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和我的朋友扎依採夫到達克裡米亞時，革命(指1905年革命——編者注)已經衰退。
克里米亞以光明的太陽、燦爛的花園，以它的整個春天的美麗迎接我們。我們離開車廂走進了西姆費羅波爾。
我們一跑到城市的街上，誘惑人的春天馬上被沖淡了。貧民在克里米亞也像在全俄羅斯一樣受著磨折。我們開始就碰到了痛苦的失業現象。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克里米亞工會暫時讓我們住在西姆費羅波爾最偏僻的角落，在韃靼居民區中一所秘密的住宅裡，那裡已經住著五個高加索人，他們是在格魯吉亞革命運動被擊破之後，從哥里逃出來的。要到這所住宅裡去，就得走過一條只能容兩個行人交錯而過的、又彎曲又狹窄的衚衕。衚衕分叉開去，通向各條死衚衕。必須具有很好的記憶力，才不能迷路。夜裡居住區一片寂靜，旅客就得提心吊膽地走過那又黑又窄的衚衕。警察很少，而且也不願意到這裡來瞧一瞧。
秘密住宅是由一個沒有窗戶而有兩條出路的大房間所組成。其中一條出路掩蔽得很好，準備碰到警察襲擊時用。從天花板上那嵌著玻璃的小窗子裡射進來的光錢照亮了房間。
一隻大箱子代替了桌子，有幾張凳子，一個煮飯用的爐子，一隻給煙燻黑的大肚子的茶壺、燉鍋、平底炒鍋，還有這個房間的居住者用來墊著睡覺的席子，——這就是秘密住宅中全部財產的清冊。
我們的新同志們過的是共同的生活。其中有一個畫家，他很久地坐在小院子裡桑樹下面在繪畫。
但是西姆費羅波爾的居民顯然對於繪畫作品很少感興趣。所以畫家工作的收入給予公社社員公共錢櫃的錢很少。有三個同志在企業裡工作：一個是製鞋工場裡的制靴匠，一個是成衣匠，還有一個在鐵路上服務。我們同居人裡面的第五個人是失業的。
公社社員們過著半飢餓的生活。西姆費羅波爾的黨組織經濟非常困難，沒有餘力來資助我們。
我們從彼得堡來到公社裡，並沒有居留好久。扎依採夫因為過去的職業是排字工，所以就到地下印刷所裡去工作了。我卻被派到塞瓦斯托波里去。
和我們有聯繫的克里米亞木匠工會委員會委員，木匠“斯捷墦同志”，把塞瓦斯托波里的秘密接頭地點通知我，並忠告我到了那邊以後可不要說是布爾什維克，要不然，那孟什維克領導的塞瓦斯托波里的組織就會竭力想法趕快排斥我的。
“怎麼，那邊沒有布爾什維克嗎?”我問斯捷潘。
“在起義的時候差不多全都被捕了。”他回答。
塞瓦斯托波里剛剛經歷了“奧哈柯夫”巡洋艦起義的暴風雨般的日子，這個起義因為海軍上尉施米德特和他的戰友們的悲劇式的犧牲而結束。
“奧哈柯夫”巡洋艦，加入塞瓦斯托波里艦隊海軍兵團起義，企圖帶走整個黑海艦隊。但是沙皇政府卻已有“波將金”事件的教訓，所以很警惕地監視著艦隊。在“奧哈柯夫”放出最初的起義的信號時，要塞炮隊的猛烈炮火就馬上把它的號召打斷了。同時步兵的步槍和機關槍火力圈子包圍著起義艦隊的海軍兵團。岸上的起義還來不及展開，而“奧哈柯夫”上的起義就已經被炮火轟毀了。
塞瓦斯托波里十一月的起義，就像喀琅施塔得人的十月起義一樣，淹沒在血泊裡。除了在起義時犧牲和被判處死刑的幾百水兵之外，還有一千六百十一名水兵被判決流放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工。
我到了塞瓦斯托波里，並不聽從斯捷潘的忠告。結果他的忠告馬上被證實了：第二天，當地的孟什維克領導者就提議叫我到葉夫派託利亞去，要我在駐紮在那邊的哥薩克中隊裡做好革命工作。我企圖反對：
“我是水兵，我熟悉水兵的環境，我有在水兵中間工作的經驗，所以我堅決要求，請讓我做這方面的工作。”
“委員會提議要你到葉夫派託利亞去。在塞瓦斯托彼裡的工作都已經安排妥當，並且都已經有工作人員。”他們回答我說。
我不得不走。和我同走的是一位需要給我和哥薩克人接上關係的同志。
夜裡輸船開出去了。在海中我們遇到了大暴風。我站在甲板上，那兒一個乘客也沒有。海濤的飛沬飛濺到甲板上來，輪船從一邊傾斜到另一邊去。我身上的衣服全被打溼了，但我還是不離開甲板，注視著洶湧澎湃的大海。它呈現出可怕、偉大的景象。月兒不時從烏雲裡透露出來，把溶銀似的光輝在那浪峰上一閃，就又躲進雲層裡去了。大暴風也像開始來時那樣，突然間停止了。天空清朗如洗，快落下去的傾斜的月光照耀著平靜的海。
輪船駛近葉夫派託利亞的時候，太陽已經強烈地照射著。在海濱浴場上看見已有人在沐浴了城市處在懶散的情調中。它在白天好像已經死絕，只是在早晨，當療養的病人出來沐浴，而漁人們從大帆船上卸下比目魚時才活躍起來。晚上在林蔭路上響起了不合調的音樂。
我在哥薩克騎兵中隊那裡忙碌了一個多月：組織了一個十五人的小組，把黨的政綱和任務介紹給他們，對他們講述著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意義和黑海艦隊水兵起義的原因。我們白天在離兵營不遠的叢林裡聚會。哥薩克兵認為炎熱的中午是秘密集會的最安全的時間。軍官們這時候都呆在自己的公館裡睡覺或者賭牌。
哥薩克兵們用心聽著我的講述，並提出了那使他們成受痛苦的問題：
“革命者要不要把哥薩克人的土地拿去?”
“誰的土地太多了，那就要拿誰的土地，”我回答，“並且拿來分給那些沒有土地或者土地很少的人。”
“據說，要把我們的土地分給‘外鄉人’。我們決不給他們!我們將要用手裡的槍來拼，而決不給他們!……”
我於是不得不長久地耐心地對哥薩克人說明著黨對於土地問題的政策。
對哥薩克人的工作耗去我一些時間，接著我認識了許多漁民。他們差不多都是捕魚而又幹著販運私貨的，他們和國境的守衛兵們串通、而仇視著那使他們極害怕的警察。
我不能在漁民中間長久工作下去。我得到了克里米亞黨委的命令，就上西姆費羅彼爾去了。在這裡他們通知我，根據委員會的決定，要我到刻赤去，聽候當地的黨組織分配。
這一次我要和西姆費羅波爾分別很久。我再也沒有碰到過扎依釆夫，聽說他已被定罪，並已被放逐到基聯斯克去了。
刻赤是一個很安樂的小城市，它很使我喜歡。在靜靜的海灣上面聳立著岩石重疊的米特利達山。
在它的斜坡上成段地散佈著房子。一部分市鎮卻分佈在平原上。在市鎮房子外面遠處，呈現出一所冶金工廠。港口給市鎮增添著特殊的沿海的色彩。
秘密接頭的住宅的主人，五金工人哥爾恩親切地接待我。他跟妻子和一個小女兒住在一處。他的妻子款侍我午飯，而他自己卻把關於我到來的消息去通知同志們。
把我安頓在鑄工伐西里•彼得羅夫的住宅裡，我和鎰工阿維夫•米赫諾同住著一個房間。
阿維夫遠在一九〇五年以前就曾被放逐到同爾漢格爾斯克去過，而現在他卻在淑洛塔烈夫冶金工廠裡做工。這個人約有二十八歲、高個子、闊肩膀、留著淡黃色的小鬍子、有同樣顏色的像絲一樣的唇鬚。他殷勤地招待我。
我到達之後過了兩天，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市委員會就作出決定分派我到港口去，到濬泥船隊上去，黑幫分子在那兒很有勢力。
員會會議開完以後，我和阿維夫就跑回家來，他對我說：
“你的工作將是很不容易的：黑幫分子根深蒂固地槃踞在濬泥船和搬運夫中間。特別困難的將是在搬運夫中的工作：在那邊管制他們的是這裡的黑幫派頭腦，工頭別斯卡拉伐內依。一直到現在我們的人誰也還不能滲入到他們裡面去。派去的人不是被趕出來，就是被打一頓。你可要特別小心呀!”
在刻赤的社會民主黨內大半都是孟什維克。兩家機械工廠、密薩克蘇箕制煙工廠的工人，碼頭工人和極大部分的家庭手工業者都處在他們的勢力下面。
我整天在濬泥船隊的碼頭上，在水手、溶泥船和駁船工人以及搬運工人中間走來走去，觀察著碼頭工人的生活，傾聽著他們的談話。
一切裝卸的事情，都抓在那跟碼頭和船隻的管理人有聯繫的包工頭手上。包工頭殘酷地剝削著散漫無組織的搬運夫韋眾，給他們燒酒喝，並在算賬時矇混剋扣他們。包工頭的靠山就是別斯卡拉伐內依。
我在碼頭上走來走去並和工人們談話，並沒有引起任何人的猜疑：人們把我當作失業工人，在找尋工作。我原也可以去做搬運夫，但是我卻決定到濬況船上去：因為在那邊更多熟練工人，並且我好像感到從那裡將更容易影響港口的一切工人。
溶泥船隊還沒有開始出航;船上正在進行修理。有一次，我在碼頭上閒遊，聽到從“維克托爾•洵斯基”號濬泥船上傳來了聲音：
“喂，小夥子，到這裡來!”
我跑上了甲板。水手長接待著我。
“怎麼，你是尋找工作的嗎?”
“是的，找工作。”
“你能夠做什麼?”
“一切粗工都會做。”
“為什麼歇生意的?”
“因為喝酒，”我著慌地說。
“好的。就錄用你吧，但如果給我看到你閒玩或者喝醉酒時-——那就叫你滾蛋。喂，別斯派洛夫!這就是你的助手，你招呼他吧!”
別斯派洛夫正在安裝和修理著船上的通水管。他和兒子一起工作著。他是一個憂鬱沉默的人，看起來，他一定是愛喝酒的，但是他的工作卻做得很得手、很好、又踏實又乾淨。
對於水道工人的工作我是熟悉的，所以我就顯得是一個很機靈的助手。從開始的一天起就博得了老頭的歡心。我拖著管子，遞給他沉重的螺旋鉗，並把預料到要敷設新管子的地方弄乾淨。
我在濬泥船上工作了幾天，決定小心地"試探"一下老頭，查察他的心地。我開始談到關於國會這件事：
“報上登載著，不久在國會里就要選舉了。怎麼樣，我們也去選舉嗎?”
“這不是我們懂得的事情。你要是想得很多，那就要腦袋搬家”，別斯派洛夫陰鬱地回答。
“那怎麼在報上登載著，工人也要選舉呢?”
“有些人可以寫給他們看、而有些人卻要遭責打呢”，老頭意味深長地說。
到這時候我們的談話就停止了。
我漸漸地認識了工人，認識了他們的經濟情況、他們的心地和對於不久之前革命事變所抱的態度，我得出了結論，工作應該從年輕人入手。
港口和濬泥船上的幹部工人從青年時代起就在這兒工作了。他們通常都有自己的房子和菜園，有乳牛或者山羊。管理當局給工人們設立了很複雜的職務等級。誰要是順從主人的意旨，那誰就可以沿著這個小梯子爬上去。碼頭工人的家庭世代相傳地在狹窄的工場裡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老人們把青年人抓得很緊，對待任何“自由思想”都很嚴厲。
港口的管理當局拼命裝得和工人草眾們“親如骨肉”。常常邀請老人去參加各種技術問題的討論會。我已經明自，工作從老人入手是不妥當的。我開始仔細地研究著青年人。
別斯派洛夫的兒子安德萊，在技術夜班裡學習，夢想要做一個船上的機師。我和他很快就相處得很好。我們時常坐在海岸上談論著各種問題。
我小心地使他熟悉政治生活，講到關於革命，關於在艦隊中起義的事情。安德萊就發問起來：秘密黨派為什麼存在，為什麼他們要進行反對沙皇。我就當著他父親的面前把這種問題審慎地含糊地回答他。老頭子插進了他的反駁，如像：“有的人因為貧窮，而有的人因為吃飽飯沒有事做，所以要去革命……而我們卻是有工作的。”
有時火夫達尼洛也來參加我和別斯派洛夫父子的談話。這是一個烏克蘭人，是心腸很好的青年，他曾在軍隊裡服務，差一點沒有到滿洲里;和日本議和之後，他就回到俄羅斯來。在路上他被革命的浪潮所衝擊，便在黑海岸的刻赤地方下了車。又愉快又爽直的達尼洛非常活躍地參加我們的談話。
老頭子別斯派洛夫卻罵他：“你這吹牛大王!你光會吹牛，而自己卻什麼也不知道。”
在午飯休息時候，安德萊給我和老頭子讀著當地的報紙，別的工人們也向我們圍攏來。關於俄羅斯某一地區革命事變的報導，很使青年們發生興趣。但青年工人們並不經常正確地領會到事件的真相。通過我自己，有時候是安德萊的幫助，使他們認清了國內所發生的事情。
就這樣在我的周圍擴大了和青年們的聯繫。
安德萊在和我的談話中也得到了一些知識。“一般的”政治談話，已經不能使他感到滿意，他要求詳細地講述著革命和革命者。結果，他父親對政治談話警誡得愈厲害，他對這種談話渴望得愈熱烈。
有一次，我向安德萊提議，請他邀幾個最嚴正的夥伴，在夜裡到米特利達山上聚集，在那邊詳細地談一談關於政治問題。
他帶來了五個人。我對他們講著有關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關於一月九日的槍殺工人，關於黑海水兵和波羅的海艦隊的鬥爭，關於全國同盟罷工和關於沙皇的宣言。在第一次談話中我一點也沒有談到關於布爾什維克黨和關於列寧的事情。
當我講完時，夥伴們長久地沉默著。我也不作聲。接著大家都一下子講起話來：
“為什麼革命者不來和我們進行談話呢?……在刻赤，多半也有革命者的吧?”
夥伴們並不把我算為革命者。在他們概念中的革命者——必須是大學生，而我卻是和他們的一個工人。
他們終於把革命和工人運動的問題向我提出來。我一面回答著，一面還是小心地隱秘著自己，並沒有告訴他們，我是一個布爾什維克革命者。
我就這樣把我周圍的一群青年組織起來。我們好像偶然碰在一起似地作著簡短的談話，就走開了。在四月間，我和青年們的聯繫竟加強到這種程度，就是可以轉到有系統的政治問題的談話。
我們常常在草原上，在城外聚會;我講著革命起義的光輝的插曲。在莫斯科和別的城市中街壘戰鬥的景象激起了我的聽眾的想像力。
有一次，在濬泥船上午飯休息時候，我講到工人們同心協力的罷工可以縮短勞動日。達尼洛緊握拳頭，高聲地說：
“嘿，最好使我們的統治當局發抖，那勞動日也就可以縮短啦!……”
“喏，我們很快是發動不起來的，”安德萊回答。“你們只要瞧我爸爸。”
“管他什麼爸爸!”達尼洛忍不住叫道。“不是爸爸，卻是我們應該行動起來呀!”
坐在我們旁邊的老頭子們這一次不作聲了。不過達尼洛突然說出來的意念都鼓舞著小夥子們，所以他們講來講去老是要回到這個題目上來。
這樣，經驗證明了，我的工作方法採取從青年入手是正確的，並且我可以大膽地依靠青年人，通過他們也可以影響一切工人群眾。
從青年工人中我選出最可靠最穩重的人，經過委員會同意把他們介紹入黨的小組。
“維克托爾•洵斯基”號濬泥船上的所有青年們不是加入小組，就是參加了政治談話。
有一次在工作完畢後，我和安德萊及達尼洛開始計劃怎樣去和別的船上的青年們談話。
“在做完工後，要把大家全都召集到岸上來和他們談一談，”法達尼洛提議說。
“這是不行的，”安德萊抗議。“全都召集來，那末他們今天就要在全市裡傳佈開去。”
“對啦，不能這樣，”我支持安德萊說。“要落在憲兵的毒手中是什麼時候都來得及的。不用性急，應該逐漸地把他們吸引進來，一個一個地，選擇那不會信口亂講，而是穩重的人。開始召集一個小組，以後慢慢擴展。……”
決定在最初時期每隻濬泥船和駁船上各挑出一個人來，並把他們編成一個特別小組，從這小組開始做起。派定安德萊去負責建立小組，他高興極了。
我們就這樣在刻赤的工人中間展開了政治工作。
擅自作主
在四月間，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刻赤委員會決定在五一節前夜組織一個群眾大會。他們曾請我儘可能多帶一些碼頭和船幫工人去參加。我委託安德萊和達尼洛邀請我們所有的青年都去參加群眾大會。一部分青年則分配在巡邏隊裡——保衛群眾大會不致遭受警察的突然襲擊。
群眾大會的人數很多。光是碼頭工人就有一百多人。集會的人提出了很多問題。在群眾大會上混進了社會革命黨人;發生了爭論。社會革命黨人號召走上個人的恐怖手段，極口讚揚著他們的黨及其綱領。可是他們要掌握群眾大會卻不成功。
群眾大會在拂曉時結束。警察知道了在郊外什麼地方在開工人大會，但是在漆黑一團中他們很怕進入草原。警察就決定在城邊等待著草眾大會的參加者轉回城來。但是我們的夥伴們卻帶領著大家繞道跑到相反那面的城邊上去。三百多個參加者邊唱著歌邊從山上跑到大街上去。站崗的警察驚惶地吹著警笛。被騙的警察分隊飛跑來欄截示威運動。但是他們卻撲了個空：原來示威者已走進黑洞洞的衚衕，他們都已平安地四散回家了。
群眾大會和夜間的歌唱示威運動在工人特別是在青年中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大家把這空前的事件討論了幾天。許多年紀比較大的工人都傾心於青年們的群眾大會，感受著內心的急變;顯然，群眾大會大大破壞了他們的保守主義。他們開始注意傾聽政治談話了。
我們和一切船舶工人的聯繫大大加強了。我們決定逐漸培養碼頭工人和濬泥船船員們為爭取縮短勞動日而鬥爭。我們的計劃歸結如下：船幫工人擅自主張把勞動日從十一點半鐘縮短到九點鐘。
在規定的那一天，當工人們對這件事有了準備，他們不在早上六點鐘去上工，而改為七點鐘;吃午飯停半點鐘，晚上並不是五點半下工，卻是四點半。在規定那天的前一天，在下工之前，在所有船舷和煙囪上都將用巨大的粉筆字寫上：第二天什麼時候上工和下工。我們召集了我們兩個小組的夥伴，就把這個計劃告訴他們。他們都很贊成這個計劃。於是就選出五人委員會，而以安德萊為主席來領導這個運動。委員會中也有達尼洛在內。
當我把要進行縮短勞動日的鬥爭計劃報告給黨委時，孟什維克並不支持我。他們說這是冒險，而不是鬥爭的方法，必須先教會工人“政治初步”，而後吸引他們參加運動。我回答委員會委員說，這個運動我們反正總是要舉行的，有組織的行動戰略具有很大的教育意義。有兩個孟什維克工人——阿維夫和派維爾——支持我。在這以後委員會迫不得已方才同意了我們的計劃，於是運動就開始了。
我們加強了縮短勞動日的宣傳。
我們把我們的積極分子召集在草原上，再度對他們講了一次關於縮短勞動日的鬥爭計劃，並決定過兩晝夜後就開始行動。
準備爭取九小時勞動日這件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在所有的船上都組織了宣傳員小組。機器隊參加工作特別積極。
在規定的那一天下工以前，在船舷和煙囪上都出現了巨大的白字：“明天早上七點鐘來上工”。
管理當局對於這種書寫好像當作鬧著玩似的。水手長咒罵著，強迫水手們把寫的擦掉。但所寫的字早已給人們讀過了。在工人中間進行著很興奮的談話。
第二天早晨，我比規定的時間還早就到碼頭上去。工人們已經聚集在岸上，但在碼頭和船上這時除了管理人之外，卻一個人也沒有。在所有的船上都敲著鍾，召喚工人們去上工，但是誰也沒有去。
達尼洛走近了我，很興奮地說：
“你瞧，誰也不去!結果多麼好!有些人去了，但是大家就怒斥他們，他們就轉回來了。”
“那末誰去放汽笛呢?”我問。
“對啦，這可沒有想到!”
“你馬上對大家說明，等到汽笛一叫，就去上工。大家跑上‘泃斯基’號。”
達尼洛跳上了岩石，為了使大家全都聽得見，他就大聲地喊勝著：
“喂，大家聽著!等到‘徇斯基’號上的汽笛一叫，我們就去上工!”
所有船上的管理人都詫異地望著人群，他們摸不清是怎麼回事。並不像是開群眾大會，因為誰也沒有作任何演講，大家都好像在等待什麼似地站著。當“洵斯基”號上的汽笛吼叫起來時，人群激動著，開始望船上跑去。接著小鎚敲著，銼刀鏗著，鏈條發響著，絞盤轟鳴著。勞動日比平常要遲一點鐘開始。
在下工之前，在煙囪和船舷上重又出現了白字，但並不是用粉筆、卻是用油漆寫的：“在四點半鐘下工” 。大家都正好在這時候雛開了自己的崗位。
第二天又是同樣情形：工人預先集合起來，但在山岸上等待著汽笛，汽笛叫後才去上工。
碼頭上出現了憲兵。但他們正碰上大家在工作，所以沒有發生任何衝突。憲兵們走了。晚上又是比平常下工得早。
這種不平常方式的鬥爭，竟來得這樣突然，簡直叫管理人猝不及防。比較短的勞動日是工人們擅自決定的。但船長和機師也很是滿意：因為他們的工作時問也是縮短了。
我們就這樣很順利地進行著我們的第一個攻擊。全體積極分子都很歡欣鼓舞。工人們也都很高興。
……在浚泥船上已著手把電氣設備進行大修，但是找不到專家。我就去向“洵斯基”號船長說，我可以給他效勞。
“你難道熟悉這種工作嗎?”
“是的，我原是個電氣匠，對於船上的一切電氣設備我都會重新裝置。”
“那你為什麼不早說呢?”
“我因為沒有別的工作，所以就被僱作粗工。我可以給你提出電氣設備的工作計劃。”
“原來這樣!那就來試試看。”
“但是工資多少呢?”我問。
“工資嗎?要看一看。我們到船艙裡去……按照工資一覽表——兩盧布一天。怎麼樣，你同意嗎?”
“同意。”
這樣，我就又回到了自己原來的工作上。
組織秘密職工會
爭取九小時勞動日鬥爭的勝利鼓舞著工人們，他們的心地大大地改變了。政治性的談話和爭論成為日常的現象。
工人情緒的高漲使我發生組織秘密職工會的思想。工人們贊成了這個主意。
我們召集更可靠的工人們開秘密會議。選舉工會的理事會，責成它來起草章程和考慮組織工會的工作。
建立的工會雖然是秘密的，但在工人中間卻得到廣大的響應。我們接受那些經過考驗的、堅定的人加入工會。首先接受五十個人。為使年輕的工會鞏固起見，我們暫時決定限止這個數目。我們這些積極分子，對工會會員們說明，在我們前面擺著很繁複的任務——不但要發動工人們積極參加改善自己經濟地位的鬥爭，並且還要參加政治鬥爭。
在港口和濬泥船隊上存在著很複雜的工資等級，這都是由管理當局任意規定的。當我計算一下低級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是多少時，我就發現它包括一切附加工資在內也不會超出十八盧布一月。除開這點以外，工作條件極端困苦：沒有技術安全設備;甚至那認為苦役的火夫的工作，既沒有工作服，也沒有手套;醫藥幫助是根本沒有的。就在這些問題上我決定讓工會給予注意。
在工會會員大會上，我作了關於船隊工人地位的詳細報告。指出只有用頑強的有組織的鬥爭才能得到經濟條件的改善。大會委託理事會著手擬定鬥爭的計劃。
這時期，許多黑海港口上的水手都宣告罷工。我們的工會也響應這種罷工。我們在工人中間收集經費。曾經送去四百盧布支持罷工者。同時決定在我們的港口也開始準備組織罷工。
在很短時期中工會會員人數已增加到一百多人。工會理事會在全體大會上作了關於罷工的任務的報告。準備好了包含有三十二項要求的草案。決定讓港口和船隊的全體工人都認識這些要求，並且在五月五日把它們提交管理當局。工會同時通過了號召工人慶祝五一節的決議。
五一節前三天，我把我們有組織的全體青年召集在草原上，對他們講述著五一節的意義。在這次大會上我們擬定了慶祝的計劃。
兩天中間青年們都為“五一”的罷工進行著毅然決然的宣傳。這使管理當局很為擔心。港長召開全體船長會議，命令不管怎樣決不能讓他們停工。他已把將要發生的罷工這件事報告市長。
要準備罷工必須好好地設立地下印刷所。必須有傳單。加入黨組織的市印刷所的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提議去襲擊印刷所，徵用那邊的小印刷機和鉛字。一個黑桐洞的夜裡，在達尼洛和其他兩位同志的幫助之下，我們很順利地完成了這件事：得到了小印刷機和八普特鉛字。
“大膽搶劫”印刷所激動了警察和憲兵的統治當局。他們把一切“可疑的”住宅都翻天覆地的加以搜查，但是找不到盜竊的痕跡。我們的“專家”設立了印刷所。
黨委員會印出號召全體工人在“五一”那一天停止工作的傳單。傳單在夜裡都貼在煙囪、船舷和港口的牆上。
“五一”早晨全體工人都到工作地點去。在岸上擠滿著人，但並不到船上去。群眾大會開始了，工人們緊緊包圍著我，我就對他們講著“五一”是全體勞動人民的國際紀念日，俄羅斯工人在這一天通常都是不做工的。開完群眾大會後，部分工人跑到船上去，但是工會會員卻都留在原來的地方，分開坐在岩石上。四散在船上的工人們，坐在甲板上抽著煙。突然在“維克托爾•洵斯基”號上汽笛吼叫起來。別的船也和應著它。在工人中間傳來了叫喊：
“到岸上去!到岸上去!”
大家全都蜂擁到岸上去。管理當局束手無策。工會會員們去解除了搬運夫和別的工人的工作。我和十來個工人就到制粉廠去了。
在一個制粉廠裡，工人們立刻和我們彙集在一起了。在另一個廠裡很適合召開群眾大會。我們馬上就把關於縮短勞動日和增加工資的請求書擬定。把請求書交給制粉廠主人，而工人就彙集在我們一起慶祝五一節了。在開群眾大會時，警察包圍著制粉廠。警察開始爬上樓來，但是工人就用裝著麩皮的袋子扔他們，把他們推倒在樓梯上。警察退卻了，就在下面等待著開完群眾大會。
和我們一起到制粉廠來的還有一個水兵米哈伊爾，他是“奧哈柯夫”起義的參加者。他在起義之後被捕，但是給他逃跑了。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克里米亞工會派他到刻赤，而委員會就派他來到港口。這是一個對黨和革命非常忠實的人。我們費了很大的周折，才給他在駁船上找到了工作。我警告他說，可要多加小心，沉住氣，別上城裡去，在那兒他可能遇到那些要把在黑海起義後逃跑的水兵一網打盡的密探。
我們很快就和米哈伊爾親密接近起來。常常在晚上和他坐在海灣的岸上，談著革命和分散在全俄羅斯各地、被關在牢裡和服苦役的水兵們的命運。
在五一節前夜，米哈伊爾堅決地說，他要和我一起到制粉廠中去：“那邊的警察還是要打你的，但是有我在一起他們卻就不敢。”真的，看到這樣一個彪形大漢，不是每個人都敢跟他打架的。他指揮著我們正在舉行群眾大會的制粉廠樓上的“防衛戰”，把裝著麩皮的袋子扔警察。
當群眾大會開完時，我們全都跑下樓來。我和米哈伊爾馬上被捕，被送到第二警察分局去。在這裡檢查了我們的公民證。警察局長格伏茲傑夫放走米哈伊爾，卻把我扣留。第二天早晨，他對我宣佈，按照市長的命令我必須趕快離開刻赤。我回答他說，我不能很快就離開城市，因為一定要把委託給我修理的船上的電氣設備修理好。
“這不關我的事，”格伏茲傑夫回答。“假使你不走，那我們就要叫憲兵把你押走。”
當我讀了放逐令並簽了字時，警察局長就放我走，他說：
“警告你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必須離開此地。”
我還是決定不走，但是和警察局長“談話”之後，我就搬了家，躲到一位工人那兒去，警察在三天內到我以前住的主人那兒來查問我的行止。他回答說，馬拉卡諾夫不知上哪兒去了。警察以為我已離開城市。
“五一”的罷工進行得極順利。我們的青年們散佈在全城各處，在小艇、船帆、細木工、洋鐵以及其他工作坊裡也都停止工作。密薩克蘇箕制煙工廠的女工們也罷工了。濟耳迦耳夫和淑洛塔烈夫機械工廠也都罷了工。
有一些罷工的參加者落入了第一警察分局局長高耳巴赫的手下。他們在那邊曾遭鞭打，但是第二天就被釋放了。
“五一”紀念節後，在夜裡曾舉行各企業聯合群眾大會。集合在米特利達山上。到了一千多人。警察打聽到群眾大會的地點，就決定要把它趕散。警察分隊在警察局長高耳巴赫指揮下向峭壁挺進。我們的武裝革命工人部隊和一部分水兵在群眾大會周圍很有經驗地佈置著兩道防哨。警察從三面進行攻擊。第一道防哨讓他們進去，但是，正好他們走近第二道防哨時，武裝革命工人們就用手槍開火。警察退卻了。這時候他們後方就遭遇到第一道防哨的射擊。警察喪魂落膽地四散逃命。武裝革命工人們高喊著“烏拉”從埋伏處衝出來。敵人更加驚惶失措了。有幾個警察已被解除武裝。在副警察局長身上奪下了馬刀和手槍。警察被趕跑了，因此平安無事地開完了群眾大會。
群眾大會結束以後，我們決定到城裡去示威遊行。武裝革命工人部隊走隱秘的道路，而所有的群眾卻沿著山脈走著。示威者從山上下來到了廣闊的伏郎卓夫大街。警察等待著我們，打算向我們攻擊，但是看到了廣大的人群，卻就不敢了。
“五一”的發動得到極大的成功。
在五一節以後第二天，工會理事會開會討論關於準備同盟罷工問題。
理事會決定成立秘密的、由五人組成的罷工委員會。指定我擔任罷工委員會主席。選出了那必須把要求提交管理當局、並代表全體工人進行談判的固定的公開的代表團。我們首先決定要求慶祝“五一”合法化和八小時勞動日。此外還決定要求管理當局承認那監督解僱工人的工人委員會的經常活動，並增加工資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跟管理當局談判的代表團是由最堅強的工人組成的。我也包括在代表團的成員之內。為了監視警察和憲兵，而同時也為了要和衛戍部隊聯繫起見，成立了特別的青年民兵隊。派定米峆伊爾為民兵隊隊長。
罷工
五月四日，工作結束後，我們的請求書已交給港長和各船船長。
代表團把請求書交給港長，並聲明說：“明天十二點鐘前，必須給我們回答。如果全部要求不能滿足，工人就要停止工作。”
港長著急說：
“並沒有預先通知，怎麼就這樣呢?你們可知道，過一個星期外國輸船就要開進海峽來，而我們卻要阻延掃清航道嗎?你們想想看，彼得堡為了這件事可會對我們說一聲謝謝嗎?!”
“這完全由你決定，”代表團主席回答他說，“假使一切要求都能滿足，那工人們就可以繼績工作。”
代表團走了。
夜裡召開了全體工人群眾大會。演講的人說到罷工時擺在我們面前的困難怎樣克服，說到假使管理當局只答應部分的讓步，那大家必須堅持到底。工人毅然決定堅持自己的要求。“我們已經達到縮短勞動日的目的——一定要達到其他的改善，”演講的人說。
第二天清晨，船長叫我到他的船艙裡對我說：“由於港長的要求，我必須解僱你。你來算賬吧。”
我回答說，在沒有告訴我為什麼解僱的理由以前，我不來算賬。顯然，管理當局認為我是工人的組織者，所以決定趕快叫我走，這樣就可以把將要發動的罷工擊破。船長說關於我的拒絕他要報告港長。
到十二點鐘在“洵斯基”號上出現了副港長——工程師鮑依可。他召集代表們並對他們宣佈說，港長在細看“請願書”，一切可以接受的條款都可以使大家滿意，但是他命令工人們繼續工作。
聚集著的工人們大聲地表示著不滿。代表們聲明，要求必須全部滿足，港長的回答是不能同意的，工人們將要停止工作。
我給達尼洛一個暗號。他馬上拉著長時間的汽笛。別的船也響應著。在五月五日十二點鐘，碼頭工人和船隊都停止工作，並跑到岸上去。鮑依可無可奈何地攤開兩手，驚慌地嘮叨著說：“發生了什麼事?發生了什麼事!?”
我站在不遠的地方，很高興地瞧著工人們都一齊離開了船。
“鮑依可先生，第一個勝利是我們的，”我說。“請把這轉告港長。”
鮑依可突然朝我轉過身來。
“你是什麼人?”
“這是電氣匠馬拉卡諾夫，”船長急忙回答。
“馬拉卡諾夫?為什麼不把他解僱?”
“他不願意算賬。要求合法的根據。”
“立即解僱!”
“來得及的，鮑依可先生，罷工結束後就可以算賬的，再見!”我舉起便帽，稍稍鞠了一躬，就和工人群眾一起到岸上去了。
過了兩天，我們的代表團到港長那兒去探聽，他是不是打算滿足我們的要求。港長並不接見代表團，卻派工程師鮑依可代他接見。副港長對我們說，港長認為並不需要答覆工人的無理要求。因此我們就走了。
安德萊在電報局裡有一位朋友，我們和他建立了緊密的聯繫。他通知我們說，工商部打電報來責問港長，為什麼還不開始疏濬海峽的河道。
羅斯托夫和亞速海的港口從春天起就開始了對外國輸出小麥的航行。外國船隻經過刻赤海峽前往各港口。但是海峽在冬天淤積著泥沙，所以必須把它疏濬一下。
在進一步和管理當局談判時，我們決定利用這種形勢對他們施用壓力。在得到電報的下一天，港長來請我們代表團去。我們決定派一個代表去探聽一下，為什麼要叫我們代表團去。派去的人轉回來傳達說，港長希望對所提要求進行談判。我們就去了。
港長請我們到辦公室裡去。
“喂，讓我們來談一談。我研究了你們的要求。其中一部分我可以滿足你們，但是很多的要求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不能滿足你們。”
我馬上回答說：
“港長先生，請你想一想，我們在等待著。”
港長面色發紫了，但是忍耐著，問道：
“你是哪一隻船上的?”
“是‘維克托爾•洵斯基’號上的，”我回答。
“你姓什麼?”
“馬拉卡諾夫。”
港長突然大怒說：
“你已解僱!我不願跟你談話!”
但是代表團的主席鎮靜地說：
“馬拉卡諾夫並沒有解僱，他還是算在做工的。並且他是由全體港口和船隊工人選舉出來的代表。假使你不跟他談話，那我們就拒絕進行談判。”
港長就不再爭論關於我的代表權問題。談判開始了。
港長說，他準備滿足我們大部分要求。代表團回答，它受全權委託，只有全部要求都能滿足時，才能表示態度。港長企圖引我們捲人爭論，但是我們躲開了，再把我們的要求重複一次就走了。當我們走開時，聽到鮑依可激怒地對港長說：
“最好讓哥薩克騎兵來對付他們!”
當我們走出了辦公室時，我問代表們：
“你們聽到了關於哥薩克騎兵嗎?”
“那是嚇人的。在城裡並沒有哥薩克騎兵。”代表團主席伐修可夫鎮靜地回答。
“但還是必須注意到這種威脅，”我警告著。“雖然沒有哥薩克騎兵，卻有士兵。千萬別讓他們給安排任何挑撥離間!”
我們的偵察報導說，港長曾去請求市長干涉並禁止罷工。但是市長回答說，現在他們並沒有胡作非為，他認為不能加以干涉。港長就轉向衛戍隊長求助，但那一個也是拒絕，他說，就在他自己衛戍部隊裡情況也不安穩。
市政和軍事當局的猶豫不決卻加強了工人們的士氣。
所有濬泥船的機器和駁船都停著不動了。零零落落幾個工人——監視者，默默地坐在船首甲板上。他們的任務是報導管理當局的行動，並預先防止可能出現的工賊。
我們尤其對於那停在海峽中的溶泥船“裡索夫斯基”號非常不放心。惟恐它的船員們在管理當局的勸誘下，可能在夜裡偷偷地開始工作。
代表團決定到這艘濬況船上去，把船開到岸邊來。港長的小汽艇停在碼頭旁邊正預備出發。我們決定利用它。但是碰到工程師鮑依可正在那邊，他斷然地拒絕給我們汽艇。當我們企圖用強力奪取它時，機師開動了機器，因此小汽艇就離開了碼頭。
“來吧，到划艇上去!”米哈伊爾提議說。
我們坐上了划艇，於是三對劃漿就很快地划向“裡索夫斯基”去。
鮑依可一發見這樣，他就猛地轉過船來向那停著軍用守衛船的停拍處駛去。他這種機動的應付卻使我們不放心：假使鮑依可去勸誘守衛船隊長，那後者可能不讓我們到“裡索夫斯基”號上去。我把這一點告訴了主席。
“我們到守衛船上去!”他決定說。
我們也跟著鮑依可登上了守衛船。隊長在船梯旁邊迎接我們。
“今天怎麼來了這樣難得的客人!”他高興地說，跟我們道好。
我們對他說明，想讓那隻停在海峽中的濬況船繫留到碼頭上來，但鮑依可先生卻想幹涉我們。
“對啦，他請求我來阻止你們，但是沒有首長的命令，我可沒有權這樣做。只有遇到在‘裡索夫斯基’號上有人加以強迫的時候，我才能夠加以干涉。”
“嘿，在那邊可有什麼強迫呢!‘裡索夫斯基’號反正也是在罷工。只是它那麼老是停著很危險，會給淤泥埋住，我們可不願讓它這樣。”
守衛船隊長轉身對鮑依可說：
“我應該對你抱歉，我可不能干涉這件事。”
頹喪的黑幫分子走下自己的小汽艇就上港口去了。我們就划向“裡索夫斯基”號。
在我們和濬況船船員和船長談判之後，濬泥船就起錨並把它的縴索撒去，駛近了碼頭。工人們在碼頭上鼓掌歡迎著“裡索夫斯基”號。
從電報局又收到了新的消息。工商部來責問，為什麼不開始濬妮工作。港長回答說，工人正在舉行政治罷工。我們決定用電報把我們的要求轉給工商部，我們堅持要獲得全部滿足。
罷工已經繼續了八天。罷工者開始感到缺乏經費。工人們受著飢餓的威脅。罷工的最困難的時刻到來了。還在開始罷工時，我們就寄信給黑海和亞速海港口工會，請求在物質上支援我們。工會代表從敖德薩和大托克馬卡來到了我們這裡，並帶來了大約五千盧布。
這種支援鼓勵著我們。在大會上工人們一致決定繼續罷工到完全勝利為止。
敖德薩的客人
我們得到從敖德薩海員工會理事會發來的電報說，由四隻濬泥船和八隻駁船組成的敖德薩浚泥船隊要到刻赤來了。罷工被破壞的危險到臨了。我們就召開罷工大會，並決定去勸說敖德薩的海員們加人我們的罷工。為了要和行將到來的海員談判並歡迎他們，選出了一個特別代表團。夜裡，我們奪了一隻汽艇就去迎接敖德薩的船隊。
敖德薩的海員們在自己船上開會並決定加入我們的罷工。船隊進入了海灣，接著所有的船隻就在嚴整的秩序下下了錨。
在聯合會上我們和敖德薩海員們作了決定，在罷工沒有結束之前，敖德薩的船隊決不離開刻赤海灣。
從敖德薩來了命令叫船隊迴轉去。但是海員們宣佈，他們只有等到罷工結束時才能起錨返航。
這樣一來，罷工的力量就更加強了。
從馬利烏波爾那裡也派來了兩艘浚泥船，但是，一知道敖德薩的海員們加人了罷工，船長就讓船轉回去了。
這時期外國輪船開始來到刻赤梅峽。它們停拍在海峽的入口處，等待著什麼時候可以通過海峽到亞速海去。到罷工的第十二天，在海峽近旁已聚集著八艘輪船。
外國船的船長要求通行和賠償停船期間的損失。領事的電報和抗議書紛紛投向部長。港長接到
部長第三次電報，命令立刻解決跟工人們之間的糾紛，開始疏浚海峽。港長坐立不安，不知要怎麼辦。
工程師鮑依可不再露臉了。大家感覺到統治當局已失掉立腳地。在港口附近的岸上出現了警察的哨崗，在碼頭上出現了憲兵。但是他們並沒有逮捕人。
罷工進入了第十五天。清晨，我們的電報局聯繫人交給我一份電報。我念著：“......給港長。副本給馬拉卡諾夫。按照部長指示，命令在要求的基礎上處理糾紛，並即開始工作。總務處長奉部長命辦理。”
代表團、理事會和罷工委員會都被急速召集起來。電報引起了我們全體歡呼。我們勝利了!
我們接到通知，說港長希望和我們談話。我們去了。港長只一個人在辦公室裡。
“認真地來談一談。要結束這種無謂的罷工的時侯已經到了。請坐吧。”他說。
大家坐下了。港長從桌子抽屜裡抽出我們的請求書。
“要對你們說清楚，什麼要求我不能履行。就像‘五一’：這是政治問題，這並不是我能過問的事。八小時勞動日——也辦不到。工人委員會——要知道這是干涉管理處事務。我想，你們自己也不會堅待它們的。”
“不，要堅持它們的!”我斬釘截鐵地回答。
港長皺著眉頭，但是全部要求除了三項之外，他都讓步了。
對於慶祝“五一”合法化我們並不堅持，但是對於火夫的八小時勞動日和承認工人委員會的權利卻要堅持到底。所以並沒有達成協議。
我們走出來時，代表中有些人說：
“應該同意他的。要知道港長差不多滿足了我們的全部要求。關於委員會就讓步吧。”
我費了很大的力氣才對代表們說明自，我們決不能放棄委員會，因為沒有委員會，那我們的一切勝利將都要被奪回去，並且很多的工人都要被解僱。
代表們同意了這種論證。應該召開罷工者大會，並得到他們批准繼續罷工下去。決定首先進行準備工作，對大家說明白必須達到承認工人委員會。
我召集青年們，把著重在最有權威的老人們中問進行宣傳的工作委託給他們。青年們果斷地作著這項工作。夜裡召開大會。討論得非常熱烈。有些工人堅持要接受港長的建議。
“要知道我們的全部要求差不多都已經得到滿足了。關於委員會可以讓步。”
經過很久的爭論之後，大多數決定在管理當局不同意成立工人委員會以前，繼續罷工。
港長又請代表團到他那兒去。
“嘿，你們勝利了，我同意你們。”他說。
“怎樣‘同意’呢?”我問。
“同意委員會，去你的吧!”
“但是對於火夫的八小時勞動日呢?”
“也同意。明天就開始工作。”
“不。首先應該把你接受我們的要求籤字。簽署一式兩份。”
主席拿出預備好的協議書放在桌上。
“怎麼，你們不相信我的話嗎?”港長偽裝惱怒說。
“還是簽署的好。將會更牢靠一些。”
港長拿起了兩份協議書，仔細地把它讀完，就問：
“你們將由誰來簽字?”
“委員會主席。”
港長簽了一式兩份。之後委員會主席伐修可夫也簽了字。一份他自己拿著，而把另一份交給港長，說：
“港長先生，一切問題，凡是與訂立的條約有關聯的，你必須和工人委員會主席一起協商解決。請注意聽取關於工人委員會的條款：‘船隊和碼頭工人從自己隊伍中間選出工人委員會，使它有權監督解僱船隊和碼頭工人。如委員會不同意，管理當局就不得解僱工人。如委員會認為有必要開除工人中的任何人時，管理當局必須同意委員會的建議。委員會將注視著由於罷工的結果所達成的工人和管理當局之間協定的執行程度。’”伐修可夫接下去說，“港長先生，請注意到，工人大會給與委員會全權，如遇到管理當局破壞所簽訂的條約時，任何時候都可以宣佈罷工。”
港長望著文件默默地點著頭。他返轉身來對我說：
“馬拉卡諾夫。希望你並不適用這種條約。因為我們在罷工之前就已提出解僱你了。”
“我並不堅持，何況我已答應在罷工後接受解僱。”
晚上我們已經公開地在碼頭旁邊的岸上集合。罷工委員會把鬥爭的經過情形作了詳細的報告。
把港長簽署的要求告訴了全體工人。我引用了敖德薩海員們的實例，指出無產階級團結的偉大意義。敖德薩海員的代表們也出席演講。他們說到關於刻亦人的堅忍不拔和遵守紀律。
罷工委員會免除了自己的職權。大會全體一致贊成把它改組為工人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決議：“遇到管理當局破壞關於工人委員會這一條時，委員會立刻宣佈罷工，並且大家都要服從委員會的命令。”
第二天早晨，我就去算賬。在所有船上工作熱烈進行著。港口和船隊在停滯了十七天之後又活躍起來，“裡索夫斯基”號也慢慢掉轉了船頭，駛進了海峽。在它後面拖著幾隻駁船。在敖德薩的船隊上錨鏈轟響著，發化了口令：船準備出發。
很快給我算好賬。我和朋友們告別了一下，就沿著艦板跑上岸去。我們的偵察員向我跑近來。
“快到草原裡去。憲兵在找你!”
我跑進了草原，體驗到完成了偉大工作的快樂感覺。我在約好的地方等待自己的朋友。不久他們就來到並通知我說，憲兵到“洵斯基”船上去找我。船長回答他們說，馬拉米諾夫已經解僱。黨委員會決定，我今後逗留在刻赤不免有危險，所以提議叫我到西姆費羅波爾去，聽俄國社會民黨克里米亞工會支配。但我還是不急於動身：我想看一看，港口管理當局的舉動究竟怎麼樣，終於使我確信工人們保持住自己的勝利。
市黨委的選舉日期快到了。在這時期有很多船隊和碼頭工人加入了黨組織。他們帶進了布爾什維克的情緒。很多孟什維克工人愈來愈傾向布爾什維克的鬥爭策略。
黨會議現在已不像過去那樣開得安靜了。工人們充滿了戰鬥的情緒,要求發刊傳單，組織更多的群眾大會和廣泛地說明擺在工人群眾面前的事變，引導他們參加政治鬥爭。在委員會里擅作威福的孟什維克們明白了，所有這些行動都是受我指導的，所以他們急於要趕快設法把我擺脫掉。
黨的總結工作和改選大會參加的人數很多、很熱鬧。對於委員會的報告展開了熱烈的爭論。一些普通工人的演講尖銳地批評著委員會的妥協政策，批評它在工人罷工期間毫無作為。
用不記名的投票方法產生出委員會的人員。我也被選了進去。大體上委員會的人員很多都是新選的。老委員們說：“現在委員會中的關係很複雜，它再也不會像從前那樣安靜了。”
我要參加委員會的工作，但沒有得到接受。過了一星期我就離開了刻赤。
我在動身之前召集了工會理事會和工人委員會，談談關於他們今後的活動。
我拒絕到西姆費羅彼爾去，而拿了上密裡託彼爾的秘密接頭地點，指望以後能潛到故鄉西伯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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