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27 清末帝为何没被处死?读了本文后,你会觉得溥仪就是个幸运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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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帝为何没被处死?读了本文后,你会觉得溥仪就是个幸运的传奇

溥仪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他的一生,更是一个传奇的人生。

作为一国之君,满清王朝和中华王朝同时被他所终结,没有哪个皇帝,会有他这么的凑巧和不幸。他帝亡朝,亡了本朝;溥仪亡朝,不仅终止了大清王朝,还顺带让了2千多年来,天威莫测、凛凛而治的帝王文化,走向苍凉萧瑟的坟墓。

虽然个人性命无忧,但做为一国之君,宣统皇帝仍堪称中国最为不幸的帝王。

从个人角度来说,共产党在建国后,留了他一条命;国民党则在日本投降后,不得已动用军统欲追捕、处决他,以上均出于各自立场博弈和综合考量后的结果。

面对着冥冥之中,死神悄悄的依偎,溥仪的运气,还真的是旷古烁今,居然抢跑成功。以后,不管这世道是如何得风风雨雨,他总屡屡与死神来个擦肩而过。

在出逃途中,他既没有被军统拘捕,又得益于强悍的关东军瞬间的土崩瓦解,幸被快速推进的苏军所速擒,否则,历史或将改写,或令满清溥仪一族更加得不堪回首。

因异国皇帝的身份,俄国人对他,要比对待沙皇温和许多。囚禁时,溥仪所享有的条件,远比他的主子——日本高官俘虏要好上许多。

苏军除了同意被溥仪秘密立储过的其侄子——毓嵒贴身陪护之外,甚至还配上几个女俘,来伺候他的生活起居。

就不回看和分析各朝末帝的结局了,仅剖析一下,离今最近的,在明清更替之时,大明崇祯帝之四子——永王朱慈照及其后嗣的结局。

即便面对的,仅为大明的皇子,还不是大明的太子,满清在入主中原之后,也如骨鲠在喉、拨之后快。从此,在神州大地之上,哪一天不在上演,前朝皇族辛辛苦苦到处藏猫猫,后朝官吏殚精竭虑在全天候的追缉。

永王朱慈照的运气逆不逆天,有没有胆气?在城破被俘时,他决绝不跪入京称帝的李自成。满清入关后,侥幸被李免死,随大顺军四处流窜,脱逃后,又与哥哥定王失散。

在凤阳,遇及前朝王姓的给事中,匿为王给事中之子,化名“王士元”(反过来即为“原是王”之寓意)隐居下来。

永王,本是崇祯的四皇子。

满清王朝为了证明“反清复明”的荒谬,处心积虑先将大明四皇子,与早有官方死亡记载的五皇子朱慈焕糊弄成一个人,又查报“朱三太子”为四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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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此宣布,所有托“朱三太子”之名的反清行为,都是极其荒谬和没有合法性的。因为四皇子早在满清入关前,就死了。

当然,托名造反,这一条倒是真的,因为永王朱慈照一直在余姚隐名埋姓、战战兢兢地教书偷生。

史学家孟森考证说,"清廷颠倒耳目者二三百年,帝王之用机心刻深长久,为振古所未有"

《清实录卷》:"丁未。先是奉差查审大岚山贼吏部侍郎穆丹押解贼犯朱三、即王士元等父子六人至京、下九卿詹事科道会审。至是九卿等覆奏:朱三供伊系崇祯第四子。"

《鸡林旧闻录》和《清实录》均有记载,"四皇子全家送上了黄泉路,四皇子被凌迟处死,所有儿子被斩立决。”

永王朱慈照及其后嗣,竟被后朝追缉到康熙47年,终无处藏身,直到被斩草除根才算了结。

此时满清已立朝64年,为了清除前朝的政治遗产,满清政府是如此得不遗余力。这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几乎是后朝政府不容更改的选项。

如此说来,爱新觉罗·溥仪又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传奇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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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这个人,由于电影、书籍戏说的影响,加上外表憨厚,给后人的感觉,是一个忠厚老实,傻乎乎的,毫无作为的废帝。

其实他绝对不是个傻人,智、情商各方面都还挺在线。谁认为他软弱可欺,那是你将国力衰弱的真相,误会成溥仪性格的羸弱无能。

比如,他当了日本人的傀儡,在稍觉安定,自感无性命之忧后,便私下里训练卫队,对日本人作起了小动作。

凭此举管窥可知,他投日之死心塌地,是有深刻的“复辟和图强”的动机在里面的。与日本人同流合污,如果除开丧失国格这一节不论的话,不过是双方各怀鬼胎、互相利用而已。

如今“剑雄品评”在检视史料,厘清因果之后,发现溥仪却是以人畜无害的“高真”假相,用以保全性命和维护大清末朝的苟延残喘。

但奈何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远非溥仪之人力所能逆转。

溥仪能够落得个比其他亡国之君下场要好的结局,与他弱势时,顺势而为装无能、装无辜,以及有极强政治嗅觉和正确、急迫的站队意识(过犹不及啊!)是分不开的。

在大清王朝崩溃之后,1912年2月12日,他是做为世所公认的逊帝而退位的。

后来的两次所谓的复位,一次是被张勋扶上皇位,另一次与做了日本人的傀儡“康德儿皇帝”有关,虽都被强行登录皇位成功,却因那时形势已斗转星移,历史是不会予以认可的。

可以说,溥仪多多少少是凭着货真价实的皇帝身份,才得以侥活下去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前提,则是时局影响和西方民主思想渐成国内主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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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日人入侵台湾,英人觊觎云贵,法人则以越南为由,挑起中法战争。

西方的基督思想和科学技术,在火炮的背书下,强行撕开儒家文化用“忠孝”编织成的缜密经纬。帝王开始坠向尘埃,民权、民生、民本的意识开始萌芽精进。

李鸿章在与左宗棠作“海防、塞防”之争时,所奏之《筹议海防折》之中,虽有在应对俄、英威胁的“塞防”之议中不乏偏颇,但对西方文化从海上入侵中国、撕裂东方文化之时势、时局,却有着力透纸背的真知灼见。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一句话,技术的炮舰开始突破地理的桎梏,运载着异国文化入场博弈。带有“帝王文化”特质的儒家文化,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带有“平民文化”特质的基督文化的挑衅。

虽然,在有足够时间长度的当今来看,鹿死谁手犹未为可知。但事后看来,当初的“满汉不和”的“东南互保”,和直接要了满清之命的“辛亥革命”,无不在此折之中已暗露端倪。

在此背景地约束之下,后继政权方择善从之,进而宽待末代皇帝溥仪,确实是水到渠成、瓜落蒂熟之事。有趣的是,溥仪因民主思想而落难,又因民主思想而重生,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溥仪,他有逊帝的身份。故各代政权,也都抱着对他能不杀,就尽量不杀的初衷。

抛开孙中山成立,转瞬即逝的南京临时民国政府不说;最有可能杀他的,是袁世凯创立的北洋政府。但也是先将他圈在宫禁之内,后驱逐出宫了事;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做为北洋政府的继承者,杀他的动机,本来就不太强,因为确实隔代差辈了。

国民政府即便是在溥仪死心塌地投向日本人后,国府的特工部门天天在各沦陷区锄奸,也没对溥仪生出除奸之心,为何?人家逊帝的身份放在那里,动他,是要冒相当大的政治與论风险的。

等到抗日胜利前夕,出于凝聚民心和内部政治压倒性的需要,蒋介石踯躅良久,才下令戴笠在接收东北敌伪资产时,顺便逮捕处决溥仪,在围捕和接收会议刚刚开完,溥仪却前脚后步,偷跑成功。

由于溥仪对苏军针对关东军军事行动摧枯拉朽的始料未及,才在沈阳机场临登机前,被苏军无意中闪电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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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后来看看苏军对他还不错(独立小楼,一日四餐、不用劳动、供仆伺候),出于性格中谨小慎微,又开始担心起诸如日后回国,会被国民政府处死之类的事。

可见他内心是时刻惶恐的,对投敌叛国也是心知肚明的,更深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即便到了青山留住了,山中却没柴烧的境地,那不烧就不烧吧,活着就好!

为了保命,他会很拼,也极能利用机会。一看俄人善待他,就不顾身为异国前帝的身份,竟在赤塔收容所里,向苏政府乞求永久居留权,企图逃避想象中的惩罚。求生欲望的表达极为强烈,外表与阿斗一模一样(内在,可比扶不起的那位厉害多了)。

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溥仪情知欲留苏国,须为苏联政府出死力。为此他在法庭上,做为污点证人,不仅声情并茂,而且肢体语言特多,再加上口若悬河的英语表达,及层次分明、逻辑清晰的诉证思路,比证人还高明了律师不少。

“吉冈(吉冈安直,关东军高参、陆军中将、伪满帝室御用挂,即溥仪的日本顾问兼监督者)说满洲国,如同是日本的小孩子。梅津美治郎(关东军总司令官)也一直这么说。日满是一德一心的,日本企图把满洲,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说着,溥仪将上身极力向外探出,并张开双臂,做出一个揽物入怀的动作。一句“日本企图”,将黑锅全扣在败国的身上,浑然忘记了,自己为复辟帝制的小九九,不顾中外有别、背祖叛宗,死心塌地投靠日人的所做所为。

可见溥仪虽贵为九五至尊,为人处事却又极为市井和实际,且无一定之底线。

后来,南京政府一直在与苏联交涉,要求引渡溥仪回国受审,苏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迟迟不予同意引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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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同气连枝的红色政府引渡战犯的提议,才于1950年8月1日,在绥芬河火车站内完成了引渡事宜。至此,溥仪始在本国服刑。直至1959年被宽待特赦出狱。

1952年,东北公安部政保处执行科长董玉峰,正例行要溥仪深挖自己的罪行(那个时代的特色,大家都懂。即便是在完整掌握了犯人的罪行,狱方也要经常敲打、教育犯人一下,力图从思想层面彻底得改造罪犯),溥仪就推说自己属被迫成为傀儡,并无什么其他罪行,可供深挖和坦白的。

在受到董的训斥后,情愿屈下曾贵为万金的帝王之躯向董鞠躬,也决不再轻言、坦白什么。足见此人的慎微戒备之心,和为了活下去,时刻准备以除生命之外的任何东西去做交易的决心。

为此,董玉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接受前皇帝鞠躬礼殊荣的政府低级官员,而扬名中外。

还有一件事,当时溥仪受到中央之邀请,参与陪见到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会初,领导刚向蒙帅介绍溥仪说,“这是中国清朝的宣统皇帝”,就被溥仪抢过话头,一句“我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的辩解,倏然在那个以划成分好坏、讲政治站位的年代,站到最为正确、有利的位置上。

其实,领导不过是例行介绍一下陪同人员溥仪的历史状态,对溥仪并无特指,或标定其站位。即便如此,有着极强政治敏锐性,和出于强烈规避风险的本能,令溥仪不惜在外交场合中,以失礼插话辩解的方式,表达了自己“正确的,不能再正确”的立场。

过犹不及,却深为可谅!

回首已过去的清末宣统朝的波谲云诡、偷天换地之件件往事、故史,小至个人一生,大至家国运势,无不是由性格决定命运、时势把控性格,个人的经历再传奇,也不过是家国运势曲线中的一个小波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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