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一詞古之已有，而現代意義上的國學則是近代出現的。1840年，大清王朝風雨飄搖，伴隨著國門被堅船利炮打開而來的，不僅是西方的商品和洋人，還有不同於中國本土文化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基督教，它的到來使中國本土文化陷入了空前的震動，繼而導致了中國人對民族文化的信仰危機和認同危機。
為了堅守中國奔入文化，近代思想家在西學的參照下，對中國文化予以了新的定位和整合，國學由此應運而生。康有為、譚嗣同、嚴復、梁啟超和章炳麟，都為國學事業不遺餘力。他們對國學的稱謂和國學的理念各自不同，彼此之間既有爭鳴和分歧，又相互影響和貫通，串聯這些思想家的國學思想，恰恰能映射出近代國學理念的深化歷程。
康有為立孔教為國教，圈定了近代國學的發展形態
康有為用孔教整合中國本土文化，這樣的文化整合，是康有為的國學思想帶有鮮明的宗教性。從稱謂上看，康有位為何要“孔教”而不立“儒教”呢？
正如東漢末年，出現儒教一樣。（蔡邕在為楊秉寫碑文是曾用到：“公承夙緒，世篤儒教。”）東漢末年，道教創立，佛教始傳，而儒教的出現時為了對制當時出現的佛教和道教。因此儒教出現後，才有了三教之稱。
同樣的原因，康有為用孔教一詞，是為了對制當時西來的“耶教”，彰顯孔子的教主地位，從而抗衡基督教的耶穌。同時，康有位的孔教，不僅僅含有儒學的思想內容，同時包含了佛、道等非儒的思想。
在將基督教稱為耶教的前提下，康有為將國教稱為孔教，無疑更具有針對性。
譚嗣同與康有為的想法如出一轍
譚嗣同是康有位的學生，雖然在儒道佛三者的關係問題上，二人的思想不能完全一致。但是在“國學”這個囊括全部中國文化的大概念之下，二人對國學的態度，卻是如出一轍。二人將近代國學的發展路向攤開成兩個維度：
第一，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關係問題。其中包括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哪個才是世界文化的核心？中國文化的哪個部分才能彰顯中國文化的民族性和獨立自主性。
1840年到1919年，被統稱為中國近代，在思想上而言，這一時期的思想家大都傾向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擁護。所以上述這些人物，對擁護中國文化為世界思想核心的態度，毋庸置疑。
而哪個才是中國文化的主體結構，每個人說法卻又不同了，就以康有為、譚嗣同來說，他們肯定是擁護孔教，他們認為所有的中國文化，根源全部來自於孔子。孔學和孔教就是中國文化的象徵。
第二，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關係問題。中國哲學在綜合，西方哲學重分析。如何以西方的哲學思想為參照，對中國文化、學術源流做出重新的審視和梳理，是近代哲學家一直在努力探索的事情。一部洋洋灑灑的中國近代哲學史，講述的就是這些內容。
嚴復稱國學為“中學”，使國學脫離了宗教形態，側重邏輯學。
嚴復稱國學為“中學”，是為了對應外來的“西學”。西學的側重，不再是宗教性的基督教，而是作為學術根基的邏輯學，由邏輯學則衍生出來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
與康有為相比，二人對國學的稱謂雖然不同，但是核心的自由平等思想卻是不謀而合。康有位說孔教的宗旨是仁，仁中包含了自由、平等。嚴復則說，中學時視界中，老莊的自由、平等思想與孟德斯鳩和盧梭所說的自由平等的思想，息息相通。
與康有位不同的是，康有為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維護“孔教”的工作之中；而嚴復，為了證明西方的思想在中國早已有之，繼而將全部的經歷，都投入到對西方文化的研究當中。開始學習西方思想，翻譯西方著作。因此他也被人們認作西學家，翻譯家，但就維護中國文化本位的立場看，嚴復也是一個國學家。
梁啟超將國學拓展到文化的範疇之中，重視歷史
康、譚的國學思想具有宗教性，嚴復的國學思想具有學術性，到了梁啟超，才真正將國學思想拔高到民族性、文化性的範疇當中。
無論是思想、文化，或者是國家和民族，都有一個延續、繼承和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國家民族的歷史，因此，梁啟超將歷史學視為國學的重中之重。歷史是中國文化的根，只有在對中國歷史的解讀中，人們才能弄清楚我是誰，從哪裡來，到那裡去，沒有歷史的國學是殘缺的。
也正因為如此，梁啟超對歷史學的重視程度才如此之大。但歷史學不是他的全部的國學內容。
梁啟超將國學內容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德性學、一個是文獻學。
德性學包括人生觀和人生哲學。主要以佛學和儒學思想為主。
文獻學是以歷史學為核心，及相關衍生出來的社會狀態學、文字學、藝術鑑評學、古典考釋學等等的思想內容。而文字梁啟超關注的一小部分。
梁啟超認為文字是認識歷史的工具，所以一定要明白和理解。而章炳麟對文字的理解，卻和梁啟超大相徑庭。
章炳麟將文字視作國學首要
章炳麟，尊稱是章太炎。他曾在1903——1906年因為三年而入獄，出獄後，他的思想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他出獄後，在日本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曾說過，今後他要做的事情，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用國粹激發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其中國粹指的就是國學。
章炳麟將國學內容分為三個部分：語言文字、人物事蹟和典章制度。而語言文字，位居第一。為何呢？
在他看來，文字不僅僅是記載的工具，更是中國文化的靈魂。中國語言與其他國家的語言不同，同時中國獨有的，並能夠鮮明的代表中國文化。而且中國的語言文字，具有他國文字無與倫比的魅力和意蘊。
同時他還關注語言和地域的關係：整個世界上，國家不同，語言不同；而且一個國家中，地域不同，方言也不同。所以只有中國文字語言才能彰顯出中國文虎的獨一無二。
章炳麟對於語言文字的關注，使他很多方面都與他人不二。他自己有一個小冊子，裡面全都是自己造的字，旁人都不識得；他的文風在出獄之後由於佛經的影響繼而大變，生澀螯牙，讓人費解。再加上他的獨創字，沒有一定的文言素養，讀他的文章是在是晦澀難懂。這正是他重視語言文字的體現。
章炳麟重視文字，歸根到底，是重視中國文化的獨立自主性。
總之，近代哲學家們的國學思想，並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在相互之間的批評和啟發中，不斷深化影響的，他們彼此之間共同呈現了近代國學的演變歷程。具體的闡述，文字所限，不能一一道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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