鱷魚

鱷魚在潮州聲名鵲起是因為韓愈的《鱷魚文》，該是“鱷隨文貴”了。唐代的潮州還是人煙稀少的煙瘴之地，生態環境相對健康，才有鱷魚種群的生存空間。唐元和十四年（819），韓愈被貶潮州，唐人劉恂《嶺表錄異》載：“初，愈至潮，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鱷魚，……食民畜產以盡，以是民貧。”韓愈一到潮州就進行實地調查，吏民認為人民貧困都是鱷魚惹的禍，為了除鱷魚，文豪韓愈發揮其所長寫了《鱷魚文》，正氣凜然地要求鱷魚們限時離開，但對鱷魚來說是廢紙一張。鱷魚們陽奉陰違，所以，29年後宰相李德裕經過鱷魚灘時仍然發現鱷魚的活動。同樣是《嶺表錄異》載：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李太尉德裕貶官潮州，經鱷魚灘，損壞舟船，平生寶玩，古書圖畫，一時沉失，遂召舶上崑崙取之。但見鱷魚極多，不敢輒近，乃是鱷魚之窟宅也。”船壞掉了，水手下人都不敢貿然下水撈取寶物，是因為有鱷魚，可見鱷魚並不懼怕韓愈的威脅。

150年之後，潮州的鱷魚還在危害人畜，事情出現在潮州上游的硫磺鎮。北宋真宗鹹平二年（999）春，陳堯佐被貶為潮州通判，《宋史》載“張氏子與其母濯於江，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聞而傷之，命二吏拏小舟操網往捕。……至是鱷弭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陳堯佐命吏、工用特製的網前往捕捉，在鬧市殺死和煮熟它們，不知是否做成鱷魚宴，或者製成皮製品，但撰寫《戮鱷魚文》歷數鱷魚的不是卻是少不了的。

如何更容易的捕殺鱷魚？宋人沈括《夢溪筆談·異事》記載：“餘少時到閩中，時王舉直知潮州，釣得一鱷，其大如船，畫以為圖，而自序其下。”沈括十歲隨父沈周到福建，時正值宋仁宗康定元年（1014），潮州當時仍然有鱷魚，而且個頭大得像船，吃掉張氏子估計是真的，我們看現代非洲鱷魚們捕殺角馬的場面就知道它的厲害。怎麼釣到的呢？“土人設鉤於大豕之身，筏而流之於水中，鱷尾而食之，則為所斃。”原來要釣得鱷魚，也要用重本，用豬作釣餌，用“筏”作浮子。

鱷魚的最後一次出現是在明初，饒宗頤《潮州志》記載：“明初鱷魚復來潮州，夏侍郎元吉令漁舟五百隻，各載礦灰，擊鼓為令，聞鼓聲漁人齊復其舟，奔竄遠避，少頃如山崩，龍戰至暮，寂然無聲，鱷魚種類皆死於海濱，其類盡殲，自是潮無鱷魚。”這是鱷魚在潮州地區最後一次現身，夏元吉命人用大量的石灰傾倒到水中，400年後林則徐虎門銷煙是否學這一招不得而知，也有人懷疑這段史料是來自屈大均《廣東新語》所載江浙一帶“藥鱷”的移花接木，總之，鱷魚在潮州文獻中消失了。

一直到1958年5月，練江裁彎改直又出現鱷魚，不過它已經變成鱷魚骨化石，地點是潮陽縣和平鎮井仔灣，一同出土的還有蟹化石，這距離鱷魚在潮汕滅絕已經好幾百年了。

對歷史上“潮無鱷患”的原因，陳偉明等認為：“韓江流域鱷魚的滅絕，歷經了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氣候的變冷,可以說是最致命的因素；環境在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雙重作用下發生了改變，進一步威脅鱷魚的生息繁衍；為了發展經濟，人類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一方面捕殺鱷魚，一方面改造環境,加速了鱷魚滅亡的進程，韓江流域的鱷魚最終逃不過滅絕的命運。”

老虎

虎是百獸之王，在潮汕的正史裡，對老虎的記載至少有35次，對潮汕老虎的歷史資料梳理研究最深入的是“潮陽通”谷饒人張維明欽先生寫的《潮渚流聚》一書，可惜這本書是自費出版的，流傳不廣。

最先出現在官方文件性質的老虎是《潮州志》載：“明正德十四年（1519）有二虎各負一子由（南）澳渡海入饒平東界之長美村，經所城入山，害人畜甚眾，村裡人以火攻斃之。”

在對老虎的記載中，與南澳有關的至少出現5次，說明南澳的生態環境有一個激烈的變化過程。

而據《潮陽王氏族譜》的記載，明永樂年間（1403—1424），華瑤王氏的第7代孫王樂圃，18歲時曾隨父游龍溪山。

中途休息時他獨自行至囊後石洞處，忽聞虎嘯，他迅速持短棍閃入洞內。

不久虎也退行入洞，樂圃即用短棍對準虎肛猛捅，老虎帶棍負傷狂奔，後死於山溪旁，虎崽被樂圃活捉帶回家中。

樂圃由此名噪遠近，後以勇武被朝廷薦授武職。

整個明代對老虎的記載至少13次，最多是惠來縣一個月殺死5只。

有清一代，潮汕地區對虎患的記載至少有14次，包含揭陽、潮陽、南澳、潮州等地都出現虎患，最多是清雍正《揭陽縣誌·祥異》載，順治十六年(1659)“鄉村患虎，九都之虎無處無之。至有白日三五行走，人畜均受其患。山村日未夕即閉門，每多至十餘隻，或白額、白麵、長面不一類。”每次十多隻同時出現已經是名副其實的虎群了。

民國出現老虎的記載4次，解放後老虎出現4次，把老虎納入保護動物後再出現6次，最後一次出現是1984年5月20日，在普寧縣石牌烏犁管區發現有大小老虎3只，其中1只小老虎被農民捕獲。

民國和解放之後出現的老虎都是單獨的，而且每次都逃不過人們的捕殺。

為什麼老虎的出現集中於明清呢？這應該跟明清時代人口的增長和對山地的開發有一定的關係。

據阿圖洛·瓦爾曼《玉米與資本主義》一書的介紹，玉米等美洲作物傳入中國正是16世紀的事情，這正值我國明清時代，也是因為像玉米、蕃薯等耐旱作物在中國的傳播，使中國的山區遭到開發，在一個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大量移民的進入，破壞了原有的生態平衡。

自秦漢開始，北方地區的居民就開始南移，到了宋代出現了移民的高潮。

據黃挺、杜經國《潮汕地區人口的發展》的研究，唐開元年間（713-741）潮汕有4萬人左右，人口密度約為5.5人每平方千米；宋淳祐六年（1246），至少60萬人，人口密度為50.6人每平方千米。

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人口已達136萬。

這麼多新增人口中，除當地人口的自然增長之外，還有大量的外來移民。

饒宗頤先生在《潮州歷代移民史》中概括為“中原人民之南遷，或以屯戍，或以避亂，或則遷謫而留住，或因勤王而播遷，要不出此數因”。

人口急劇增長，對生態的破壞才日趨嚴重，老虎的棲息環境才遭到毀滅性的破壞，才有虎患的出現。

我真不理解中國人對老虎表現出如此巨大的厭惡態度，不管是官府還是一般的民眾都認為老虎是禍害，要千方百計地消滅它們，而對有力量打虎的英雄則表示最高的讚賞，像武松打虎、李逵打虎都家喻戶曉，潮陽的王樂圃還因為打死了老虎而做了官。

據《潮陽大事記》記載，1925年秋，潮陽沙隴鎮永安村，有一老虎咬傷、咬死一村民後逃入寨後竹林中。

沙隴民團團長鄭志孝持步槍從寨後屋頂將虎擊傷，村民鄭三棕、鄭四棕兄弟用鈀頭將虎刺死。虎死後被抬至沙隴遊街示眾，虎皮被剝下作為五堡老爺坐墊。

明末，潮陽關埠石井村民翁大鏡到江邊拗車罾，拗到一尾大魚倒在魚籃中，恰好一隻老虎正在覓食，它一躍咬住大魚，可魚籃卻罩住了虎頭。

翁大鏡順手抓起厚刀，對準虎頭砍下去，老虎慘叫一聲奔向山林。原來翁大鏡砍下一個虎耳，並沿血跡追去。

老虎痛極了，奔上龍牙山，一頭撞在石稜上昏倒在地。恰好兩個樵夫看見了，用尖擔猛擊虎頭，直到老虎動彈不得才停手。

聽說，玉二三山國王廟裡，三王爺坐椅披的虎皮就是翁大鏡砍死的老虎的。

像這樣把老虎打死之後遊街示眾的情節並不是偶然事件，把虎皮當作老爺的坐墊也時有發生，須知，在潮汕地區，老爺作為保佑一方人民平安的地方神聖，在廣大人民群眾中享有最高榮譽，扒下老虎皮當坐墊更能夠襯托老爺的威猛。

而且政府還主動出擊殺死老虎，甚至組織專門的打虎隊來對付老虎等野獸是在全國開展的“正義”行動，難道我們忘記了明人劉基《說虎》中“然虎之食人不恆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的忠告嗎？

如果我們給老虎一個安身立命的範圍，老虎也不至於冒著極大的風險到人住的地方找食物，那麼這個世界上還會因為有老虎的存在而充滿生機。

大白蜈

又名白蜈、白鵝，粵語或寫成白鯃，學名中華白海豚，又稱印度太平洋駝背豚，是世界上78種鯨類之一。

主要分佈於西太平洋、印度洋，中國主要分佈在東南部沿海，包括浙江、福建、臺灣、廣東和廣西沿岸河口水域，有時也會進入江河。

截至2011年，中國南方存活的白海豚僅有802頭，比大熊貓的數量還少，屬於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素有“美人魚”和“水上大熊貓”之稱。

在寫下這個題目的時候，我感覺非常的痛苦和震驚，在傳統的潮汕古籍竟然沒有找到有關潮汕地區的白蜈的記載，偌大的互聯網上也是一片空白。

關於潮汕老虎，或者大象，或者鱷魚的材料還是很豐富的，有時還可以貨比三家，儘量選擇一些別人少有用過的，但在整理大白蜈資料的時候，我失去了這個機會。

眾所周知，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榕江裡還有成群結隊的白蜈沿潮水而行，漲潮的時候它們便溯江而上，退潮的時候便隨水流退出榕江口。

白蜈喜歡在江中的小島周圍玩耍，或者是因為小島周圍有漩渦，或者是因為食物充足，榕江出海口的媽嶼、龜嶼或者草嶼周邊，炮臺附近雙溪嘴中的七星石，石頭渡口附近的大石頭，都是白蜈喜歡去的地方。

它們在水裡翻騰著，一個跟頭接一個跟頭地前進，煞是好看。

因為它們一浮一沉的游泳方式，所以“坐船過渡的時候要特別的小心”，父母總是千叮萬囑的說，千萬不要說些不吉利的話，否則大白蜈會掀翻渡船，然後就以一個故事來證明這個道理。

說先前有小孩子在渡船裡哭鬧，父親說，不哭了，再哭就把你扔給白蜈吃，父親是嚇唬孩子的，沒想到周圍的白蜈聽到這句話，就緊跟著這渡船，而且是成群結隊的跟著，眼看就要把渡船掀翻了，整船人的生命都危在旦夕。

撐船的渡伯發話說，你剛才說了，白蜈也知道了，為了大家人的安危，也只好如實做了，否則大家都得死掉。

父親沒辦法，只能忍痛扔掉孩子，船就平穩地渡過去了。

這個故事的真實性當然值得懷疑，但我們小時候要過炮臺渡時，坐在那尖尖的船舷上，聽著船槳拍打著水流的聲音，緊張油然而生，而一旦踏上對岸或者踏上回家的路上，那種竄關成功的喜悅，平安到家的幸福，嘴角殘留著粿條的餘香，想著籃子裡還裝滿了貨物，再危險的白蜈也被拋到九霄雲外。

一般情況下，白蜈是不吃人的，老虎都不輕易吃人，何況白蜈？

人也是不吃白蜈的，就是在上個世紀生活緊張的時候，也沒有人去抓捕大白蜈來充飢，原因是大白蜈的肉並不好吃，口感不好，而且白蜈是“聖貨物”，吃不得。

1959年有一戶人家餓得實在不行了，聽說榕江邊有一擱淺的白蜈，這戶人家就拿起菜刀殺了白蜈，切下一塊白蜈肉回家煮了吃。

後來，家裡最聰明的考上大學的兒子就不行了，瘋癲了，每天哭鬧不休，家人一籌莫展，好好的前程就這樣毀了。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呢？瘋兒子有時會自言自語說：“白蜈肉甜啊！”家裡人才恍然大悟，原來是白蜈來報仇了。

這些都是流傳在榕江兩岸的故事，只要是稍微懂事的孩子就能知道，雖然是人們對白蜈缺乏瞭解的臆測，但也無意間為白蜈的生存創造了條件。

大白蜈在上個世紀90年代徹底退出榕江流域，預示著榕江流域生態不可逆轉的危機，最主要的原因是大白蜈棲息地遭到毀滅性的破壞。

第一，榕江溼地的圍墾。

從清代同治年間潮州總兵方耀對榕江的圍墾到新中國對榕江南北兩岸的再圍墾，計有10萬畝以上的水域變為耕地或魚池，兩道雄壯的大堤把喇叭狀的榕江出海口變成細長的水道，大片的灘塗溼地消失，榕江只剩下主航道，灘塗上成片的紅樹林和蘆葦消失。

第二，榕江上游修築水庫，流域內樹木大面積的砍伐，使流域汛期減小甚至消失。

榕江下游海拔低，為潮汐強感區，日夜各有一次漲潮和退潮，正常的時候，每次漲潮和退潮，需要12小時又25分鐘，每二十四小時內漲退各兩次，以每月初一、十五日12時退潮止漲潮始算起，每天漲潮、退潮時間往後推遲50分鐘，至初九和二十三日早晨和傍晚，潮水達到最低，所以叫“初九、二十三、早幹晚幹”。

所謂“初三澇十八水”，就是每個月的農曆初三和十八日是天文大潮期，這兩天水流最厲害。

而每年最高潮水是農曆九月初三和十月初四，這兩天，榕江水都滿到快溢出堤圍，基本上跟江堤持平，真是“潮平兩岸闊”，所以才有“九月初三、十月初四，堤圍不會崩，刣豬做大戲”的說法。

每年農曆五月十三卻是“天文小潮期”，俗稱“關公磨刀日”，就是榕江水位達到一年最低，連平常藏在水下的雙溪嘴七星石都露出來。

民間稱此日若下雨，便是“關公”在磨刀，其磨刀的用水從天宮南門處降下凡間，磨刀石就是榕江的七星石。

這是明代天啟年間為防倭寇人工填下的七堆巨石。

由於榕江南河和北河在此匯合，本地人稱雙溪嘴，七堆巨石把它們分開，這是古揭陽八景之一的“雙溪明月”，相傳中秋之夜，月影雙現，清代卓伯先有詩曰：“南溪水接北溪流，影落銀蟾縞夜秋，我欲弄潮吹玉笛，徘徊如泛海中洲”。

後來由於水庫蓄水、水土流失、江河淤塞等原因，榕江的來水量大量減少，天文大潮或小潮都不明顯，魚蝦的產卵場受到嚴重影響，大白蜈的食物大規模減少，於是退出了榕江流域。

第三，農藥的大規模使用、生活汙水大量排放使榕江的汙染日益嚴重，這些都是造成榕江生態破壞的原因，是壓倒大白蜈生存的最後一根稻草。

農藥在潮汕地區大規模使用大約從1975年開始，那時使用的是DDT，又叫滴滴涕，這是一種劇毒的會通過食物鏈使老鷹等鳥蛋殼變薄而不能孵化的農藥。

剛開始使用時還要求社員吃飽飯，佩戴口罩，可見其毒性。

一些餓肚子趕路又碰上噴藥的人就麻煩了，曾經有多人死於非命。

所以農藥使用後，稻田裡的鳥類、魚類、蛙類等等都一掃而光，大白蜈當然不能倖免。

生活汙水的排放是從改革開放之後就開始了，一方面是大量勞力外出打工使各家庭的垃圾糞便亂倒亂扔，另一方面是進口大量的化肥來代替原來的土雜肥，使垃圾糞便更被隨意處理，再加上工業汙水的排放，大小河流一起汙染，大白蜈難逃厄運！

曾經有數百萬之眾的大白蜈群體，就在近如咫尺的地方悄無聲息地消失。

長江的白鰭豚畢竟還有機會引起人們的重視之後才絕跡，榕江的大白蜈甚至連個正規的學名也都是比照別的地方的叫法而形成的，更不用說對它們的觀察、研究、記錄，都是一片空白，這確實是人類的悲哀。

只管自己的生存發展而不顧別的物種的生存空間註定是狹隘的。

大象

潮汕對大象的記載最早見於唐代，清雍正、乾隆年間的兩部《揭陽縣誌》記載：“唐時桃山都白石山出白象，自行抵州，渡濠從西門入。今郡西湖一名象湖，以此。刺史表聞於朝，詔取至京，其象奴即白石鄉人，能降服之”。唐代北方的大象可能很少了，皇帝有了興趣，才“詔取至京”，這名“象奴”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馴獸師。

宋代嶺南地區還有大量的野象存在。據宋人彭乘《墨客揮犀》載：“漳州漳浦縣地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為群，然不為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至肉骨糜碎乃去，蓋獨象乃眾象中最獷悍者，不為群象所容，故遇之則蹂而害人。”宋人對動物的描述也充滿意識形態，說“獷悍者不為群象所容”基本是以“君子之心度大象之腹”，根據現代研究，這應該是性成熟的公象被驅逐出象群，是動物避免近親繁殖的聰明之舉。為什麼潮陽“素多象”？根據李平日《韓江三角洲》的研究，唐代潮州距海25千米，6000年來，韓江三角洲平均以每年5.5千米的速度向海推進。潮陽縣境的練江流域在唐代也應該是低窪的沼澤地，就現在遺存下來的地名比如“貴嶼”、“任嶼”等也能探知遠古的練江流域是海洋一部分的事實，所以韓愈在《潮州刺史謝上表》裡面對潮州的描述充滿危險：“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根據現代人的研究，古代的“瘴氣”實則是由按蚊傳播的瘧疾等傳染病，北方人對這種傳染病沒有免疫功能，一得病，死亡率很高，宋人朱弁《曲洧舊聞》載：“以其有瘴霧，世傳十往無一二返也。”所以韓愈來潮州，簡直就帶有一種視死如歸的勇氣。這樣潮溼的環境不僅阻礙了本地人口的增長，同時也阻止了外來移民的進入。宋人周去非《嶺外代答》載：“餘觀深廣之女，何其多且盛也。男子身形卑小，顏色黯慘，婦人則黑理充肥，少疾多力。城郭虛市負販逐利率婦人也。”因為男子短命“一日力作，明日必病”，所以那個時候一夫數妻相當普遍，丈夫終日抱子而遊，無子則袖手安居。這種女人是家中主要勞動力的現象在沿海地區還有一些遺存。地廣人稀，資源豐富，當地人不需要花太多的氣力，甚至不需要從事農業，就可以謀生。宋人許應龍：《東澗集》載“潮州地產魚鹽，民易為生，力穡服田，罕務蓄積，時和歲豐，固無乏絕。”這適合鱷魚生存，也適合大象的生存。

野生動物與人類的矛盾自古皆然，宋人吳萃《視聽抄》載：“象為南方之患，土人苦之，不問蔬谷，守之稍不至，踐食之立盡。性嗜酒，聞酒香輒破屋壁入飲之。”所以對於當時的百姓而言，野象對人們的生命財產和農業生產造成極大的破壞，就像現在的西雙版納，一頭成年象，一天可以吃135公斤到300公斤的東西，一晚上就能吃掉一畝左右的玉米。在農業“靠天吃飯”的年代，一頭大象一夜之間就可以讓一戶人家顆粒無收，所以大象還被誣告為強喝了人家的酒，當然是“患”。

如何對付這樣的大傢伙？《宋史·五行志》載：“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潮州野象數百食稼，農設穽田間，象不得食，率其群圍行道車馬，斂穀食之，乃去。”農民們發明挖陷阱就能嚇退野象，所以就多多挖出陷阱，但大象嗅覺靈敏，它是不會輕易上當的。

人們就用“火攻”，《嶺外代答》載：“象群所在，最害禾稼，人倉卒不能制，以長竹系火逐之，乃退。”人們通過試驗發現野象特別害怕煙火，一有煙火大象馬上會掉頭逃跑。於是家家戶戶平時都會準備一支接在長竹竿上的火把，一旦望見象群的影子，大家便一齊點亮火把，吶喊著衝向象群，將野象嚇跑。為了把象群趕得更遠，一般都要追出三四里地。《明朝的那些事兒》寫到明洪武十四年（1381）將領沐英鎮守雲南，為了對付少數民族的大象兵，就使用火器並創造了獨特的火器戰法：“置火銃為三行，列陣中……前行退後，次行繼之，又不退，次行退後，三行繼之。”這是最有效剋制大象兵的戰術。

“潮州人還通過象鞋套象。”廣東省檔案館研究員黃菊豔博士引用吳萃的《視聽抄》說，象鞋是潮州人發明的有效捕象工具，就是在一塊厚厚的木板上，鑿出一個能容下象足的深坑，把一個鋒利的鐵錐，錐尖向上，嵌入坑底，最後，將坑口四周鑿成光潔的鍋狀的斜坡。在象群經常出沒的地方，用草掩蔽將象鞋安置好。路過的大象一旦踩到象鞋，勢必滑入深坑。大象身軀沉重，加上象鞋中鋒銳的鐵錐洞穿其足而不能自拔，頃刻之間，它就得僕臥地上。一旦套住大象，就要經過幾天等待讓其消磨體力，等到上套的大象奄奄一息時才上前制伏它。我讀到這段材料的時候，真的毛骨悚然，用一個鋒利的鐵錐，錐尖向上讓溫順的大象去踩，想象一下你不小心腳踩到了鐵釘時的恐懼感，而且還讓你掙扎幾天消耗你的體能再殺死你，這個過程真是令我毛孔倒掛。

抓來的大象有用嗎？答案是肯定的。《宋史·李昌齡》載：“雷、化、新、白、惠、恩等州山林有群象，民能取其牙，官禁不得賣，自今宜令送官以半價償之，有敢隠匿及私市與人者，論如法。”象牙一直都是奢侈品，這也是大象之所以不幸的根源，就是因為長了兩個潔白的牙齒，強盜邏輯有的是理由，官府也把象牙當作一種財富加以壟斷。

除了象牙，潮人還青睞大象的鼻子。唐人劉恂《嶺表錄異》說，“廣之潮、循州多野象。潮、循人或捕得象，爭食其鼻，雲肥脆尤堪作炙。”大家把象鼻炙當作一道美食。陳藏器的《唐本草》說它好吃的理由是：象身上有十二種肉，“唯鼻是其本肉，諸即雜肉”。也就是說，如此龐大的象，一身精華，集於一鼻，當然好吃，最好是烤來吃，既肥又脆，所以說，廣東人吃野味是有歷史的。一個物種，只要能成為人們餐桌上的美味，數量再多也在劫難逃，何況大象的數量並非像老鼠或者螞蟻一樣多。

清初的吳三桂還有大象兵，但那一定不是在潮州徵集的，潮州的大象早就失蹤了。明中期以後，潮汕氣候變得異常寒冷，出現了積雪。明人陳天資《東里志》載：正德四年(1509)，“冬，大雨雪，深尺許。”正德十年(1515)，“颶風，大雨雹，海潮溢。”嘉靖十一年(1532)，“冬凝霜為災，草木皆枯，蟲、魚凍死。”這種異常的氣候，迫使大批野象遷徙，不然將遭受到滅種之禍無疑。另外，明中期以後，潮汕地區增置饒平、惠來、普寧、澄海四縣，昔日人煙稀少的荒蕪之地得到了充分開發。這種人為開發必然破壞了當地的生態環境，也使大象難以生存下去，被迫遷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