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我的奶奶邢宝珍出生。今年她整101岁了，虽然健在，但已经不记得我了。但我脑海里，却总记得我小时候的奶奶。
从我上小学开始，就和奶奶睡一张床。一直到上初中，我才有了自己的房间和床，和奶奶分开睡。现在我脑海里经常蹦出的都是奶奶靠在床头洗脚的情景。
奶奶的脚虽然小，但那是一双多么畸形的脚！脱掉棉袜，将裹着脚的白布条一圈圈地解开，就是我记忆中见惯的一双脚：除了大脚趾，其余四个脚趾都朝脚底板窝着。每天走路时，四个脚趾就硌在脚底。长期的走路压力，导致脚趾甲已经完全变形，形成厚厚的硬茧。每隔一段时间，奶奶都要好好泡一次脚。一个暖瓶放在手边，随时加水，一直泡到脚皮泛白、厚茧泡软了，就把左脚扳到右大腿上，低着头，在灯光下用锋利的小刀片轻轻地削厚茧。一只脚的厚茧和变形的脚趾甲削好，再给另一只脚“做手术”。不小心手劲儿大了，就会冒出血丝。小时候，我老看着奶奶这样做。我问奶奶，疼不？她就说：现在不疼了。我问：都流血了呀？不疼吗？她就说，这点疼算什么啊。
“你们真幸福啊！”小时候，奶奶看着我们几个小姑娘在大院儿里玩老鹰捉小鸡、跳皮筋、踢毽子，她就搬把小椅子坐在门边，笑眯眯地看我们轻盈蹦跳的身影。而她从五岁起，就再也没有了这样能肆无忌惮奔跑的日子。
“五岁时，我娘就开始给我裹脚。”裹脚的第一天，她就疼得晕了过去。脚趾骨被生生地掰断，拿布条紧紧地缠着。忍不住疼，她就坚决地要去解缠脚的绷带，谁知比缠时还要疼。那时候，她疼得彻夜都睡不了觉。走路时，她扶着墙，用脚后跟沾着地面一步步挪。“想起来都觉得疼啊，钻心地疼，跟上刑一样。”奶奶总是看着我比同龄人大一点的脚，笑着打趣，“丫头的脚太大，这要是在旧社会，可不好嫁人。”
1928年，奶奶十岁。当时政府严禁妇女裹脚，要求已经裹脚的女子“放足”。虽然当时有不少家长对政策“阳奉阴违”，但由于奶奶的亲生母亲去世早，终于没有人再逼着她对自己的脚下狠手。“没裹几年就开始放足，所以后来长大了不少，但折了的脚趾骨是没办法还原了。我这不算真正的‘三寸金莲’”奶奶拿她的手比了比三寸有多长，接着说，“就这么长。那会儿的标准是穿上绣花鞋，鞋底是厚厚的弯月形，还能挂个小铃铛，一走路就叮当响。”院里另一位老太太当时还在世，奶奶说她的脚基本符合“三寸金莲”的标准。我见过那个老太太穿着鞋的样子，她的脚长和脚宽差不多，走起路来，拄着拐杖还颤颤巍巍。
后来，我又见过不少裹脚的老太太，她们或拄着拐杖，或坐在马扎上看着门外的人群。额头上的皱纹，藏着逝去的青春和辛酸。如今拥有幸福生活的我，已然无法体会奶奶曾经承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些印迹像伤疤一样深深地铭刻进奶奶的记忆中。同时我又由衷地敬佩奶奶，敬佩她在封建迂腐陋习的摧残下，依旧没有屈服于道德的枷锁和三纲五常的洗脑，她不烧香拜佛，也不信迷信鬼神，她独自养育大了四个子女，早年跟早逝的爷爷识了不少字，能自己读报，还常常会告诫我们“吃亏是福，多做善事”，我们从小也是听着她讲孟母刺字、海瑞惩恶、三娘教子等传统美德故事长大的。奶奶对我的教导也是深深地扎根于我的内心，永不过时。
如今，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奶奶虽然无法再清楚地讲述当年的故事，见到我的女儿也只能拉拉她的小手，但我依旧会把奶奶的故事和教过我的道理讲给我的女儿听，就像奶奶传承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价值观一样，把奶奶的精神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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