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实验的历史观

我们常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似乎历史的最大用处就在于给予我们借鉴的经验，让我们更好的认识社会的发展历程，摸清发展规律，以便于做好当下。这种历史观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被称为

实验的历史观。实验的历史观在于把历史当成实验，将作为“过去”的历史用来服务于“现在”。

历史著作家和历史学家著史的目的是把历史事件及人物记录下来，尽量使其既准确全面丰富又生动活泼的展现在后世的面前。它们对于历史的关注点在史料上，但他们都没有回答下一个问题——把这些历史资料传给后人干什么呢？后人认识历史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它是决定了记载历史的方式。

历史有什么用处？

《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在上古时代，历史的用处在于规范和约束君王的言行，彰显其美德，也就是所谓的“慎言行”，于《尚书》里体现得最为明显。此外，历史还有一个用处，就是“昭法式”，即弘扬先王美好的政治制度，使其能够传给后世——这是中国古人记载历史的初衷。

及至东周时期，王室衰微，载籍残缺。孔子想要复兴历史“慎言行”和“昭法式”的意义，无奈文献不足，于是决定依据残存的鲁国史书编一部《春秋》。在《春秋》里，孔子对历史的用处进行了扩展。

孔子编写《春秋》的直接动机就是宣扬自己的政治思想，而这种政治思想又是关于“仁”和“礼”的哲学思想的延伸。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天子之事也。”

在孔丘看来，记载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服务于政治、为了帮助开明政治的建立，这是历史最大的用处。因此，在《春秋》中摆在第一位的并不是史料的多少、叙事的完备，而是历史事件的政治意义。所以才有微言大义，藏褒贬于其中的特点。

《资治通鉴》复活了《春秋》修史的初衷

司马光及其助手编订《资治通鉴》除了恢复了《春秋》的编年体外，还恢复了其修史的精神。《通鉴》从诸史中增删修减，集成了一部书，它虽不具有原始史料的价值，却有着非凡的意义。用宋神宗的话来说就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它重新复活了历史观服务于政治的思想，用历史的经验来帮助治国理政，造福国家。与古代历史不同，古代先王修史的目的是把“法式”传给后人，而《资治通鉴》的任务却是从历史中获取经验。前者立足现在、面向未来；后者借鉴过去，服务现在。

《资治通鉴》并没有忽略对史料的呈现，在《通鉴》成书的过程中就出现对史料进行考证的《考异》一书。司马光等人也是先编成一个长编，然后再对长编进行增删修减，最后才保留下“资于治道”的《通鉴》现貌。司马光认为文人和权谋对于“治道”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战国的许多纵横家、唐朝的李杜等人都没出现在《通鉴》里。

由《资治通鉴》衍生出来的体例

在历史的实验价值得到强调之后，史书的体例也相应的出现了变化。朱熹和弟子赵师渊在司马光和胡安国的基础上，编了《资治通鉴纲目》。《纲目》是对《通鉴》进行再次删减排列的结果，它用“纲”和“目”的形式对历史事件进行人为的划分轻重，突出某些编者想强调的内容，弱化甚至删除某些史实。《纲目》仿《春秋》体例，把《通鉴》的时间简化回“春、夏、秋、冬”四季，在篇幅上做了很大的压缩，名为“撮其精要之语”。又于叙事之中多夹议论，颇有历史教科书的意味，主观观念被增强了，历史观也从侧重于史料转变为侧重于政治经验。

同样由《资治通鉴》衍生出来的另一种体例叫作纪事本末体，《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也感于《通鉴》篇幅过大，难以卒读，且一事件跨越数年，存在间断，不好认清。故《纪事本末》以事件为线索，区别门目，分类编排，更加突出了“

治乱兴衰”的主题。

古代西方的事件史

与纪事本末体类似，西洋的史书采用的体例叫作章节体。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就具备雏形了，史书依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将历史划分为各个相对独立的章节，进行分类叙述。《历史》第一卷讲述吕底亚人、波斯帝国的崛起，第二卷则抛开这个主线，改为叙述古埃及的历史、地理及风俗；在后面的章节中，忽而叙述波斯，忽而叙述希腊，历史随着作者的观念及叙述方式，被划分成不连续的片段，但这些片段又都统一在一个希波战争的大背景下。这给人形成一种感觉，

好像所有历史仿佛都是在为讲述希波战争而提供的准备材料。

古希腊的历史书大概是受了《荷马史诗》的影响，因为《伊利亚特》讲述的也是攻打特洛伊的战争事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斯战争史》也采用类似的写法，他的历史不是古希腊某一特定年代的历史，也不是古希腊通史，而是某一事件、某一战争的历史。这种历史可以叫做事件史，它惯用的体例是章节体。历史叙述依赖于作者的主观观念。

一个大事件下有许多小事件，历史书的任务在于讲清这个大事件的来龙去脉，然后顺带叙述大事件中包含的各种小事件及各种人。与编年史不同，在这种史书体例里，事件是主线，时间是支线。在叙述的过程中，忽然衍生出来的枝枝蔓蔓很容易让读者迷失方向。

之后出现的《长征记》、《远征记》、《高卢战记》、《内战记》也都类似，历史被视为某一事件的历史，而不是某一时期的历史。然而他们的修史初衷还是明确的：一个是把伟大的历史人物及事件传诵给后人，另一个是保留历史事件中的宝贵经验。

章节体的缺陷

章节体在现代的中国尤其流行，因为这种体例简单易写，而且很容易突出编者想要突出的内容，可以避开那些繁琐的考证，简单的展现历史发展的趋势，迎合大众读者低下的理解能力。还能够把编者对历史的认识轻易的灌输给读者，因此它被广泛的作为历史教科书的模板。

历史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为现在而做过的实验而已。

主观性在章节体中表现得最明显，历史本身是没有轻重之分的，但章节体的作者却根据自己的见解，强行给历史划分出各个时期，并且人为的以某年某月某日为历史的标志，给历史打上了作者的标签。历史被看成从过去发展到现在的过程，历史是一种趋势，在大趋势之下，个人显得渺小了。在章节体的叙述中，人变成了抽象的阶级，作者所处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被说成是历史发展的目的，而历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阶级的利益所进行的各种斗争。

在史评里，章节体的主观性也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打标签是惯用的做法。例如某某事件会在叙述的时候被贯以“进步”“反动”等名词，某某决策被定性为“正确的”“错误的”等判断，某某时期被称为“黑暗”，某某新时期又被贯以“盛世”等字眼。作者作为事后诸葛亮，把自己抬到上帝的高度，对历史进行指点江山。历史全按编者的主观观念给予定性，仿佛历史只是供给他用来说教一般。

“以史为鉴”的历史观有什么缺陷？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并不能概括完历史的用处。依据这种思想而编纂的历史书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特殊性。黑格尔说：“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

”我们把历史当成实验，希望从历史中提炼出原则和方法，用来指导现在的行动。可是我们忘记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有其特定的条件和特点，有其自己的时代精神、自己的内容；而现在有的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条件、另外的特点，不能妄想要从历史中提炼出百宝箱。如果只想在历史中获取少许的经验和帮助，那会是事倍功半的事。

此外，实验的历史观目的在于为人们从历史中提炼出一套经验，但是要提炼哪些经验却要由著者来决定。像孔丘从春秋的历史中提炼出礼制的经验，司马光在《通鉴》里提炼出是封建礼制、决策和伦理的经验，马克思从法兰西内战史中提炼出的是阶级斗争的经验等等、这些主观的经验又会被时代精神不同、见解不一的读者所排斥，从而对整本史籍感到厌恶，不愿意听从作者的说教和主观分析，倒是乐意重新回到原始的历史书籍中去。

因此，有时候我们在书店里阅读那些白话文的历史书，会厌恶于作者的肤浅及偏见，倒更喜欢去读那些晦涩、但客观的文言文历史原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