。講堂之中兩把靜穆的座椅，似乎至今仍殘存著朱張兩位大家的餘溫，繼續引發我們對書院的審視和思索。
書院有別於官學，是文人學者獨立研究學問之所。
朱熹和張栻都明確反對功利化的教育。朱熹曾嚴厲批評當時的官學，已淪為學生追求功名利祿的地方，這種教育只會“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因而，他們找到了書院作為理想的施教場所。
到了清代，很多書院淪為科舉的附庸，羅典依然在嶽麓書院撐起了另一番天地，既能指點科考門徑，又重視品格教育，注意傳授真正有學術價值的內容，因而其“門下發名成業者數百人”。
書院的核心價值，就在於人格教育，它歷來注重環境對人的影響，也正基於此。
書院利用建築格局和環境氛圍，啟發學生，令其受到潛移默化的薰陶和感染。和諧融洽的師生關係、朝夕相處的論道爭鳴，都是書院教育的感染力所在。同時，在書院園林裡，自然在滋養著人性，審美在健全著人格。
書院山長經常帶領生徒“絕其塵香，存其道氣”，使其“聆清幽之勝，踵明賢之跡，興尚友之思”。豐富的踐履活動，讓教育不侷限於書本和課堂。學生在對自然萬物的感知、對時務的關切中，不斷提高著道德修養和社會責任感。
無論是在自然環境的選擇、人文環境的營造，還是在教育理念、組織管理方面，書院都留下了寶貴的經驗。
當代的教育，在不同程度上忽視了人格教育，出現了片面知識化、商業化的傾向。而傳統書院早已關注了社會的核心問題，那就是以人為中心的教育。對今日的我們而言，仍是振聾發聵的。
歷史上完整存留下來的書院並不多。在衰落的時期，書院也曾失去自己原有的精神，遭遇制度的瓦解。但是，如何讓我們的方塘裡呈現“天光雲影”，去尋找“源頭活水”，卻是永遠不會過時的命題。
那是屬於書院的生命力，也是我們的文脈傳承所繫。
《山水之境》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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