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柳光辽
今年（2019年），是南社成立110周年，南社已经成为历史。南社活跃于清末民初，那时，中华民族处在两千多年未遇的大变局中。南社人，我们的祖辈曾祖辈，企图突破危机，抓住机遇，促进社会转型，实现中华民族现代化的理想，留下了许多南社和南社社友的故事。有成功的故事，也有失败的故事。重温那些南社的故事，体会他们的豪情，品味他们的理想，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打破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泱泱大国梦。接踵而来的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文化入侵，引发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救亡图存的历史课题，摆到了中华民族的面前。中国向何处去：救亡图存的目标是什么？救亡图存的路怎么走？怎样动员和组织救亡图存的主力军？当时的情况很像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中华民族面临一场剧变。前一次，是由东周末年“礼坏乐崩”的内部矛盾引发，优胜劣汰，社会架构由分封的列国体制转变为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这一次，则是被外敌入侵逼发，缺少内生原动力和思想准备。
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相继失败表明，想依靠清王朝自己实施体制改革行不通。日益深重的社会动荡，把危机感扩散到体制外的士绅阶层，促使其中的先知先觉者惊醒，加入救亡的行列。《南社启》声明：“一国之事，非一、二人所能为，赖多士以赞襄之。”成立南社，标志这个社会群体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想组合起一股推动社会变革的政治力量。杨天石在《帝制的终结：辛亥革命简史》中，把这个群体称为共和知识分子，或平民知识分子，南社就是部分平民知识分子组成的民间社团。
《南社社友图像集》，张明观/张慎行/张世光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早期（辛亥革命前后）的南社社友大多是同盟会会员，为什么要在同盟会之外再成立南社呢？高旭在《无尽庵遗集·序》中回忆道：“不佞与友人柳亚卢、陈去病于同盟会后更倡南社，固以文字革命为帜志，而意实不在文字间也。盖陈柳二子深知乎往时人士入同盟会者，思想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借南社以为沟通之具，殆不得已之苦思欤！”
任何一种社会体制，都要有一套思想体系为它“塑形”，规范社会秩序和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任何一次社会转制，都需要有去旧布新的思想解放作前导，为它凝聚共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提出各种“中国向何处去”的备选方案，是从封建的列国制向中央集权的帝国制转型的前导；成立南社，则是要建立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聚合有志之士，为从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出谋画策。
建构新思想体系的着力点在哪里？南社内部意见不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姚光“素持保存国学主义”，认为“今光复功成，民国建立，未始非提倡国学之结果”；高燮认为“夫国学莫先于儒术，而儒术之真莫备于孔学”；高旭认为“鄙意废孔用墨，共和乃成；平等兼爱，斯为极则”；姚鹓雏认为“墨学中绝少真传，全书纯驳互见”，不能成为“举国之学鹄”；马君武以为“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周祥骏主张贯通新学，“驱策化、电、声、光，观摩倍、笛、达、赫，然后提挈儒学，互相衡量，醇疵毕见，始萃一炉”……
议论纷纷的现象，折射出对汹涌而来的西潮既新奇又恐惧的心态，也意味着一种突破，意欲冲决专制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罗网，探寻能支撑未来社会体制的意识形态，反映了救亡图存过程中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冲撞与融合。那是一个感到自己历史责任的民间群体，一个“放眼看世界”、觉得“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的群体。
《南社例十八条》规定：“各社员意见不必尽同，但叙谈及著论可缓辩而不可排击，以杜门户之见，以绝争竞之风”，表明南社建立交流平台（沟通之具）的意愿，期望通过切磋“学问”，捣破“‘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好梦”，议论“中国向何处去”的各种方案，通过办报刊、兴新学，凝聚共识，推动思想启蒙，发挥“觉民”作用。对10年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说，南社开新风、育人才，起到了先导作用，它的成员是黎明前黑暗中的探路人。据成立前公布的《南社例十八条》规定，“品行文学两优者许其入社”；“社员须不时寄稿，以待刊刻”，“所刊之稿即署名《南社》”；“社员散处”“故定春秋假日开两次雅集”；
“社长每岁一易人，雅集时由众社员推举”；“条例每半年于雅集时修改”。可以看出，南社的组织相当松散。它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政党或行业协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没有纪律约束，没有特定的职业限制，只是通过开雅集和编社刊（即后来的《南社丛刻》）聚合社员。“品行文学”中的传统文化因子，如提倡气节情义、举办文酒诗会、交流书画创作，它们所蕴含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内化为南社的凝聚力。
反袁斗争中，易象、孔昭绶亡命东瀛，隐匿行踪，忽然收到国内寄来的《南社丛刻》，心生“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之感。易象在《与柳亚子书》中写道“……坐中旧侣，则已有身为国殉者，电光火石，转眼皆空，苍狗白云，曷其有极！惟区区南社，一任风吹雨打，至今犹岿然独存……象虽阴室寒灰，亦愿从此献身南社，以赎前愆。”袁氏篡权，二次革命失败，柳亚子请陆子美绘《分湖旧隐图》并广征题咏。丘复书《题〈分湖旧隐图〉后》：“……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国步多艰，恐难隐去……”杨杏佛作《贺新凉》：“……乱世不容刘琨隐，……何处是扶危奇士？……肩此责，吾与子！”
事业未竟，劝他打消退念。对牺牲或病故的南社社友，为他们申冤雪耻，写传记、编遗集，表彰纪念。在艰难处境中，社友们相濡以沫，使南社成为一座精神家园，并由此生成深厚的“南社情结”，以致南社停止活动后屡有恢复南社的提议，十多年后又有“南社纪念会”的成立。这种精神力量甚至延续到百年后的南社后裔。“承接旧文学的余绪，并发扬光大之”，南社巧用传统文化因子聚合社友的实践，很有中国特色，值得后人细加品味。
南社社刊《南社丛刻》使用文言语体，固守诗、词、文的旧文学藩篱。作为同盟会的“宣传部”，南社社友“欲凭文字播风潮”，创办报刊，发表政论文章，成绩卓著，但是《南社丛刻》却没有收录。南社社友反对庙堂文学，追求文学的社会效益，创作通俗文学，提倡戏剧改革，倡导《白话报》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小说月报》《小说林》《礼拜六》等大众文学期刊，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但是《南社丛刻》也没有反映。南社社友兴办新学，对建立民国时期的教育体系做贡献，《南社丛刻》更没有提及。“启迪未来的革命思潮，为新文学开辟道路”，南社社刊遗憾地漏掉了这具有开拓性的一章。囿于陈规旧习，南社也有保守的一面。
南社是一个有特色的社团。首先是它的草根性，始终保持民间社团性质，不卷入政坛权力与利益的争夺，坚持独立性，坚持发出正义的声音。武昌首义后，在同盟会的主导下，攻克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开始南北和议。对此，不少南社社友有异议，他们反对南北和议，反对优待清室，反对让权给袁世凯。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同一天，柳亚子在《天铎报》发文，号召“实行二次革命”。
南北达成和议后，一度有把南社转变为政党之议；以南社籍的议员为主体，提出成立“南社北京通讯处”，想在议会中以南社的声名作号召。但是，上海总部没有认同。南社始终高举民主革命旗帜，成为袁世凯的眼中钉，“几几乎举吾社之良而尽歼之”，“然青磷碧血，抑足蔚为国光焉”，南社在社会上赢得声誉。虽然南社社友不乏参政者，但是南社的主体始终保持草根传统。1934年的一次聚会上，参加虎丘成立会的南社社友冯心侠说出了这种心情：我们从前参加同盟会，组织南社，为的是革命，决不是做大官。
南社有多元性。社友虽然持反清的共同立场，但是思想倾向并不一致，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不乏奇人怪癖，在20世纪初的政治乱局中，从传统士子嬗变为现代知识分子，走出了各自沉浮跌宕的人生路。协助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的马君武，后来栖身教育界创办广西大学；为经典歌曲《送别》作词的李叔同，变身佛教律宗的弘一法师；才华横溢天真率直的苏曼殊，给人吃花酒的“花和尚”形象；鸳鸯蝴蝶派名家陈蝶仙，也是无敌牌牙粉的创办人；民国政坛的风云人物、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现代社会的各行各业，都不乏南社社友的名字。南社中也有逆时势而动者，如汪精卫，以谋刺清摄政王成名，浮沉宦海，最后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南社不只是文学的南社，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的共和知识分子的一个样本，包含了丰富多彩的人生故事，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是时代变迁中的一部“儒林外史”。
本文系《南社社友图像集》前言，刊发时有删节。
作者丨柳光辽
摘编丨吴鑫
校对丨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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