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李伯安作品展”展览现场
今年5月，是李伯安逝世20周年，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化厅、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南省文联、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主办，河南省美术馆、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承办的“二十世纪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李伯安作品展”于5月9日在河南省美术馆举行了开幕式。展览其实在4月28日即与观众见面，将延续至5月31日。开幕式后还召开了李伯安艺术研讨会。
李伯安1944年出生于洛阳，生前系河南美术出版社副编审、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他的作品寄寓着对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深切关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此次展出的作品，时间跨度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既有其代表作《走出巴颜喀拉》，也有早期创作的“太行系列”，还有一些素描手稿和历史文献，希望可以立体地呈现出李伯安的艺术历程和创作脉络，使他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精神在当下获得更好的理解和传承。
“现实主义”画家
1998年5月2日，时近中午，李伯安已在画案前工作了几个小时。他想离开画室，但在门口倒下了。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一般的说法是，“耗尽心血，累死在画案前”。“累死”，在医学上，不是严谨的说法，但只要站到作品面前，即便对作者全无了解，也能明白这种说法的由来。李伯安的创作，特别是逝世时还未完成的《走出巴颜喀拉》，体现出罕见的生命力量，动人心魄。
但他突然的离世，冻结了他的艺术成就。作品再不能完成，未经润色，只能以残稿示人。他死于54岁，一般说，这是一个艺术家创作的最佳时段。即令再无提高，以同样的方式制作些作品，也不会使人无聊。但在李伯安都不可能。看过他的作品便会明白，他从不满足、停滞。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
他没有受过系统的美术教育。虽然15岁时陪朋友考试，考入一所美术学校的工艺美术系，但朋友落榜，工艺美术也不是最爱。可已经考中，便不能再考，学不上不行。开始时不快，习画稀松平常。后来觉得不对，便发奋图强，夜以继日地钻研，水平大增。然而他17岁时，学校停办了，简历中只能写上“肄业”两个字。不过他的美术水平已经不错，可以——也不得不——画人像、插图赚钱了。20岁上下，他开始在小学代课。“文革”开始后，画了很多领袖像和宣传画，也随着河南省出版社的编辑深入生活。1969年到了工厂，没做多久徒工，就开始从事宣传工作。其间不时被洛阳市有关单位、河南省出版社、省博物馆等机构借调。1975年，他正式成为一名美术编辑，之后，虽然几经变故，但美术编辑都是他的职业。——无论怎么讲，他都是一名“业余画家”。
李伯安27岁就收现在的中国美协理事陈钰铭为徒，有人追随，但真正出名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期，他画太行山。不画山水，画人。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景物固然重要，但其重要处，在于能烘托人物。先是《太行人》参加河南省美协的比赛获奖。1989年，《日出》参加全国美展获得铜奖，让全国美术界知道“河南出了一位年轻有为的写意人物画家。”有媒体报道他，也有大学邀他去做讲座。
“太行系列”非常优秀。虽然他也画其他题材，比如古人小品，也有实验性较强的作品，但“太行系列”掩盖了其他光芒，让他成为一个“现实主义”画家。此次研讨会上，便有学者指出，说李伯安是“现实主义”画家不准确。他的作品，精神性远超过写实性，虽然不能简单地称之为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但不是传统的、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这种以形写神的倾向，实际贯穿其整个创作生涯，但此时显露还不充分，何况作品是多次去采风写生所得，又是太行山，又是面庞粗糙、神气骄傲的老农民，再加上素描扎实、造型准确的功夫，就不得不说是“现实主义”了。
他此时的画作，整体讲，还是比较传统，或者说，常见的。墨色层次丰富，用大面积的晕染表现衣物和背景。造型和构图考虑素描和透视，人物不多，多置于实景之中，虽然景物往往画得简略。构图也比较单纯。作品的尺寸不算大，特别是和今天的全国美展作品相比。看过蒋兆和等融合中西的人物画家的创作，就能明白其中的传承与沿革。
这些作品虽然很好，但并不惊人。惯看中外展览、古今绘画的人，会赞赏这些作品，而不会赞叹。惊人的，是他之后的创作。只有站在展厅中、作品前，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要在作者逝世20年后，举办展览，研究一个中国美协会员、出版社编辑、“业余画家”的作品，
陈钰铭说，李伯安是一个艺术家。要提倡李伯安精神的话，也一定是一个艺术家的精神，而不是劳模的精神。要提倡的不是“累死在画案前”——这和艺术水平没有必然的联系。李伯安的艺术水平是他的作品奠定的，而不是他的死。
每个家庭都会纪念先人。李伯安的离世，和其他死于心脏病或者脑出血的人并没有什么分别，只能感叹自然的无情和生命的无奈。虽然突然的逝世使他声名大振，引猎奇者和不屑者来看这件“耗尽作者生命”的画作，但这不是这次举办公开展览，共同缅怀他的原因。
站在画作前的人，难免想象作品完成后可能的样子，感慨，扼腕叹息。
追溯黄河源
1988年，李伯安44岁。此时，他便开始酝酿画一部体现黄河文明的作品。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化的源头。黄河的源头又在哪？巴颜喀拉山。他于是借了朋友的相机，一个人深入青海藏区采风。这就是《走出巴颜喀拉》的源头。这件作品，伴随着他此后十年的生活。而此时他已经出现用脑过久会后脑发木的现象。这种颈椎病，也伴随着他此后的创作。
1989年，他和一个日本收藏家结缘。对方在筹建一个美术馆，收藏一些中国水墨作品，希望他画一件巨幅水墨人物长卷。双方谈妥，就画“黄河源头”。李伯安于是再入青海藏区采风，购买大量资料，准备创作。1991年时，他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圣山之灵》一段。这一段当时只有6米长。1995年，他在前面加了一段序曲，才形成现在的规模。他是“业余画家”，对作品要求又高，这样大规模的创作，进度不可能太快。但夜长梦多，时间拖久了，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这位日本收藏家西部基夫先生，在1994年病逝。之前的协议也因此难以履行。他可以放弃这件作品，继续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探索。1994年，他已经是河南省书画院的院外画师，作品又一次入选全国美展，称得起是优秀画家了。决不能说满足于此的艺术家没有追求，只是李伯安的追求更大——他要完成这件已触动他心灵的作品。
展厅中有他的素描小稿，对比实际作品，很难说究竟有多少关联。《天路》一段重新画过。展出的《开光大典》是第五稿。其他几段，从小稿到作品，也有多次修改。
1996年的时候，他向供职的出版社提出了一份申请：希望有“1至2年时间用于创作”，并表示，“在此画制作过程中，个人工资停发。此画完成上班后，再开始发给工资。”此前，为了这件作品，他已经谢绝了一切画插画的请求，可时间和精力仍觉得不够。出版社同意了他的申请，他全力投入了长卷的创作。
他计划在1998年底全部完成这件作品，和他申请中的想法一致。但当年5月，他离开了人世。逝世前正在创作的是《开光大典》第六稿，刚开始不久，仅有几人落墨。
如果每件作品只画一遍，可能早就完成了吧。
攀登“巴颜喀拉”
《走出巴颜喀拉》有一个问题，虽然每一段都很精彩，但整体并不统一。第一段《圣山之灵》完成最早，也最特别。描摹细致，大量使用色彩，颜色鲜明，层次丰富。之后，颜色几乎消失，纯靠笔墨线条表现人物，并大量使用枯笔焦墨。对大尺幅作品来讲，这是一种非常冒险的做法。线条黑白对比太强，很容易使整体关系失衡，让画面纷繁琐碎。李伯安借鉴了木刻版画的技法和雕塑的构图——这是两门几乎全靠黑白明暗来体现人物的艺术。他把这两种艺术融入自己的创作，更利用了中国画的笔墨特点，大开大合，气势雄强。他擅用对比：全篇用墨都枯，相形之下，有一点润，便极润。人物的面部神情便因此凸显，神采奕奕。《天路》一段中一个妇人抱着的婴孩尤其动人，生动的造型和细致的光影显出皮肤的润泽，但不是江南的孩子，有吹弹可破的柔软，而是韧的，经得起风霜的。这一段左边的部分，还大片出现了红色的旗幔，在黑白两色之上，对比极为强烈，像烈火燃烧。《赛马》一段几乎没有灰色，连马的眼睛都是黑的，阴鸷地，直直地，猛烈地冲观者跑着。《开光大典》一段则让人想起《八十七神仙卷》。但他不满于婉转的勾描，更加入粗犷的皴写，显得厚重苍凉，不再是飘飘然的神仙，而是苍凉古朴的人生。——他不安心于某种固定的模式，每一段作品都有不同的处理和解决方式。全卷260多个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有独特的神态。有理论家认为，人物的神情，便是画家心境的写照。画时从容，人物便恬静，画时激奋，人物便昂扬。他不是预定一个主题，让所有人物都显出同样的神色，以突出悲壮或崇高，而是创造一个环境，让所有人自由发挥。但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之中，比如在展厅里观看他的作品，即使神态各异，也总有一个统一的主题。这给作品不同于一般主题性创作的生动与活泼。他于环境着墨不多，而是用山水画的技术，皴出历史的沧桑和高原的风霜，砥砺出各异的有透明心灵的崇高人像。他用八九头身的比例画人，这是古希腊艺术中，描绘英雄的比例。他更用皴法画人，把衣服和姿态都当作山石来处理，给作品纪念碑一样的肃穆。
他一直在寻找一种语言，表达他的心境。学者们对《开光大典》一段赞不绝口。这是完全的写意画，笔墨的，入古出新的，是现代水墨人物的典范之一。不像有些段，借鉴版画、雕塑较多，不够“传统”。无论追求现代的，还是保守传统的，都要称赞《开光大典》是优秀的作品。但他计划画第六稿。很难想象，在此基础之上，第六稿会是什么样子。
很难想象，在李伯安的心中，《走出巴颜喀拉》会是什么样子。唯一能肯定的是，他不想画一件平庸的作品。由于场地的限制，据说，李伯安本人从没有见过这件长逾120米的作品全挂起来后的样子。即使河南美术馆，一个省级美术馆，拿出一整个展厅，也只能将将装下这件巨作。由于建筑结构的限制，作品还不得不沿墙弯折，无法站在一个地方一览全貌。
如果李伯安有机会看到这个展览，这件《走出巴颜喀拉》中，会有几段满意，会保留多少？
天鹅之歌
《走出巴颜喀拉》作为艺术作品，并不是无懈可击的。首先，作为一整件艺术作品，即使补上未完成的部分，也是不统一的。而且创作时间跨度长，对比之下，更显出前期的拘谨。这种不完美因此显得更加严重。
但这并不影响这作品的意义，以及展出、研究它的价值。思考画里画外，这件作品作为画家生命的结晶，已经完美地阐释了主题。走出巴颜喀拉：上溯文化、历史、精神的源头，不断攀登，在高处回望生活与世界。作品的创作过程和表现主题是统一的：不断升华，走向高处，走向纯粹与净化。不是出世隐逸的高超，而是饱经世事的从容。一次展览中，有观众把展览前言的最后一句“中国美术史不会忘记李伯安”改了。划掉“中国”，改成“人类”，还加了一句：“20世纪人类绘画之巅峰。”
业余画家的身份也许是李伯安的优势。因为时间有限，必须去除冗杂，画最想画的东西。不以此为业，也不必迫于生计，画很多不想画的东西。没有系统的美术教育，也就没有旧范式的束缚，让他可以自由地寻找自己。
但一个爱画画的人，被他事缠身，无法专心绘画，总不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如果他有充裕的时间，会不会不强迫自己在1998年底把画画完？他去世的前几天，陈钰铭和画家刘国辉去看他。他正在画《赛马》一段。刘国辉觉得画中气息不对，让陈钰铭劝他去休息疗养。他似听似不听，吃饭时陪着喝了不少酒。
如果有人划定一个期限，你所爱的一切事情，都必须在此前做完，你会爆发出极大的力量，不顾生死地完成，还是任其自然，随遇而安？
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到一句古语：“文章憎命达。”也许吧。现在写意画的衰落，其根源是否是因为生活空虚，根本无意可写？虽然技法娴熟高妙，却只能在旧纸和洋画的缝隙里寻找“创新”。李伯安的实践至少说明一件事情：一个真正的自我可以寻找到一种自己的语言，用这种语言，可以表现超越时间的伟大和崇高。
李伯安的精神，正是艺术家的精神。
《日出》 （132×152厘米，1985年作，1989年获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铜奖）
《草妞》（77×46.5厘米，1983年作）
《洞庭秋》（182×96.5厘米，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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