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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 王鵬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週刊》2018年第35期）

8月2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高調宣佈，美國已經與墨西哥達成“史上最大貿易協議之一”，並表示打算終止美、加、墨三國簽訂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據消息人士稱，兩國在此前的幾天裡，在能源和汽車領域的談判取得重大突破。對此，特朗普不無得意地說，馬上他就會用一項美墨雙邊協定取代NAFTA。到那時，擺在加拿大面前的只有兩條路：要麼加入美墨新協定，要麼面臨美墨的關稅懲罰。與此同時，美國的製造業將全面復興，大批的工作機會即將流回。

消息一出，有人認為這是NAFTA的“全面升級”，使北美地區朝著“更加公平”“更有效率”的經貿一體化邁進；也有人憂心忡忡，認為這是特朗普的手腕，旨在“柿子專撿軟的捏”——先拿下最弱的墨西哥，然後拿著美墨協定“倒逼”加拿大就範，如此則將危害自由貿易的公平性與公正性。

尷尬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特朗普究竟有何不滿？

所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美、加、墨於1992年簽署的關於三國間全面自由貿易協定，於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從而宣告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彼時，NAFTA雖然只有3個成員國，卻憑著3.6億人口、6.45萬億美元國民生產總值以及1.37萬億美元的年貿易總額力壓歐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

數據顯示，協定簽署後的20年間，美、加、墨三國的貿易額增長了3倍。然而，2017年，奉行經濟民族主義的特朗普上任後，便屢屢公開表達對這一協定的不滿，甚至揚言美國將退出北美自貿區，認為這些協定片面有利他國而對美不利，使外國產品大量輸入美國，遠多於美國的出口額，導致美國際貿易逆差激增，同時造成了美國大量工作崗位流失。

在美方的一再要求下，墨西哥與美國開啟了數輪談判。與此同時，特朗普也左右開弓、南北出擊，一方面在談判桌上威壓墨西哥，還在今年5月指使美國商務部以“加拿大、墨西哥等國輸美汽車及零部件涉嫌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為由進行所謂的調查。醉翁之意不在酒，這顯然是打著“國家安全”的幌子給談判對手施壓罷了。也有經濟學家估計，所謂的“退出”不可行，充其量只是一種威脅，這是因為在三國現有經濟相互滲透與依賴的前提下，美國單方面地貿然“退出”只會使自身的經濟雪上加霜。

特朗普的“小手段”

或許也正是基於這一點，加拿大在特朗普的威逼之下，始終沒有輕易就範。過去的一年中，加拿大的談判代表在不斷地更改NAFTA條款，但在過去的5周裡，加拿大並沒有參與討論。於是，美方加緊了對墨西哥的談判節奏。

某種程度上說，特朗普很走運，因為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他抓住了墨西哥新舊政府交替的機會。由於墨西哥國內政治的原因，此次特朗普實際面對的是兩個談判對手——即將離任的墨西哥總統恩裡克·培尼亞·涅託與即將上任的安德烈斯·曼努埃爾·洛佩斯·奧夫拉多爾。前者想要借保留《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一些制度性安排來約束繼任者，而對後者而言，如能在自己上任前與美方達成協定，則能將美國可能帶來的負面政治衝擊減弱。特朗普或許恰恰抓住了二者這樣的心態，從而推進了自身的議程與利益。從這個角度講，特朗普也不愧為一個狡詐的商人總統。

但如果從國際社會的角度看，美墨此舉恐怕開了一個不好的先例。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的原則本來就應該是一種“共同體精神”，即通過團結本區域內的所有國家達成共同遵守的協定來維護、增加共同的利益——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然而，此次特朗普的墨西哥“微操”，實質上背離了共同體精神，而是以骨子裡的單邊主義或“少邊主義”來推行的政策。美國通過雙邊途徑，先與議價能力較弱的談判對手達成初步共識，然後逐步擴大，一點一點倒逼議價能力較強的對手就範，即要麼承認既成事實，向美妥協，要麼遭受美國及其“非自願追隨國”的聯合圍堵。

對此，英國《金融時報》的社論評論道：“新協定達成的方式與協定本身一樣令人不安。”從這句評價背後，人們或許能夠讀出一種道義上的憂患與批判。遺憾的是，美國當前的執政者對國際道義與規則缺乏絲毫的敬畏之心，其眼中只有美國本國的利益和強權的護持。

美墨新協定的後果

這份尚未完全確定的雙邊協定究竟有多大分量呢？在特朗普本人及其支持者看來，這顯然是這位美國總統的最新“政績”。

但也有觀察者認為，這不過是一些表面文章。新協定中，汽車原產地規則的要求變得更高（編者注：美、墨雙方達成的初步協定規定，只有當一輛汽車上75%的零部件在美國和墨西哥製造時，車企在進出口時才能獲得零關稅優惠；而NAFTA之前的規定是62.5%的汽車零部件須在北美自由貿易區製造）。這可能產生一定的連鎖反應，譬如一方面增加汽車整車生產的活動向美國本土的迴流，同時藉助削減零部件進口的數量來定向排擠其他國家所製造的零部件。可是，對於美國本土的消費者以及全球購買由美國組裝出產的整車的消費者而言，將別國產的零部件強行從北美供應鏈中剔除，究竟會增加他們的購車成本、增加生活負擔，還是降低成本、帶來實惠，結果是顯而易見的。

當北美整車生產體系因其供應鏈複雜化而推高成本後，來自印度、歐盟、韓國，尤其是日本的汽車生產商有可能通過採取新的、更有效的成本控制手段來降低他們出廠的整車價格，從而贏得北美乃至全球汽車市場的更大份額。而到那時，“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特朗普恐怕又不得不“重操舊業”——通過對這些國家的廠商徵收超額關稅來平抑他們的成本優勢。這又是何苦呢？或許到那時，飽受美國經濟“霸凌”之苦的世界各國、各大行業、各大公司，都將聯合起來，共同抵制這位高傲的經貿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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