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皮，救實體，不要傻乎乎的在股市中玩賭盤
在過去與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的終極戰略目標是重回世界之巔，所以，中國整個社會緊盯美國，延續膜拜、拷貝、修正與最終取代的演化路徑。但是，實踐證明起源於歐美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存在明顯的邏輯缺陷，無法確保經濟的可持續穩健發展。諸如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就掏空了美國的實體產業，致使整個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均與製造業大量流失，讓潛在對手中國有機可乘。
在西方經濟學中，弗裡德曼提出通貨膨脹根本上源自於貨幣供給量的主張，間接認同資產價格受貨幣投放的影響。但是，弗裡德曼未對貨幣在不同資產間差異化流向導致的產業擠出效應與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實施細化。以致於美國在尊崇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將附加值較低的實體產業外遷後，吸引全球資本湧入美國資本市場，讓認知力較高的階層在資本市場通過資產價格大起大落的方式收割全球財富。當然最終結局必然是全球財富依然湧入美國，但是，美國也相應的承受了實體產業中空抑制經濟可持續發展與貧富差距過大的代價。
一、中國經濟當前所陷困境的緣由
其實，自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因經常賬戶順差與強制結售匯導致貨幣投放量始終處於世界前列。之所以未能夠產生惡性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無非三點，即縱容房地產的非理性繁榮與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將多投放的部分貨幣沉澱在房地產與基礎設施中，除此之外，物價雖然大漲了，但是，統計局就是不認，睜眼說瞎話。在過去的20年中，大量開發的基礎設施與經濟大發展需求極為匹配，無可厚非。而房地產在城市化發展初期的一定時期內，作為基礎產業，帶動了200多個行業，2000多個產品的大發展，對經濟的貢獻也是“功勳卓著”。
但是，也不可否認，房地產的非理性繁榮對實體經濟形成了極大的擠出效應與拉大了社會的貧富差距。當前抑制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最核心因素恰恰是過去20年房地產非理性繁榮對實體經濟的擠壓過甚，以致於實體經濟外強中乾，可持續增長的後勁疲軟。很多企業在房地產非理性繁榮的時代，拋棄主業，湧入房地產業，待房地產大潮過後，只是獲得了一大筆錢，而在技術沉澱、品牌塑造與國際競爭上毫無優勢，錯失可持續發展的時機。
貨幣投放過量對經濟影響的脈絡為，貨幣過量投放---在不同資產間流向差異化---部分資產價格呈現非理性攀升的態勢---其他行業的資源慕名湧入，加劇資產價格的非理性攀升---對其他行業形成擠出效應，抑制其可持續發展---資產價結束續非理性繁榮---財富聚集在高認知力階層，拉大貧富差距。
通過資產價格的大起大落實現財富再分配不產生價值，屬於零和博弈，自然不可持續。但是，美國的優勢是憑藉其發達的資本市場吸納全球的資本湧入，而這類資本更多是能源出口與經常賬戶盈餘的收益。而華爾街那幫高認知力群體，憑藉對遊戲規則與輿論的掌控，最終能夠將境外湧入資本收割為己有，然後再憑藉所收割的資本在全球採購自身所需，吸附全球優質資源、商品、技術、服務與人才為美國服務，實現美國的利益最大化。
而在過去的20年中，中國貨幣投放對經濟總量的影響主要是將經常賬戶盈餘的資本沉澱在基礎設施與房地產中，而在基礎設施與房地產大開發的過程中，帶動其他相關附屬行業的大發展，以實現整體經濟的增長。但是，基礎設施與房地產總有開發結束的時候，一旦基礎設施與房地產開發進入晚期，而其他行業又因為房地產的擠出效應不可持續時，經濟增長自然陷入疲軟的狀態，正如當前中國經濟的尷尬。
二、應對新冠疫情與確保經濟可持續增長所要採取的方式
事實，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後半場，如果要想發展可持續，必須拋棄既有的套路，更換遊戲規則。新冠疫情就在中國經濟發展最尷尬，也最關鍵的時期“不約而至”，中國為了抑制疫情的蔓延以承擔全國經濟活動暫停與全球產業鏈地位動搖為代價，當然在危機中，“危”中必然有“機”，所以應對新冠疫情與確保經濟可持續增長就成了協同概念。2008年，中國為了應對次貸危機實施4萬億量化寬鬆與基礎設施的大開發，在當時的現實情況下，除了引起資產價格的非理性攀升的副作用外，確實通過以房地產與基礎設施建設大開發帶動了經濟在一段時間內的高速發展，為未來經濟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極大的緩解了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的衝擊。
但是，當前中國的現實情況與2008年斷然不可等量齊觀，雖然在部分地區依然有很大的基礎設施建設與房地產開發的空間，但是，如果按照2008年的套路來刺激經濟的方式斷然不可持續。事實在新冠疫情衝擊的大環境下，經濟對政策的需求已不是簡單的確保經濟在一定時間內內的增長，而是要藉此輪疫情衝擊，結構性與戰略性的改變經濟的發展模式，確保經濟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的可持續發展態勢。 但是，從目前的態勢來看，節後釋放的貨幣與貨幣投放預期更多聚集在了股市，推動股價脫離實體經濟的現實而持續非理性攀升，形成了一輪財富再分配的零和博弈，最終讓高認知力群體收割了此輪寬鬆貨幣政策的紅利，而未對應對疫情與提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充分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從目前的經濟的發展現狀來看，藉助此輪新冠疫情與經濟發展的現實，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確保經濟的短期增長與戰略轉型升級就成了當務之急。中國社會已經習慣於大政府，有困難找政府無可厚非。但是，務必改變思路，政府職能再定位，使其逐步從經濟建設的參與者演變為服務者，提升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權重，將經濟發展的主動權交由市場是此輪新冠疫情後最大的發展思路轉變。
短期內中國社會整體遇到了現金流枯竭的困境，大面積的收入下降、破產、失業與高債務槓桿比必然不但會讓中國社會陷入消費乏力，而且還會引起大面積的企業與家庭破產。所以，將全社會的債務整體延展6個月與對有需求的企業、家庭與個人授信是應對短期內大面積破產的急需之策。
積極的財政政策不一定就是2008年之後政府主導的大修大建，而是以減免稅費的方式激活市場中最能創造價值的機構與個人，讓這類群體結合已經完善的基礎設施與平臺經濟發揮主觀能動性，根據市場的需求自行尋求商機與獲利的方式。盡全力減免稅費，讓最能夠創造價值的機構與個人發揮潛能，尤其鼓勵中小微創業企業吸納社會就業需求。市場在尋找滿足社會某一需求，且獲利的能力上遠勝於政府。
增加中產階級在經濟組成中的佔比與釋放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潛質，中產階級面臨最大的困難則為住房、教育、養老與醫療，支出過多抽空了中產階級的消費潛力，所以，減稅降費是提升中產階層收入的最有效途徑。另外，政府在商業運作中的效率遠低於市場，社保對高收入群體的意義真不大，激活社會的商業保險意識與對社保再定義，對低收入群體實施社保，中高收入群體實施商業保險。
激活實體經濟的潛能，抑制虛擬資產價格的非理性大起大落。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必須具備一個高效、公允的資本市場，但是，資本市場必須基於價值公允的原則，嚴防資產價格的大起大落將社會財富聚集在高認知階層之中，徒增社會財富分配不均。 在國內外經濟遭受新冠疫情衝擊的背景下，節後A股依然一片虛假繁榮的景象讓其已經陷入這一困境之中。
新冠疫情加速了居家辦公的推進，之所以社會對二胎政策號召響應不明顯，無非是沒錢與沒時間。這有收入不足的限制，也有社會對小孩撫養的期望過高等現實掣肘，更有優質基礎教育資源稀少的原因。以減免稅費的方式彌補二胎家庭的收入不足，以居家辦公的方式緩解時間受限，以允許大量社會資源進入基礎教育領域來彌補優質教育資源不足的困境。
三、結論
據彭博亞洲預估，新冠疫情可能使中國經濟陷入萎縮，並在世界範圍內引發衝擊波。中國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將從2019年第四季度的6％放緩至1.2％，當季GDP環比預計將萎縮3.0%，創下歷史新低。既然疫情已經對經濟形成了致命性衝擊，中國社會也藉此順勢重構經濟的發展模式，以確保經濟未來發展的穩健與可持續。所以，此輪經濟刺激經濟的計劃的主旨是將經濟發展的原動力迴歸市場，不僅是簡單意義的以發展基建或者房地產等行業來提升經濟的短期增長率，而且更要重構經濟發展的模式與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才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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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彥皓 博士、博士後，專注資本市場，聚焦權益投資、資本運作、大宗期貨、期權以及宏觀經濟等領域的研究與投資，關注國際關係、歷史、哲學與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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