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昨天引爆輿論的文章《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引發了非常多的討論。不過我發現，其中大部分問題都早已經在我的文章裡提過。
航通社曾經至少兩次寫過貧困孩子跨越“數字鴻溝”的問題。其中無一例外的，都談到了使用所謂AR視頻、雲課堂之類遠程教育的方法，來解決教育資源分配嚴重不公平的問題。但我對遠程課堂的態度從來都是悲觀的。
在2015年的《網絡能幫窮人拓寬眼界，改變命運嗎？》當中，航通社提到有的山區孩子在看完了外面的世界之後，又發現自己不可能短時間就走出大山，甚至一輩子只能困在這個小地方。那麼，他受到的教育讓他體會到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卻只能由此產生更多的心理不平衡。也許，這樣的他們只有一輩子呆在由虛擬現實接管感官的世界當中，才能藉以自我麻醉。
在今年2月的《你給小鎮青年再多高雅文化，也不能把他們從喊麥手遊裡拽出來》當中，航通社提到山區孩子跟你我一樣，都遇到了自控力的問題。他們在課堂上不能好好學習，不是說全都因為接觸不到優秀的教育資源，而是這些資源即使躺在那，他們也不懂怎麼去利用，也沒有可靠的老師、家長和同學，創造一個適合讀書，鼓勵上進的氛圍。
這才讓我對《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裡面提到的遠程直播課堂帶來的成就大為震驚。對於一個原來已經差不多被“判了死刑”的學校，實驗結果遠遠好於預期，可以說重新點燃了我和其他很多人對遠程教育的期望。
巨大的進步
“16年來共計7.2萬名學生，有88個人考上了北大清華”。這個數字需要計入國家對山區降分錄取等政策傾斜，以及班上“掐尖”直播等補充條件，而且需要把88除以16，但絲毫不減它的偉大。對於報道中提到的“祿勸彝族苗族自治縣”這樣一個在地圖上都很難找到的地方，它仍然是意味非常深遠的。
要知道，在像祿勸那個等級的廣大地區，由於我國撤點並校的政策，鄉村從小學一級學校開始，就面臨著嚴重的生源流失。甚至有些地方為了表面統計數字上好看，把一些原來的完全小學，改變成只上到三年級，然後從四年級開始讓孩子跑到更遠的寄宿制學校去上學。
更多的所謂“留守兒童”，他們家庭的最大問題，並非全家總財富低於貧困線。他們家庭往往算是“有錢”的，但架不住“沒人”。就是像航通社之前文章指出的那樣，他們缺乏有效的陪伴。
上學需要跋涉漫漫的山路，各種“冰花男孩”都是常態，孩子們大多數時間是隻能陪著毫無育兒經驗的爺爺奶奶一同成長，也許再算上家裡養的油雞。
你對著這樣的一群孩子說，他們上了學以後，部分的尖子被掐尖，然後接受遠程教育，以衡水中學的模式來培養，這是“反教育規律”什麼的，這真的是一種何不食肉糜的言論。如果他們深切的意識到這樣做的意義何在的話，那我想。他們肯定是求著你給他這種教學資源還來不及。
更不用說，在這些“遠端”班級中，老師和學生們知“恥”而後勇，用無限的毅力和奮鬥去彌補從“幼兒園”甚至“受精前”就落下的起跑線差距，而不是像我擔心過的那樣，產生普遍的悲觀態度和心理問題，更是讓我重新認識了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偉大之處。
對於原先資源稟賦為零，甚至為負數的鄉村教育來說，提供一個好的資源和標杆在那裡，雖然會有很大的問題，但是畢竟是從零和負數提高了很大一塊。無論如何，無論它是不是如某些報道所稱是“肥了”中間商什麼的，它都首先應該被定義為一種進步。
說完了這些，接下來就該說問題了。
名師輔導不要錢？
首先，這個直播教學是否是“慷他人之慨”，佔用了名校師生本來不應該無償分享給別人的教育資源？
丁磊領導下的網易開發了公益項目“網易公開課”，他也肯定會深入瞭解到遠程教育的實際推廣之難。他很難保不會像胡瑋煒說摩拜單車那樣，產生“就當是做公益”的想法。
所以，我們看到了丁磊那條激動的朋友圈消息。丁磊提到，他希望用這種方法，讓全國所有的小學和中學都變成“學區房”。這個比喻在形象之餘，也說明了問題所在。
“學區房”意味著搶到優秀的學校。何謂優秀的學校？在學校各要素的組成當中，我們之前一直強調的是優秀的生源——讓自己的孩子與同樣優秀的孩子成為同學。我們也強調師生、家校關係——老師不會通過家長微信群發號施令，更不會把自己該擔起來的教學任務推給家長，而是會提供更多真正意義上的素質教育、人格教育，和讓孩子出外長見識的機會。
所以相對而言，老師在正式上課時的授課質量這一點，一般被認為是一種附帶的優勢，而不多為搶“學區房”的家長們提起。
讓貧困孩子跟名校孩子同上一堂課，同做一套題的方法，簡單粗暴的讓名校最基礎的課堂教學優勢這一點，重新得到了直觀展現。
長期奮鬥在教學一線的名校老師們——當中不乏“特級教師”——總結出來的這一套教學理論和技巧，就這麼被人拿去“做公益”了，那麼老師的權益當然是受到了損害。簡單地說，這些老師並沒有義務要給其他學校的學生上課；往嚴重了說，這更是在“竊取”他們的勞動成果。
這些老師講的課，如果放到20年前刻成VCD，已經能讓他們發家致富，實現財務自由；現在像猿輔導這樣的網站出現，更為這些教師在公辦教育體系之外，營造出更大的創收可能。教育產業龐大的市值和城裡孩子們求而不得的課外培訓班名額，充分說明了“知識是有價的”。
做公益歸做公益，怎麼解決老師的知識產權被盜用的問題？我曾經就此提出的方案是，對於有價的知識輔導產品，應該通過轉移支付，提供補貼的方式，讓老師這一端享受到足夠的報酬，而由國家、公益組織或商業機構來補足中間的差額，讓貧困學生們不掏錢或者少掏錢。
而現在我們從中青報文章中看到的情況是，成都七中的老師和學生，都沒說他們從這種直播當中拿到了多少錢。更有人挖掘出執行該遠程教育項目的公司的財務關係鏈，才體現出這中間其實是有產生利潤的，但利潤恐怕都到了中間商的手中。果真如此，它也完全有理由受到更多的非難。
課堂隱私怎麼辦？
其次，“名校”老師和孩子上課的一舉一動都被人直播下來，他們的隱私如何保障？
雖然理論上，一份視頻可以分發給全國好幾億學生看，但已經參加計劃的學校，不可能就這樣將他們的視頻直接擴大量級，給全中國的孩子們播放。
一個十幾歲的孩子，知道自己在上課的畫面，會被另外一個地方的人現場看到，他的一舉一動都在別人的觀察當中，要說讓他不緊張，這是不可能的。
在中青報文章當中，已經展現出了有些成都七中老師和孩子們，被對口學校的師生認出來，並且短暫成為“網紅”的情況。
雖然以報道當中的口吻，“被網紅”的師生對此並不介意，並且有所感動，然而這有多少是因為對方貧困，別無選擇而產生的憐憫之心？如果泛化到不那麼貧困的地區，他們是否還能承受課堂細節被人看到的後果？
更早前，我們在意的其實是自己孩子在課堂上的自習畫面，被不當的流出到安裝了360攝像頭的監控直播網站上。在那些添加了彈幕的直播視頻當中，你會看到有哪排哪座的孩子交頭接耳，或是異性同桌之間的短暫交流，都會被人捕捉下來。彈幕裡面說兩句都是輕的，甚至截圖放上微博，被人炒熱也說不準。
那一次隱私失控的大型狂歡，最後造成了360關閉水滴直播的後果，也證明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自然而然的接受“被直播”，這意味著隱私權利的讓渡，孩子和老師都要付出一定的心理成本。
不管是以前的VCD還是晚近的MOOC公開課，由於所有參與者都被明確告知他們的講座將被公開發放，而且並不是上的每一節課都被曝光，可以說不存在大量的隱私問題。
然而，完全直播課堂的模式則不然。可以說，如果沒有直播帶來的“真人秀”般的“臨場感”，沒有課堂上參與者隨機體現出來的小突變，課程將大大喪失應有的吸引力。就算孩子們再沒見過世面，什麼叫錄播，什麼叫直播，他們完全分辨得出來。
正是中青報文章中提到的老師上課時候罵學生，不得不掐掉話筒的那份“真性情”，創造了即使是遠端班級，也能大部分學生被吸引住，堅持下來看課程的“奇蹟”，這種“臨場感”一定程度解決了遠程教育無人監督帶來的效果問題。
這恰恰就是以犧牲被直播課堂參與者的隱私作為代價，才能實現的。
被“革職”的老師何處安放？
最後，一旦直播模式廣泛的進入貧困地區的學校課堂之後，原先在他們那裡的老師，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顯而易見，在被報道出來的這則實踐當中，孩子們都必須通過做同一套卷子，來檢驗自己的學習效果，而這些試卷的評卷過程，肯定是由原先給他們親自上課的山區老師來完成的。
如果將這個過程類比為由人工智能來取代人類，那麼這些教師的一半職能已經被取代了，他們已經率先成為了所謂“AI輔助工種”，他們的任務就是判卷子，還有對學生即時答疑，這是他們當下存在的最大意義。如若不然，他們的角色完全可以由並不懂怎麼講課的所謂“生活老師”來取代。
一些老師由此覺得，課不是我講的，卻要我來給孩子“善後”，喪失了成就感。因此有的老師撕書，搞“盧德運動”，破壞“生產工具”以示抗議。
更進一步的，如果這些孩子們普遍可以將試卷上傳到電子閱卷系統，現在的一些AI閱卷功能，已經可以將大部分客觀題和一小部分主觀題的判斷自動化。而老師的功用將會進一步萎縮，只需要將機器得出的判斷結果進行大致比對，他們的實際職能將會進一步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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