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黎明
黃雍，這位平江籍中華民國時期的陸軍中將，在國共兩黨歷史上，曾“倒行逆施”，改弦易轍，留下過濃墨重彩的特殊篇章。他人生軌跡飽經風霜，曲盡其妙，耐人尋味。但其最後的命運是幸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黃雍擔任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和中南軍政委員會參事，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第四屆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專員。筆者在浩瀚的史海中，拾得了他一些可驚可嘆的片斷，或生活的浪花，特供讀者穿越歷史的時空，再一次去認識、瞭解、熟悉和研究這位具有獨特個性的平江人，激濁揚清地對逝者給予告慰。
積極投身於大革命的洪流
黃雍，字劍秋，1900年出生於平江縣城關鎮的一戶平民家庭。家境貧寒，幼年孤甘。少年時便拜師學藝，做學徒工。一次偶然的機會，黃雍當上了警察。受當時清末民主革命運動的影響，他關心國家的前途和命運，萌生了“造反”的理念。18歲時，他參加了反對軍閥趙恆惕的革命活動，遭到當局的通緝，被迫出走廣州。不久，經人介紹，認識了湘軍兵站總監張輝瓚，張對黃雍欣賞有佳，便推薦其到湘軍總部當參議。1922年11月，黃雍考入湖南陸軍軍官講武堂，投入程潛麾下。學習期間，正值共產黨輔助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黨開辦黃埔軍校，他與袁策夷（湖南長沙人，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黃錦輝（廣西桂林人，1925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等24名學員，發動並校運動。1924年初，湖南陸軍軍官講武堂併入黃埔軍校，黃雍成為了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同年，黃雍加入了中國國民黨。黃埔期間，受著新思想新潮流的衝擊和洗禮，黃雍從心底裡嚮往著新的世界，便參加了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活動，參與組建了革命組織《火星社》。他的進步思想和組織領導才華，得到了當時學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的賞識。
1924年11月，黃雍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時，周恩來派他和袁策夷，前往東苑和寶安從事農運工作。次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選調他擔任了廣州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第5期軍事總教練。同年6月19日，省港大罷工爆發，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蘇兆徵與周恩來等商議，調黃雍出任省港大罷工糾察委員會委員和第5大隊大隊長，併兼任委員會軍務處處長。次月，黃雍領導的工人糾察隊第5大隊，受到了中華民國政府財政部部長宋子文、蘇聯總顧問鮑羅廷的檢閱。工人糾察隊嚴明的紀律、良好的精神風貌，使這兩位政府要員為之一振，連連讚譽：“工人糾察隊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為國民革命軍的楷模”。遂即，宋子文提出聘用黃雍，經蘇兆徵和周恩來同意，黃雍兼任財政部緝私衛商檢查總隊少將總隊長、檢查總所所長，擔負起中國革命最早直接與帝國主義在經濟和海關自主權領域上的鬥爭。這是黃雍追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實現崇高革命理想而邁出的第一步。
然而，正當黃雍躊躇滿志、革命激情澎湃之時，天有不測風雲。1927年4月12日這一天，蔣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韙，背棄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殺戮共產黨人和革命仁人志士。黃雍領導的緝私衛商檢查總隊有30餘人倒在了屠刀之下。更為嚴重的是，黃雍主持的黃埔同學會駐粵辦事處，被蔣介石視為“赤化”的機構，成為清洗的單位之一。當日，蔣介石下令緊急改組，新成立了黃埔同學會駐粵特別委員會。19日，該會在《廣州民國日報》上發表公開啟事，聲言：“黃埔同學會駐粵辦事處，前因反動分子把持會務，經於4月14日我政府將反動分子一概肅清。”幸運的是，黃雍已奉黨的指示，緊急撤離廣州，潛伏到香港，逃過了劫難。
領導組織東江武裝革命鬥爭
面對蔣介石集團的血腥統治，共產黨人並沒有被嚇倒，他們擦乾身上的血跡，埋好戰友的屍體，又投入了新的戰鬥。1927年6月，黃雍奉中共廣東省委之命，以東江特派員的身份，從廣東汕尾進入東江，組織領導海陸豐農民暴動，以配合南昌起義。
“東江”，是當時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地理名詞，它包括惠州、潮汕、興梅等地區，也是大革命風雷激盪的地方。1925年11月，東征軍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兼任“東江各屬行署主任”，負責東征軍後方任務，是主政東江的第一位共產黨人。1927年，這裡已成立了中共東江特別委員會，成為了東江地區的政治中心。黃雍一到東江後，在特委的領導下，首先在海豐建立了“東江革命委員會”，擔任該會主席。他與特委代理書記張善鳴、農軍負責人林道文等，審時度勢，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拉起了兩支由農民組成的、人員規模較小的革命隊伍，活躍在海豐的東南、西北地區，打擊土豪劣紳和地主武裝，奪佔了海豐城，造成了革命暴動的影響。隨後，黃雍前往紫金縣，與農民革命軍大隊長劉琴西取得聯繫，在陸豐新田一帶開展工作，建立赤衛隊，奪取了大安鎮，攻克陸豐城。這一時期，黃雍參與領導組織的陸海豐地區農民一系列武裝暴動，不僅佔領了東江地區的主要城鎮，打擊了國民黨地方反動勢力，而且設立了被裝廠、兵工廠、醫院，儲備了資金和糧食、棉花、布匹、藥品等物資，率先嚐試了“農工武裝割據”。
“八一”南昌起義失敗後，周恩來率主力部隊挺進潮汕、陸豐碣石一帶，遭李濟深調遣的錢大鈞、黃紹竑、陳濟棠部“圍剿”，供給十分困難，周恩來派人與黃雍聯繫，要求其籌措軍餉，支援起義部隊疏散傷員和分散轉移人員。黃雍受領任務後，不講價錢，不遺餘力，立即送去30擔銀元，以解其燃眉之急。隨後，當葉挺、賀龍起義軍餘部到達東江後，黃雍領導的東江革命委員會，按照中共南方局和廣東省委聯席會議的決議，擔負了接應、補給和整編工作，創建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2師，成為了當時廣東最重要的兩支革命武裝力量之一。同年11月中旬，東江特委和東江革命委員會在所在地惠東高潭區，主持召開了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蘇維埃政府，建立了中國革命歷史上的第一個蘇維埃政權。此時，黃雍已奉中共廣東省委的命令，擬赴廣州參加廣州起義，但在新到的東江領導人彭湃要求下，黃雍推遲報到時間，協助彭湃組織攻打海陸豐地區最後一個地主武裝據點----捷勝城，作為陸海豐蘇維埃政府成立大會的獻禮。攻城勝利後，黃雍受到了彭湃率領的蘇維埃代表大會代表十里迎接的禮遇，這也成為黃雍人生中最為輝煌的一頁。
瓊崖島上的一場不尋常風波
1927年11月底，根據中共南方局的指示，黃雍從東江正式到廣東省委工作。次年春，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的李立三，宣佈中共中央“關於在海南島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決定，要求“在短期內完成全島暴動，肅清全島反動勢力”，“應該至少在二個月內完成。”為此，省委派李源、黃雍上島督導，參加中共瓊崖特委2月18月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會上，李源當選為特委書記，黃雍當選為特委常委，負責主持軍事工作。黃雍走馬上任後，針對島上武裝鬥爭實際，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整合和擴大革命武裝力量，率領瓊崖工農討逆軍實施暴動，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先後佔領了榆林港和相鄰的海濱縣城陵水，以期接應蘇聯軍火船，為實現省委提出的奪取全島政權做好應有的準備。
瓊崖革命鬥爭的熊熊烈火，使島上的反革命勢力極度恐慌，他們迅即調遣第63師蔡廷楷部上島，對新生的農民武裝實施“清剿”，屠殺和鎮壓革命群眾，風雨如晦的白色恐怖寵罩著整個瓊崖島。但為貫徹執行省委關於“繼續擴大瓊崖島秋收暴動，以影響南路工作之開展”的指示，中共瓊崖特委一再組織攻城暴動，致使革命力量消耗很大，特委機關遭到破壞，特委書記黃學增光榮犧牲。為此，中共瓊崖特委利用短暫的戰鬥間隙，召開了黨的代表大會，總結和檢討了過去的工作，並就如何貫徹執行省委指示進行了討論。會議決定，由黃雍等人去香港向南方局和省委報告會議的意見。
黃雍等人到香港後，立即向中共南方局和廣東省委報告了瓊崖特委關於“放棄向上（海口）發展，向下（崖縣）攻擊的計劃”，“不能再繼續搞全面武裝暴動”的意見。這個意見，雖然引起了上級黨組織的重視，但由於當時已成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李立三，認為“空前的世界大事變與世界大革命的時機，都在逼近到我們面前了”，中國革命已經到了一蹴而就的時刻，堅決主張用暴力回應暴力。這一“左”傾盲動錯誤理念，使黃雍和瓊崖特委的一些同志不甚理解，深感脫離實際，據理辯解，以求得到省委的理解和支持。但無論他們怎麼辯解，在“左”傾盲動錯誤面前仍是蒼白無力，被省委斥之為“避開敵人的失敗主義觀念”，“更是非常錯誤”的。此時，年輕氣盛的黃雍，倔強的個性完全淹沒了理智，不適時宜，毫無顧忌地與李立三“徹底革命”的理論發生了正面衝突，多次進行爭執，氣氛一次比一次緊張。黃雍堅持認為“徹底革命”的理論，不切合當時革命低潮的實際，十分有害於革命武裝鬥爭。在極端激動的情緒下，脾氣暴烈、一意孤行的李立三，不得不讓黃雍離開瓊崖島。1929年夏，情緒跌入谷底的黃雍，非常苦悶、失落、沮喪、無奈地離開了瓊崖島。他這一離島，如同在大海中航行的一條小船，失去了指南針，迷失了方向感，只好帶著心中的疑竇，從廣東浪跡上海。由此，徹底改變了他人生的軌跡。
與第三黨及“黃埔革命同學會”
1929年秋，中共廣東省委派楊殷同志到上海，通知黃雍等一批領導幹部去蘇聯學習。或許是冥冥之中的巧合，正當黃雍十分高興地準備整裝待發時，中共中央機關遭到了破壞，無法取得聯繫。滯留上海期間，黃雍相繼與董朗、許繼慎、陳烈、餘灑度（平江人）、譚平山、俞墉、曹霄青等失去組織聯繫的共產黨人見面，一起探討中國革命的現實問題以及中國革命的前途。其中譚平山，這位昔日的中共中央第三、四、五屆執行委員，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南昌起義的革命委員會主席，雖然在起義失敗後被中共臨時中央錯誤開除黨籍，但他不甘寂寞，憑藉自己的影響力，積極勸說和串聯失去組織聯繫的共產黨人及國民黨左派人員，打出孫中山先生曾用過的“中華革命黨”旗幟，號召全國革命群眾起來反對蔣介石。“中華革命黨”，也就成為第三黨最早採用的名稱。
正處於徘徊之中的黃雍，在譚平山的介紹下，瞭解了第三黨的性質、宗旨和目標，便加入了該黨，脫離了中國共產黨。黃雍革命鬥爭的經歷，使譚平山深知其重要性和價值，鼓勵他利用黃埔1期學長的身份，施展才華，有所作為。聰慧的黃雍，從革命鬥爭的實踐中體會到，“黃埔同學會”是與蔣介石鬥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陣地。於是，他提出了：在黃埔軍校原教育長鄧演達先生的號召下，成立“黃埔革命同學會”，與“黃埔同學會”爭奪黃埔同學的方案。這一方案的提出，立刻得到了其它黃埔同學的贊同和支持。
1930年9月，參加鄧演達組織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並受鄧演達委託與餘灑度（黃埔2期）、陳烈（黃埔1期）3人，對組織籌建“黃埔革命同學會”方案進行可行性分析論證。同年11月，召開的第三黨代表大會，審議通過了該方案，決定成立“黃埔革命同學會”，與蔣介石控制的“黃埔同學會”爭奪黃埔學生，並在國民黨軍內部開始進行軍運工作。同時，確定餘灑度為臨時召集人，陳烈、黃雍負責組織和軍事工作，曹霄青、俞墉負責宣傳工作。由於黃埔學生在校時對鄧演達先生就頗有信仰，第三黨一成立，影響很大，發展迅速，先後在南京、上海、北京、廣東等14個省（市）建立了基層組織。短短的半年時間，“黃埔革命同學會”會員及受影響的黃埔學生約有5000餘人，幾乎是當時黃埔畢業生的一半，大有動搖和削弱黃埔學生對蔣介石信仰之勢。為此，蔣介石深感自己領袖和統帥的地位，在黃埔學生中受到了嚴重挑戰，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心中極度不安。1931年7月，蔣介石懸賞30萬，緝捕鄧演達。次月17日，由於叛徒陳敬齋出賣，鄧演達在上海出席江西起義幹部訓練班結業儀式上被捕。當日，餘灑度、陳烈、俞墉等30餘名“黃埔革命同學會”負責人在上海法租界亦遭逮捕。黃雍、劉明夏也在武昌被拘捕。不久，蔣介石下達密令，將鄧演達先生殺害。至此，第三黨自中央到地方組織，遭到毀滅性破壞，僅存在不到2年的時間；“黃埔革命同學會”負責人無一逃脫，成為無頭之鳥，被迫徹底解體。
黃雍等“黃埔革命同學會”負責人被解往南京後，蔣介石表現出了極大的耐心，以校長的身份，親自對他們進行教化，許下承諾和保證。同年冬，將他們送入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研究班學習，進一步拉攏和感化。黃雍等對蔣介石感激涕零，幡然改途，投靠了蔣介石反動集團。1932年“1.28”淞滬抗戰爆發時，黃雍被戴笠點名，參加了中央軍事委員會統計調查局“調查通訊小組”，奔波於南京、上海等地，負責收集敵我雙方的兵力、傷亡、武器、給養、戰況、士氣、通訊等軍事信息，為蔣介石指揮決策提供情報支撐。1934年，黃雍被派往第36師任團長、獨立第31旅旅長。次年，調任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副處長，並負責創辦收容黃埔軍人子女的中正學校。1937年“8.13”淞滬會戰，黃雍奉命緊急調配600名軍校畢業的校尉軍官，補充戴笠組建的“抗日別動隊”，支持淞滬會戰。次年6月2日，被授予陸軍少將軍銜。同年7月，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臨時幹事會總務處副處長。之後，擔任了國民黨軍軍政部傷兵管理處副處長、傷兵生產管理局副局長、中央軍事委員會高參等職。1943年2月，當選為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屆中央監察會候補監察。1945年初，被軍隊特別黨部推選出席中國國民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次年7月31日，晉升為陸軍中將。同年秋，退出現役。
人生道路的要緊處卻常常只有幾步。黃雍雖然早年曾經脫離過共產黨，一度動搖了革命的信念，而且現在在國民黨中的發展一帆風順，青雲直上，但具有鴻鵠之志的他，仍深感惘然若失，猶如一隻迷途的羔羊，一直在苦苦的掙扎著。抗日戰爭勝利後，黃雍因不滿蔣介石集團的腐朽統治，不願參加內戰，同室操戈，在他47歲的那一年，不戀高官厚祿，不羨慕榮華富貴，毅然決然地提出申請，退出現役。當年9月，解甲歸田的黃雍，與黃埔校友一道在上海開辦了私立中正學校，出任校長。辦學期間，黃雍不允許國民黨、三青團在校建立和發展組織，相反容納了一些進步教師。1947年，上海發生工人、學生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大遊行活動，中正學校的部分師生也積極響應，外出參加遊行。黃雍支持和容許的態度，遭到了國民黨內部一些人的非議和妒忌，有人報告了蔣介石。不久，蔣介石的軍務局長俞濟時給黃雍來信，要求其將肖克勤、陳逵等4名有共產黨嫌疑的教師押送南京，並還打來長途電話，告知黃雍：“吳國楨市長和宣鐵吾司令來南京時，曾與總統談到此事，我以朋友的身份勸告你按信中所述執行。”黃雍則敷衍了事，沒按信中要求辦，贈送一筆路費給校教務主任、中共黨員肖克勤，請他離校暫避。對陳逵等進步教師仍留校，僅調整課程而已。黃雍這樣的處理，雖然國民黨當局沒有追究，但學校校委會的韓城、閔佛九等人，趁機挑動部分教職員工和學生鬧學潮，迫使黃雍在1948年暑期辭去上海中正學校校長職務。
正當黃雍對未來憂心忡忡，不知何去何從之時，中國共產黨向他伸出了溫暖之手。這年8、9月間，中共中央派吳克堅到華東地區工作。這位黃雍的同鄉、少時朋友，通過地下黨組織找到黃雍秘書、平江人吳少嶽和戴宗義，約見黃雍。吳克堅與黃雍見面後，開門見山地闡述當前時局的發展趨勢，指明前途和方向，希望黃雍用自己的行動，寫好自己的歷史。並冀望他發揮自身的優勢和作用，返湘穩定程潛，促使陳明仁、李默庵及其他黃埔學生隨程潛和平起義，配合解放軍南進。俗話說：識時務者方為俊傑。黃雍是個聰明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較多的政治經驗，並且平時有讀書看報聽廣播的習慣，深知蔣介石集團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敗局已定，無可挽回，但他顧慮重重的是自己曾經脫離過共產黨，不知所措。現在共產黨不計前嫌，開誠佈公，希望他做一些有益於人民的工作。他覺得千載難逢，機不可失，決心迷途知返，走向人民，奔向光明。於是，在當年秋天，他與夫人鄭挹梅從上海回到了長沙。返湘後，在校友、長沙警備司令蔣伏生的幫助下，他很快找到了工作，擔任了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湖南分處主任。1949年3月，黃雍、姚漸逵（湖南寧鄉人）等聯合在湘的黃埔同學，組建了湖南在鄉軍官自救會，陳明仁任主任委員，黃雍任副主任委員，為奔波湖南和平解放搭建了工作平臺。同年5月初，根據黃雍的要求，中共黨組織派來3人並攜帶電臺，由黃雍安排夫人作掩護，在長沙市潘家坪的家中秘密設立聯絡點。不久，為安全起見，將電臺轉移到距長沙6、70裡的橋頭驛車站附近，隱蔽在周啟鐸家。同年7月上旬，黃雍和中共湖南負責人周竹安認為起義條件成熟，便通過省銀行行長李維城向程潛正式“攤牌”，轉達中共中央擬和平解放湖南的意圖，使程潛和毛澤東、黨中央直接對話。程潛通過黃雍掩護的中共秘密電臺，與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相繼取得了聯繫。當月21日，解放軍代表李明灝來到長沙，秘密與陳明仁、程潛見面，商議和平起義的有關事宜。8月4日，程潛和陳明仁領銜發出起義通電。
湖南和平解放後，陳明仁瞭解黃雍秘密掩護中共電臺，開支較大，便送去幾百元以作補貼。程潛給周恩來總理去信，說明黃雍在湖南和平解放中的貢獻。後來，周竹安到北京，向吳克堅彙報了在長沙的這段工作。吳克堅遂給黃雍寫信，寫道：“上海一別，瞬逾半年。昨晤竹安兄，盛稱吾兄幾月以來，奔波和平，甚具勞績；賢夫人城鄉照顧，力疾從公，欽佩莫名。頌公來平，已得晤面，並亦談及吾兄。此次湖南解放，頌公固早有動機，但穩定其意志，促成其實現，我處在湘工作同人，實各費心力。讀吾兄報告，得知其詳，此間亦為嘉許。”1954年12月中旬，黃雍赴北京參加第二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時，周恩來總理特地找到黃雍，看到這位分別20多年的黃埔學生，深切地說：“黃雍，你頭髮都白了。你這次在湖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錯嘛！”對黃雍在湖南和平解放中作出的貢獻給予了嘉許。1956年4月，周恩來總理決定，黃雍參加了由社會知名人士組成的“九人小組”，專門協助中共中央“處理戰犯專案小組”工作，使大批黃埔校友迴歸了新生活。
（作者系廣州軍區司令部編研室副主任 大校軍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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