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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區，每年秋季都會有一場華山論劍，各個門派的大佬相互過招，好不熱鬧。

它就是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今年已經辦到第六年了。

今年烏鎮互聯網峰會上，最值得關注的正是一場羅漢堂主辦的關於衡量數字經濟的討論——“評估數字時代的進步與商業價值”，包括諾獎經濟學家在內的國內外頂級學者，探討數字技術帶來的諸多貨幣無法衡量的福利，並且如何用衡量的結果去解釋經濟現象，提出相關的政策。

這個話題很有意義。因為互聯網江湖一直流傳著一個“生產率悖論”：

伴隨著數字技術的迅速普及滲透，以及數字經濟的迅速成長，數字經濟的兩個超級大國，美國與中國，都同時出現了勞動生產率下降。明明計算機代表著更高緯度的生產模式，為什麼計算機到處可見，就是不見勞動生產率提升？

只有解答這個問題，我們才能夠明白，為什麼說當前中國的GDP統計方式到了不得不變革的時刻了。

壹

近250年前，工業應用的蒸汽機剛剛發明的時候，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裡有過這樣的描述：

“如演員、歌手、舞蹈家這類勞動中，就連最尊貴的也不能產生什麼東西供日後購買等量勞動之用。（因為）……像演員的對白，音樂家的歌唱這類的工作，都是隨生隨滅的。”

1934年，經濟學家庫茨涅茲在美國國會的一份報告中提出現代GDP（國民生產總值）的概念與體系。他一開始就拒絕衡量福利，而是以市場上可以交易的商品與服務的貨幣標準，來衡量經濟產出總量。

隨著經濟和技術的進步，GDP的內涵也在擴展，從亞當斯密區分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到更廣的服務業，從硬件到軟件，從機器到研發，越來越多的“無形資本”進入GDP的統計範疇。

數字經濟中，也產生了大量的無形資本，比如專利、組織發展、品牌、數據庫、標準等等。它們的出現，使得人類的消費端出現了全新的現象：一個是個人消費的資本化，一個是無處不在的互聯網免費服務。

如果這些潛在的、可能被納入GDP的無形資本，最後都無法被統計到GDP中，是否會帶來經濟中實際產出的低估呢？

和歷次技術革命一樣，大數據需要解決的問題，可能比它已經解決的問題還要多。

伴隨著數字技術的迅速普及滲透，以及數字經濟的迅速成長，在數字經濟的兩個超級大國，美國與中國，都同時出現了勞動生產率下降。

這不是新鮮的話題，提出全要素生產率的經濟學家索洛，在1987即提出過著名的“索洛悖論”：計算機到處可見，就是不見勞動生產率提升。這個“生產率悖論”，後來一直在折磨人。

數字經濟加持，統計出來的是經濟的真實情況，還是產出被低估後的長期扭曲？不同的衡量，將導致我們對經濟形勢完全不同的描述和解讀，因而產生不同的理論和政策。

從全球主要經濟體來看，我們正處於一個“六低”的時代：低利率、低投資率、低增長率、低通脹率、低失業率、低全要素勞動生產率。經濟決策者和專家們越來越清楚，數字經濟是最大的變量，如果無法化解生產率悖論，“六低”可能成為經濟的又一種新常態。

貳

當前，全球互聯網人口剛剛越過總人數的一半，數字經濟的普惠性在中國初步得到了證明，而在以印度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還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印度、東南亞和非洲，更多的居民從智能手機和新一代通訊技術中享受到了免費的娛樂、社交、搜索等，還有許多在傳統條件下無法提供的服務，如醫療健康、教育、政府服務等。更不用說手機銀行、小額貸款、電子商務等，讓更多人可以參與到數字經濟與共享經濟中。

從政府到人民，擁抱數字經濟的熱情依然旺盛。數字經濟，給他們帶來了新的發展思路。

但發達經濟體面對數字經濟卻表現得更加複雜。過去的30多年，發達經濟體中，勞動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不斷下降。

中低收入階層下降得更快。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自動化程度的提升，機器人的增加導致了工人薪酬的下降。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得到了證明。

另外一個趨勢是，美國傳統資本收入佔整個收入的比重也下降了。

數字化在大規模替代勞動和資本，而那些無法被數字化替代的要素，又能主動利用數字化，是最大的贏家，這部分要素的收入份額在不斷上升，如科技精英、科技巨頭、風險資本、企業家、企業高級管理人員，等等。

所以，數字經濟是帶來更大的平等還是不平等呢？

從新興經濟體的中國和印度來看，數字技術快速覆蓋了超過十億的人群，產生了普惠的效應。但是從發達經濟體來看，人們普遍的印象是數字經濟和全球化一起，帶來的不平等一時無法解決。

與新興經濟體不同的是，發達經濟體有成熟與發達的存量經濟與產業，面對數字經濟免費服務的顛覆，發生了大規模的替代與轉移。

家庭承擔了子女教育、家務勞動、養老、娛樂等功能，因為無法交易，一向以來都不計入GDP。隨著互聯網的接入，以及家庭日益智能化，家庭把更多可交易的活動變成家庭內部。美國聯儲最近的一項內部研究，就試圖從家庭中打撈出一點GDP出來。

私人購買的轎車、住房，如果主要用來加入共享出租車和民宿服務，是否應該在居民購買計入GDP後重新對待？

毫無疑問，消費與投資之間的界限正在模糊。

未來將出現大量的“產消者”（prosumer)，例如進入家庭的光伏、儲能、與電動汽車連接起來，通過物聯網加入一個能源的共享系統，等等。

對於消費者來說，除了它從網絡或者實體商店購買的商品或者服務之外，它也在享受更多的消費者剩餘——消費帶來的那種高出其購買之外的滿足。經濟學家還用消費者剩餘的方法，測算出了搜索、社交、百科全書等大量基於互聯網的免費服務的貨幣價值，但是還沒有納入到GDP中。

叄

中國的互聯網巨頭阿里和騰訊，ICT巨頭華為，都在從自己的角度衡量數字經濟。主要經濟體的央行、財政部等決策部門，國際經濟組織，智庫和大學，都在努力讓數字經濟的衡量更加靠譜。

而學術界也在呼籲重新衡量經濟發展的問題，其中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漢堂學術委員邁克爾﹒斯賓塞為代表，認為正確衡量數字經濟能對發展中國家有重要意義。他在今年6月羅漢堂年會上，還重點以衡量數字經濟為主題做了演講。

如何衡量數字經濟或者新經濟，特別是如何解釋中國經濟增長連續九年下滑不見底，也給中國國家統計局帶來了挑戰。美國經濟分析局歷史上就不斷把“新”經濟納入GDP。

企業軟件的資本化，讓美國1999年GDP上調了1.1%，而研發支出的資本化，讓2012年美國GDP上調了2.5%。

美聯儲最近的一項內部研究，通過聯網數據的流量，來衡量消費者從手機和其他設備中獲得的服務價值，測算出自2007年以來，GDP增長要高出半個百分點，過去幾十年的GDP增長也可以上調四分之一個百分點。這樣可以讓勞動生產率數據略微好看一些。

儘管還沒有足夠好的衡量方法，對數字經濟的判斷，已經開始影響經濟政策。1990年下半段，美國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稱美國正經歷向新經濟轉變，官方統計數據都可能低估了潛在的和實際的產出。

當其他人擔心產能不足和通脹壓力時，格林斯潘看到的是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為更低的失業率和更低的通脹留下了空間。公開市場委員會加息的決定，一直耐心地等到明顯的通脹出現了之後才做出。這樣，美國創下了歷史上低通脹下最低的失業率。後來美國經濟分析局上調 了GDP數據和勞動生產率數據。

美國現任聯儲主席鮑威爾最近在談到美國聯儲依靠數據的實時決策時承認，互聯網和智能手機帶來的價值中，很大的部分從官方統計數據中缺失了，因此可能低估了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這樣的判斷，具備一定貨幣政策的含義。

我們知道原來的數據已經失真，但還沒有看清楚現在的真相。

不管怎麼說，大量的“隨生隨滅”的消費場景，在數字經濟時代已經司空見慣。我們要承認它，也要測量它，以擺脫數字經濟的“後真相”時代。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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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丨 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