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生活中，一個人害了病，往往能夠得到人們的同情和幫助，而一個人犯了罪——這我們可以理解為思想上害了病，得到的卻往往是鄙視、指責和嚴厲的懲罰。沒有人願意害病，同樣，肯定也沒有人願意犯罪——儘管實際上犯罪往往是一個人的主觀故意。要不，你試著對一個十來歲的孩子說，你長大會成為一個罪犯，他肯定會不高興，即使是一個手法高超的罪犯也不成。而你如果對他說，你會成為一個老闆，他則肯定歡天喜地。
小時候，班主任預言：在你們這些同學當中，會有科學家，會有解放軍，會有工人、農民。然後話題一轉：肯定也會有罪犯！現在想起來，不知老師為何如此“歹毒”，但當時此話一出，嚇得我們一愣，然後互相看看，看究竟誰象是未來的罪犯，但是看誰誰不象，誰的臉上也沒有貼著”罪犯“的標籤。不過後來，在我的這些同學當中，竟真的出現了一個殺人犯。
而一個人之所以成為罪犯，是由許許多多的因素促成的。這些因素，有些是客觀的，有些是主觀的。而罪犯之所以犯罪，也往往有自己的邏輯，有自己的理由——這裡先不說其理由的對錯。而理由的產生，也是由許許多多因素推動的。就象是路標，如果我們總是碰到錯誤的路標，那麼在不知不覺間就可能步入深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那些“步入深淵”的人，我們也是應該抱著一顆同情之心的。
還有一些罪犯，犯罪前也就是和你我一樣的普通人，只是一個非常偶然的因素，使他偏離了正確的人生軌道。還拿我的那位同學作例子，他殺人的時候還只有十五六歲，在大街上遭到了一個成年人的欺負，忿忿中回家掂了一根鐵棍就出來了。事有湊巧，剛好見到那個人正背對著自己往前走，結果一棍下去，奪去了那個人的生命，也奪去了自己十幾年的最美好的青春時光，在我們這些未來的科學家、解放軍、工人、農民還在課堂裡讀書的時候，提前驗證了老師預言的正確。如果不是出現了這麼一個意外，那麼我的這位同學也就可能象大多數人一樣，在該工作的時候工作，在該結婚的時候結婚，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甚至比一般人更普通，更平常。因為在學校的時候，他就是一個非常不顯眼的學生。
我不知道一百個人當中出現罪犯的機率有多大，想總不會小於1%吧？出生時，大家都是一張白紙，但命中註定其中的1%要不幸成為罪犯，只是我們最初不知上帝把“罪犯”的標籤貼在了誰的身上。我們可以說他們是自作自受，關鍵是上帝安排誰自作自受。
你是不是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好人？那麼我問你，你在夢裡做沒做過壞事？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麼你心中就存有“壞”的種子，具有當“壞人”的潛質，只是在現實生活中沒有碰到合適的“機會”而已。一旦外部條件具備，你心中邪惡的種子就會發芽，然後結出惡的果實。這個過程可短，可長，短的時候只需幾秒，一時的衝動就會使你從一個“好人”成為一個“惡人”，長的時候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私慾慢慢膨脹，然後在你身上打上“惡人”的烙印。
看看那些站在審判臺上的罪犯，他們並不是從小就立志要成為一個罪犯。他們也有善的一面，正如許多所謂的“好人”也有惡的一面。看著那些人，我們一是應該憐憫，二是應該慶幸——慶幸這樣的“機會”沒有降臨到自己頭上。
因此，在羅素所描寫的未來的理想社會里，是這樣對待罪犯的：“我們把他們當作不幸的人，送到精神醫院裡救治，直到他們不再會對社會構成危險時，就讓他們出院。”
閱讀更多 努力思考的楊樹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