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8 以方志记载“祠堂”文化的探索——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

内容摘要】祠堂,是祭祀祖先活动的礼制性建筑物,是乡土文化的根和魂。祠堂在中国社会的重要地位非同一般。但是,在目前的方志中记载祠堂文化尚属少见,尤其是在县级方志中绝少记载。因此,在新时代以方志记载祠堂文化就显得意义重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弘扬优秀的乡土文化,传承优良的民风家风;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留住历史根脉。如何以方志的形式记载祠堂承载的这些优秀的民间传统文化呢?又该记载哪些内容呢?一是编录儒家经典核心文化;二是编录传说故事与历史变迁;三是编录祠堂的建筑审美文化。

以方志记载“祠堂”文化的探索——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


关键词】祠堂;方志;文化;历史;美

祠堂,在中国随处可见,既是祭祀祖先活动的乡土建筑中的礼制性建筑物,也是乡土社会的公共空间,更是乡土文化的根和魂。对于以宗族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社会而言,祠堂就是纽带的具体物化,具有独特存在的意义。由祠堂而衍生的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有关资料记载,“祠”,或特指春祭,是从帝王宗庙系统分离出来的,一开始建立在墓地边上,后来建于宗族居住地的中心。明中叶到清代,一套完整的宗族祠堂系统出现:总祠—分祠—支祠。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宗族祠堂就像一位厚德载物的母亲,矗立在那里,默默哺育着、关注着子孙后代的成长。祠堂在中国社会的重要地位非同一般。但是,在目前的方志中记载祠堂文化及其历史变迁尚属少见,尤其是在县级方志中记载绝少,以《于都县志》(1991年版)、《于都县志(1986—2000)》(2005年版)为例,书中就没有记载地方祠堂的有关内容。

以方志记载“祠堂”文化的探索——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


因此,在新时代以方志记载祠堂文化就显得意义重大。祠堂文化是反映一个宗族兴衰的重要因素。方志记载祠堂文化,可以弘扬优秀的乡土文化,传承优良的民风家风,引领优良的乡风文明,让群众留住乡村记忆,铭记乡愁多音,激发爱国爱家情怀以及工作热情;同时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留住历史根脉;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历史智慧和现实借鉴。

那么,新时代大环境下,如何以方志的形式记载祠堂承载的这些优秀的民间传统文化呢?又该记载哪些内容呢?

一、编录儒家经典核心文化

祠堂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作为宗族子弟学习,或者宗族尊长向族众宣讲的场所。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会宣扬本宗族的传世德行或者有的地方也叫“家风”,诸如我们所熟知的《孔子家语》《颜氏家书》《增广贤文》《家诫要言》《朱子家训》《曾国藩家书》等,都是用以教化后人,使得本宗族人才兴旺,并光宗耀祖的经典读本。大凡有成就的大家族,尤其是古代一直延续至今,宗族人才辈出的家族,无不以这些“经典”为模本教育后代子孙。譬如,众所周知的典故——孔鲤过庭。从孔子对儿子孔鲤的教育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对于子孙后代的德行教育的范本就是《诗经》《礼记》等。撇开孔子自身的光芒,孔子后人在当今社会也是人才辈出。时过境迁,两千多年过去了,很难说《孔子家语》不对后人产生良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个宗族的传世德行或者“家风”对于后代子孙影响之大。所以,以宗族为纽带的中国人历来都重视家族德行或者“家风”的建设,并且代代相传,更有甚至还会刊刻成册或者雕刻在墙,以在族人学习、生活、工作时,警醒族人随时随地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认真为人处世。如果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讲,上述大致可以归类到儒家核心内容的“仁义礼智信廉耻勇”范畴。这些内容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以方志记载“祠堂”文化的探索——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


(一)编纂县级志书之前,就要通盘考虑,要有意识地进行顶层设计,设置“祠堂文化”这一章节,大章节下设置若干子项目。包括宗族概况、名人传记、家风传承等。

(二)利用好县地方志办的平台,协调其他部门,尤其是公安部门、统计部门,统计清楚县域内各乡(镇)各村的宗族情况,并制定好下乡进行田野调查、查阅资料的计划。重点筛选出一些人口较多,影响力较大,各方面人才较多的宗族。譬如,以于都县岭背镇为例,谢姓人口在该区域内非常多,该镇还有个谢屋村,谢姓人口达到了99%,并且自古以来,该村出过不少有名望的人才。因此,对于这类型的村子,必然要列入田野调查的范围。

(三)在田野调查时,调查些什么内容呢?

1. 宗族总体概况,包括地理位置,田土资源,开山鼻祖,历史迁移,人口数量等,重点突出该宗族的历史变迁,以厘清宗族的历史脉络。譬如,岭背镇谢屋村位于于都县中北部,开山鼻祖是宋代淳熙年间的谢孟清。祖先原居福建邵武后迁居虔州赣县(赣州)大都。南宋末谢氏一族又自赣州迁雩都水头。在岭背水头繁衍发展至今已近千年的历史。千年来,谢氏族人南下广东,东走瑞金、福建,北上吉安、南昌,西入赣州、湖南。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为学为商为政都大有人在。诸如此类的内容便是了解宗族的第一手资料。

以方志记载“祠堂”文化的探索——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


2. 了解宗族内出过的有名望的乡贤以及他们的故事,一一登记在案,为编入志书做准备。如果调查时,群众不清楚自己过往的先辈历史,可以要求该宗族族长或者领头人提供他们的族谱进行查阅。譬如,岭背镇水头谢氏家族,八十一世祖谢宁,八十二世祖谢祜便是其中翘楚。(1)谢宁,字惟康,明代水头里人,明正统六年(1441年)中举,旋又会试及第,以赐进士出身任广东都指挥使司(正四品),莅官勤慎,操行刚介,崇尚正道,屏斥淫靡。后又敕封承德郎,擢升奉议大夫,致政归。训敕子孙,务于耕学。明代于都知县王琳(湖广黄冈人,由监生,正统二年任于都知县)为表其绩,在谢屋村立“步蟾坊”。(2)谢祜极孝顺父母,听从父教,在家勤耕苦读。他生性聪明,博览群书,但不喜欢研究进仕之道。谢祜能体恤百姓疾苦,为民解忧。当时于都每年要派伕50名,协助赣县、南康造红站船5只;派10名司马兵往安远板石巡检;还要征集许多民兵去会昌参加防御。百姓负担沉重,疲于奔命。谢祜十分同情。于是步行5000里路,赴京上书,说明于都地处要冲,百姓疲惫,对邻县的伕、船、兵员实难协助。奏文报入朝廷,明宪宗命令江西抚司,商议处理,一定要做到劳役均平,使负担稍有减轻。随后谢祜又向各院司等衙门,诉说于都百姓困苦,请求减免赋税,再次得到批准,百姓无不感激他的恩德。诸如此类有德行和声望的乡贤应当加以着重记录。

以方志记载“祠堂”文化的探索——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


3. 采访宗族内比较有名望的乡贤,请他总结叙述本族内的家风传承,或者他认为族中传承下来的优良的德行,并且了解宗族的学风情况,包括以前的读书人,现在的读书人情况,进而提炼出宗族兴旺发达的精髓,归纳出几条编入志书。岭背谢氏家族繁衍生息至今,并且代有人才出,必定有其原因。如八十二世祖谢宁,他的品行刚直,为官勤劳清廉,反对骄奢淫逸,这便是极好的德行和“家风”。为此,后人建造了谢宁公祠。八十三世祖谢祜虽然不求仕途腾达,但是心中正义凛然,对百姓充满仁爱之心,否则就不会徒步5000里到京师上书请求减免徭役。谢氏一族内有很大影响的还有谢氏宗祠、谢氏存正公祠。诸如谢宁、谢祜传承下来的“家风”必定是深深影响着后代。据清·同治版《雩都县志》记载:明朝的岁贡就有谢琛、谢珦、谢廷位、谢良翰、谢民贤、谢天岳等人;清朝岁贡有谢馨;清朝应例职员州同衔有谢廷瑛;清朝例贡有谢宏文;清朝例监谢宏毅、谢裕洪、谢永栋、谢宏道、谢宏逵、谢芳伴、谢永江、谢凤传、谢彦茂、谢永宠。上述所举乡贤都是谢孟清甫以及谢宁、谢祜后人。按照明清科举取士内容,这些为朝廷服务的人全是读儒家经典,有德行的人才。追述前人,家国同构的宗祠文化对后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清朝诗人赵翼一首诗里讲到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以宗祠为纽带的文化像无形的线牵连着族人,也像鞭子鞭策着族人奋发有为。由此可见,像岭背水头谢氏一族便可以归纳出:耕读传家、以德为先、注重操行、心存仁义等家风精髓。这便也是祠堂的核心文化。

以方志记载“祠堂”文化的探索——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


(四)收集完资料后,再翻阅有关文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整理加工。值得注意的是在方志中记载上述内容时,一是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对大族群、影响力较大的宗族总祠堂进行资料收集编入志书,打造一批典型。因为一般而言,大宗族祠堂的年代久远,建筑特色明显,人才也更多。至于大宗族群下的分祠或者支祠,如果也产生过很大影响,并且祠堂本身具有很大特色的也可以考虑编入。二是应当遵循方志的语言要求,只对祠堂文化的核心内容进行叙述、描写,而不应做出主观评价。譬如《于都县志》(1991年版)第643页卷二十五,关于人物的卷首语:“于都自古至今,人才辈出,今选71名已故人物立传、22位将军作名录,785名古今官员、干部、英模、英烈列表。对少数逆潮流而动的人物,也择其个别立传,以警来者!”其中“逆潮流而动”含有浓重的贬义以及批判色彩,带有明显的主观倾向。“以警来者”更具有通过撰写人物故事达到教育的倾向。这类词语,写在志书当中应当慎重考虑,值得商榷。

二、编入传说故事与历史变迁

赣南是块神奇的地方,各地流传着很多传说故事。而在这些传说故事中,尤以与祠堂有关的而传播得久远、广泛。随着历史滚滚向前,故老相传,这些传说故事便也成了祠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于都县马安乡上宝村内的上宝钟氏祠堂、于都县宽田乡管氏宗祠为例。

以方志记载“祠堂”文化的探索——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


(一)相传于都县马安乡上宝村钟氏,于明末从兴国县长岗的竹坝迁居而来,一个懂天文地理叫英郎的人,来到上堡,认定这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风水宝地,于是,他举家来到上宝安居乐业,果真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财两盛,以致明代至今有万余名钟氏后人从这里走向天南地北,兴旺发达。

1932年1月20日,工农红军第三军攻打躲进土围内负隅顽抗的土豪劣绅,活捉土豪170余名,缴获枪支300余,以及其它用品药物无数,所用衣物则分给劳动群众,能投降的靖卫团丁每人发六元旅费回家,拔除了于都县最后一个白色据点,并在上宝村排脑建立了红色政权——中共胜利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于都成为全红县。因当时战事需要,土围被部分拆除。2001年8月,于都县人民政府公布上宝祠堂群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7月,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上宝村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以于都县马安乡上宝村内的上宝钟氏祠堂为例。祠堂位于于都县城北部约四十千米的,319国道西侧,与桥头乡和银坑镇相毗邻。溪水依祠堂群由东至南流过,四周环水,乡村水泥公路贯通全村。祠堂群由十八座紧密相连的大小宗祠组成,现存11座:上宝钟氏宗祠、钟北茂祠、钟玉田祠、钟斗山祠、钟北山祠、钟积桃祠、钟备万祠、钟德宣祠、钟端爵祠、钟经万祠和钟东岗祠。

祠堂始建于明朝末年,总宗祠“世德堂”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重建,乾隆年间扩建,嘉庆十五年(1810年)、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民国二年三次重修。端爵公祠建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继述堂建于乾隆八年(1743年)、北山公祠始建于乾隆年间,咸丰、光绪年间扩建。咸丰五年(1855年)、道光三十年(1850年)、民国十四年、十五年在祠堂群内设义仓。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在祠堂群内设私立朴也学校。咸丰八年(1858年)在祠堂群四周建土围,成包围之势。

以方志记载“祠堂”文化的探索——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


(二)据《于都县志》所载:管氏宗祠初建于唐末(公元809-901年),乃唐朝风水国师杨筠松在赣州隐居时,晚年为管氏家族亲自择卜定向所建,有千年的历史,是杨公的真实作品,十分有考察研究价值。传说管氏宗祠立基那一天,特意请了杨公来立向点穴。开工那一天,杨公穿着旧长杉,手里拿着雨伞,背上背包袱,风尘仆仆来到管屋建祠的芒筒坝,他看见许多长工正忙着平整地基,便坐在边上张望。干活的长工见他衣着平常,也没太在意。杨公来了后悄悄地坐在一条板凳上,忙忙碌碌的管氏人谁也没在意这位像当地老俵一样的老人。杨公选风水用目测就可以代替罗盘,观察了周围环境有好一阵的杨公,移动调整着正坐着的板凳,见没人理自己,就和来的时候一样悄悄地走了。

等到村里人发急到处找杨公时,还是一个孩子说,我看见过一个戴着斗笠的老爷爷在这儿坐了很久,老爷爷早就走了。后悔不已的管氏人兵分几路地去追赶杨公,终于被追上的杨公心平气和地告诉管氏人:别着急,我已经给祠堂定好了向,我刚才坐的那条板凳,就是祠堂大门的位置,你们就按照板凳的方向去立向吧。

主祠堂墙上一首游人即兴涂鸦的诗描述了杨公板凳定向的故事:

板凳定向显灵通,人丁兴旺在族中。

管氏宗祠今犹在,芒筒坝人称杨公。

其具体立向为艮山坤向兼寅申分金,乾方来水,水口出丁未。前有照,后有靠的格局。河水环抱为尽龙尽结,来龙长缓有力,大门前逆大河水,少祖来龙靠山主星略低陷少力,水口有关锁,必主离乡别祖发丁财。现今发丁一万三千多,名符其实的万丁之族。

从上述两个祠堂可以看出,宗族祠堂的历史意味很浓厚。单看祠堂的外表,也许就是一些很普通的青砖黑瓦,但是经过深入的了解,附着在祠堂的特殊历史内蕴便体现出来了。

三、祠堂的建筑审美文化

人类与建筑的关系极为密切。祠堂不仅可以用来祭祖,而且还有许多祠堂可以住人。那么,祠堂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宗族人审美心理的反映。同时,祠堂也反映了当时建筑水平和建筑风格。尤其是年代久远的保存完整的大宗祠,其地方建筑特色是非常明显的。建筑审美文化也是祠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将其编入方志中。以于都县马安乡上宝村内的上宝钟氏祠堂、于都县桥头乡东山村谢屋组谢公重祠为例。

(一)于都县马安乡上宝村内的上宝钟氏祠堂,整个祠堂群结构精美、宽敞高大、飞檐翘角、绚丽藻井、高大拱门、大麻石条、光滑的鹅卵石、明亮的天井,让人看到了古建筑的精致与雄伟,美丽与长存。墙上对联横批“兴仁”、“讲让”、“敬宗”、“尊祖”等清晰繁体字样,体现出上宝钟氏和客家人纯朴善良的传统美德。祠堂群中又以总宗祠“世德堂”规模最大,为三井五厅,其它分宗祠均为一井二厅,并以主祠为中心左右分布,总面积约为3000平方米。

以方志记载“祠堂”文化的探索——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


祠堂绝大部分座西朝东,均为砖木结构,硬山顶,马头墙,前厅大部分设有装饰富丽的藻井。有的门眉设有浮雕或有雕刻各种花纹人物的斗拱。祠堂群内设有清澈见底的古井(上宝井),可供居民饮用;巷道皆以鹅卵石铺设,土围墙体以片石夹夯实泥土砌筑而成,土围厚二至三米,曾建有六个碉堡和东西南北门,并有护围河而围之,是当时钟氏百姓抵御外来侵扰的堡垒。

(二)谢公重祠俗名“花厅前别墅”,位于于都县桥头乡东山村谢屋组花厅前,建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历代有修葺,1959年、1964年两次重修。坐东向西,由泮池、外院、门楼与厢房、内院、门廊及二井三厅(含庑房、正房)、两侧各2列横屋组成,砖木与土木混合结构,硬山顶与悬山顶。面阔81.6米,进深40.5米,高7.5米,院深18.7米,总占地面积4830.72平方米。泮池距祠门22.7米,底边41.8米,矢高20米。祠前为空坪。

门楼居正墙中,仿四柱三间三楼式,水磨砖与卵石砌成,麻石门框,门额阳镌“宝树流芳”,上款“乾隆庚子”,下款“邱祖泽题”。楼顶以菱形孔砖雕压脊,鳌鱼呧吻,檐下灰雕万字纹及瑞兽纹。门廊在3级台阶之上,设3门及木槅扇,两侧设耳房与厢房,与门楼形成内院。檐柱出双挑,上饰浮雕麒麟纹及花卉纹,雀替透雕蟠螭纹,纹饰繁缛。门簪浮雕鎏金太极图与八卦图、双龙戏珠与如意纹。门厅设八角形藻井,浮雕十字形卷草纹、凸雕花蕾纹。天井以红石条砌成。享堂设中门,存柱,木槅扇缺。大梁上红漆书“五九年”、“陆肆年”重修题名。两庑设木槅扇。寝堂两侧设正房,神龛设置简陋,缺槅扇。内外墙上分别有苏区标语:“欢迎白军士兵当红军!”、“红军不损坏工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广州暴动”、“学校宣”。地面铺青砖。该祠有确切纪年,建筑布局大气严谨,文化内涵丰富,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美丽的建筑总是能给人美丽的享受,归根结底,人类离不开视觉带来的美感。祠堂的建筑物是后人了解前人建筑风格和水平的最好的实物载体。由此,祠堂便具有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

祠堂是历经风霜雨雪沧桑变化的历史见证者,她寄托了中国人太多的情感和遐思;她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前接古人,后启来者。由此,在新时代,以方志记载祠堂的文化就显得必要而迫切。上应国家全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策,下开基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局面。同时,这对于地方志文化事业而言,也是新的尝试和开拓,应当大力推进。

以方志记载“祠堂”文化的探索——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

【参考文献】

[1] 姚晔.岭南祠堂文化的审美特质——以小谷围岛为个案[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09.

[2] 黄凤琼.番禺祠堂文化的调查与研究[D].广州:中山大学,2010.

[3] 于都县志办.明代于都县岭背谢祜和他的家族[

[4] 于都县志办.于都古祠堂的概况

[5] 于都县志办.以于都县为例谈谈方志记载“祠堂”的探索

[6]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总主编:梅宏[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05.

(供稿:于都县志办)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