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以中國現代史為專業的大學老師。“現在的中國究竟是怎麼了？”突然被這麼問時，最近常常窮於作答。另一方面，有時也會有人來拜託判讀卷軸上的漢字。大家總覺得，既然是研究中國的專家，認字兒應該不在話下吧。這次披露的奇談，原本也是從這類別人拜託的小調查開始的。
我出身于山形縣莊內地區的農家。1996年末，也就是二十多年前回故鄉時，老家菩提寺的住持詢問，能不能幫忙調查一下寺廟本堂正殿內貼著的拓本有什麼來歷。那是一座叫宗蓮寺的寺廟，屬淨土真宗，天井上貼著百餘枚一尺見方的大字拓本。以前也沒留意過，被這麼一說，那麼漂亮的拓本的確與鄉下寺廟不太相配。但這座寺廟創建於明治二十二年（1889），並沒有什麼悠久的歷史。住持只知道這些拓本似乎是老早以前，那位叫常盤大定的著名學者送給寺裡的。
1996年12月31日所攝宗蓮寺藏拓本照片
常盤是戰前日本佛教學者的代表人物，生於1870年，死於1945年，宮城人，曾任教於東京大學，本人也是淨土真宗的僧侶。1920年至1928年間，曾五次到中國調查佛教史蹟，帶回了大量照片與拓本，這些都為人所熟知。對於住持的拜託，當時的我暫且答應了，雖然也拍了天井的照片，但並沒有打起精神立刻調查，就擱在了一旁。因為不管怎麼說，常盤大定的資料單是拓本就非常多。宗蓮寺的這些拓本，不知具體在哪裡，或者還有可能並不是中國傳來的，若要調查的話，也不是業餘就能完成的工作。雖說我是宗蓮寺檀家的晚輩，但心裡想的卻是——還是饒了我吧，這倒真不是假的。
常盤大定
就這樣過去了十年無所事事的歲月，轉眼到了2007年3月，很偶然在新聞上看到一則消息，應該是“福岡的九州國立博物館展示最近從中國帶回的巨大佛經拓本”吧。瞧見展示的拓本，那熟悉的雄渾書體，哦哦，無疑與宗蓮寺天井的拓本是一樣的。新聞甚至還進一步親切解說雲，這是山東省泰山山麓河岸岩石上雕刻的金剛般若經拓本。我知道露天岩石上雕刻的經文就是泰山石經，第二天便早早去翻看常盤大定的調查記錄《支那佛教史蹟》（1925年）。他曾於1921年去過泰山，當時帶回的拓本與宗蓮寺天井的拓本正是相同之物，確認了這一點，實在很令人雀躍。正所謂得來全不費工夫，什麼都沒做，答案卻來到了眼前。
我複印了《支那佛教史蹟》中有關拓本的部分，又將泰山石經的位置、年代（公元六世紀的北齊時代）以及常盤大定曾經造訪彼處等事大略寫了一段介紹，報告給住持，完成了十年前的作業。但雖然知道了拓本的出處，而這樣貴重的拓本來到山形這樣無名小寺的經緯——也就是說，有關常盤大定與宗蓮寺的關係，當時還不曾考證出來。若是連住持也不太清楚寺廟的緣起或拓本來源的話，不知道這些也是沒辦法的事——姑且這樣安慰自己。又過了十年，2017年春，宗蓮寺新任住持接班，六月將舉行繼承儀式及法會，寺裡聯繫說，希望能將之前拓本的故事作一回紀念演講。
常盤大定《支那仏教史蹟》（金尾文淵堂，1923），1921年11月11日登泰山，觀經石峪金剛般若經。
常盤大定等人在泰山經石峪調查
這實在是絕無僅有的衣錦還鄉的機會。老實說，上次調查所得，是睡夢中的歪打正著。還鄉所衣之錦若與十年前一樣，那未免無趣。心裡默默想著，遂決定稍微認真地去調查一個月。最大的要點是常盤與寺廟的關係。常盤自己是真宗大谷派的僧侶，可是單憑這點，實在不能成為拓本被送給宗蓮寺的理由。
因為宗蓮寺沒有關於常盤的資料或記錄，因此需要改變探索的方向。常盤所任住持的仙台道仁寺、宗蓮寺的本家——酒田本慶寺、據說常盤曾贈送過佛像的鶴崗豪商府邸等等……就這樣，終於發現了常盤大定與宗蓮寺的聯繫。原來常盤的夫人千代正是宗蓮寺創立者、初代住持本多藏界（1843-1918）的女兒。還找到了慶祝藏界還歷的紀念文集。其中不僅記載了藏界熱烈傳教的往事——差不多將整個村莊的信仰都從禪宗改為真宗，還收錄了常盤大定贈送給這位岳父的詩。那麼可以推斷，娶了這位在世間熱烈傳教的本多藏界之女的常盤大定，曾把在中國所收佛教資料當中的泰山石經拓本贈送給了妻子的孃家——宗蓮寺。那應該不是在正殿落成的明治時代後半期（19世紀末），而應該是在常盤1921年去中國調查之後，那麼就是藏界去世後的事。差不多搞清楚這些事情之後，在演講之前，我給新任住持電話，把大概內容告訴了他。新住持知道了這些自己也不懂的寺廟緣起以及寺廟與常盤的關係，表示非常感謝，稱如能在演講會上說這些內容，檀家的信眾肯定會很高興。
本多藏界
常盤大定與夫人千代（後排坐者）
有關拓本的情況，調查清楚到這個地步，按說準備已近乎完美。但我還有一點很在意。那就是常盤大定帶回的泰山石經拓本，剩下的都去了哪裡。泰山石經有千餘字，常盤迴國後在東京帝國大學召開的調查報告會記錄中也寫道，帶回了九百多字的拓本。宗蓮寺所藏者，即主要貼在天井的那部分，大約百餘字。那麼此外應該還有八百多字。據說常盤大定的拓本收藏在關東大地震及二戰中損失甚多，若果真如此，那麼宗蓮寺的拓本就更有價值了吧。
這樣想著，就在演講準備差不多已告竣的六月中旬，突然發生了奇蹟。那就是竟然發現了常盤大定帶回的泰山石經拓本的殘餘。而且不在別的地方，恰恰正在我工作之處——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有泰山石經的三件拓本。那是演講會即將開始的前三天，教授會時大家閒談，我說在山形的寺廟裡有常盤收集的拓本，這次要去那邊跟人講一講來歷。研究佛教史的同事船山徹教授聞言見告雲：“提到常盤，聽說他的弟子橫超慧日（1906-1995，愛知縣生，1929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印度哲學科，大谷大學名譽教授）去世後，家人將橫超舊藏的拓本之類贈給了我們研究所呢。”可以充分假設，橫超舊藏的拓本中，也包括生前從老師常盤大定那裡得到的東西。心頭狂喜，去收藏橫超所贈資料的研究室一看，果然有三件一尺見方的拓本。是“我”“無”“相”三字。雖然沒有字條或筆記說明是哪裡得來的拓本，但一目瞭然正是泰山石經。頓時渾身如過電一般。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常盤大定舊藏泰山石經拓本之一
6月18日，在宗蓮寺的繼承法會之後，於正殿內舉行了演講會。沒錯，正是那天井貼了拓本的正殿。演講臺的角落裡，藏著我從京都帶來的三件拓本。得到了研究所的外借許可，將它們非常珍重地帶了出來。
天井的拓本是泰山石經，寺廟的緣起與常盤大定的關係，拓本與寺廟的關係——關於這些差不多講了一個多小時。最後，我說：“其實還找到了這幾件東西，在我工作的地方。”便取出了那三件拓本，擺在演講臺上。聽眾大約五六十人，裡面也有我少年時代的同窗。會場自然響起驚呼，還有合掌的虔誠信徒。我也不由靜默。
作為研究者中的無名之輩，我曾經進行過各種調查。對於新資料或新事實的發現，我也自負有某種程度靈敏的嗅覺。但調查內容出現這樣戲劇性的結果，當然也是生來頭一回。宗蓮寺所在的橫川，是大約僅有九十戶人家、三百五十餘人的偏僻村落。我小學二年級時，小學就因學生減少而與近鄰的小學合併。高中畢業後，我離開了這座村莊，一直生活在京都。生長於這座村莊，又成為研究中國學的一位大學教員；受這座村莊的菩提寺之請，調查來歷不明的拓本珍品；經過了二十年歲月，不僅知道了拓本的由來，更不可思議的是，還在自己的工作場所找到了這些拓本的昔日同伴，這實在是世上少有的奇遇。
宗蓮寺正殿天井拓本
山形的小寺有常盤大定所贈從中國帶回的拓本，我生於這座寺廟的信徒之家，因為長大後研究中國、所以在現在的研究所工作，寺廟住持請我做一個有關拓本的演講，常盤大定弟子死後、家人將其舊藏贈送人文研——這樁樁件件，缺一環都不會有這次的奇遇。這正是初夏的小村莊裡發生的奇蹟般的事。
常盤帶回的資料當然不僅限於宗蓮寺所藏的這些拓本。以後的工作是探索、核查其他地方能看到的常盤舊藏拓本等資料。總覺得奇緣還會繼續。
（本文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石川禎浩教授所作，原文刊於《圖書》2018年5月號，巖波書店出版。蘇枕書女士譯成中文，由澎湃私家歷史欄目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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