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9年2月13日，德国柏林，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非竞赛展映单元影片《阿涅斯论瓦尔达》(Varda By Agnes)首映。瓦尔达身穿大花真丝上衣，头发顶部特意染成灰色，刘海部分染成紫色，创意十足。 （视觉中国/图）
阿涅斯·瓦尔达顶着红色蘑菇头，酷爱波点装，似乎永远不会老去。这位法国电影“新浪潮祖母”89岁仍然在拍电影，90岁生日时还在海里游泳。
2018年初，瓦尔达的新片《脸庞，村庄》获得第90届奥斯卡奖最佳纪录长片提名，她成为奥斯卡史上最年长的被提名者。由于无法参加提名宴会，她叫人送去了印在硬纸板上的自己，真人大小，全身波点。2017年11月11日，她已经被授予了奥斯卡的终身成就奖。
瓦尔达和艺术家让·热内（JR）一同合作了这部准纪录片，两人在法国的乡野漫游，采访、拍摄他们遇到的人们，请对方讲故事。瓦尔达希望遇到新鲜的面孔，以免“掉进自己的记忆孔洞”。
2019年3月29日，瓦尔达因乳腺癌去世，享年90岁。在巴黎的家中，亲人和朋友陪她度过了最后的时刻。
3月30日，JR在官网和Instagram发布照片，展示了他刚与数万志愿者在卢浮宫完成的巨大景观。“我肯定你能看到。我制作了天空可以看到的东西。说真的，我不知道那是为你做的。”他幽默地写道。
“新浪潮来临时，她已经开始走向别处”
瓦尔达出生于1928年，18岁时把名字由阿莱特改为阿涅斯。她在索邦大学学习文学和心理学，在卢浮宫学院学习历史，又在夜校学习摄影。这些学科一并深刻地影响了她的职业生涯，她也因与法国电影新浪潮紧密相连而被公众牢记。
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这场运动由戈达尔、特吕弗等集结于《电影手册》杂志的新导演掀起。他们的电影都着意反叛流行的“优质电影”，挑战固化的表演、情节和节奏。
在特吕弗拍出代表作《四百击》之前四年，26岁的瓦尔达就拍出了《短角情事》。电影以她青少年时期居住的法国南部小镇赛特为背景，交替描绘了处于情感危机中的夫妇和艰难求生的渔民。两个迥异的世界被并置在一起，这种结构方式来自福克纳的长篇小说《野棕榈》。
虽然1955年上映后票房不佳，但非线性叙事，强调情绪而非情节，奇特的剪辑方式，新现实主义等后来新浪潮电影的标志性特征都在《短角情事》中出现。它被很多评论家视为新浪潮的先驱，影响了《广岛之恋》等著名作品。
“关于《短角情事》，有一个谜我一直无法解释：到底是什么驱使我拍电影？”电影拍摄十年后，瓦尔达在一次采访中说。
瓦尔达从未接受电影训练，看过的电影也屈指可数。拍摄《短角情事》前，她只看过大概20部电影，其中包括迪士尼的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她那时在国立人民剧院当摄影师，利用周末时间写完剧本，本以为永远不会把它拍出来。但在一位副导演的鼓动下，她借钱、拉人，组成七人拍摄团队，以不到普遍电影成本1/20的预算拍出了《短角情事》。
影史专家珍妮·贝辛格（JeanineBasinger）认为，瓦尔达打破了那种所谓适当、经典的叙述风格，但她其实并不喜欢被归入新浪潮。“新浪潮来临时，她已经开始走向别处。”
瓦尔达年轻时曾到访中国。1957年，她作为法国代表团一员，在北京度过了“五一”劳动节。然后大家沿长江坐船从重庆到上海，还去了云南，那时距中法建交还有六年。在旅店里，一位服务员送过热水，不久又有人送水，只为亲眼看看外国人是什么样子。在武汉，她见证了汉口长江大桥工程的完成；在四川，她什么也吃不了，因为太辣了。
瓦尔达拍摄了几千张珍贵的照片，见证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朝气和幸福感。她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自从那次中国之行，她就和中国人一样每天早上都喝一大杯热水，越热越好。
“我没把自己当成是电影导演”
“当时我非常肯定，那只不过是一次性的事情——我没把自己当成是电影导演。”拍完《短角情事》后，瓦尔达仍旧做回摄影师，因为电影根本不赚钱。七年后，她才拍摄第二部长片《五至七时的克莱欧》。
电影中，一位女歌手焦虑不安地等待癌症检查的结果。对死亡的恐惧迫使她思考自身，由此发现自己是由男性操控的玩偶，通过他人的目光认识自己的小女孩。
《五至七时的克莱欧》是一部非常“新浪潮”的电影，亦被认为是重要的女性主义电影。接着瓦尔达又拍了《幸福》，揭示了社会中流行的对于女性的陈词滥调。
瓦尔达阅读波伏娃的作品，争取女性避孕、性爱的自由权利，并为结婚和抚养子女的新方式而斗争。1971年，她联署了波伏娃发起的“343宣言”，343位女性名人表示自己曾经堕胎，期望以此推动法国实现堕胎合法化。
但瓦尔达不想让电影成为宣传工具。1974年，女性主义运动正如火如荼，她意识到，女性主义一方面变得强有力，但也随之成为时尚。“这是最糟糕的，因为谈论女性变得很‘潮’。”“你没必要说：‘因为我是女性，所以我绝对应该制作女性主义电影，因为女性主义者的观点尚未普及。’”她时常对此表达警醒。
1971年，瓦尔达的好友、大门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在巴黎意外身亡。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举行的葬礼上，她是仅有的五个哀悼者之一。1990年，她的终生挚爱、法国演员及导演雅克·德米去世，她相继拍摄三部影片作为纪念。
1998年和1999年，年逾古稀的瓦尔达在法国各地游走数月，用数码摄像机记录当代拾荒者的生存境况。她称他们为“拾穗者”，手持设备仿佛让她找回年轻时拍摄短片的自由感。拍摄过程中，她感到自己也是另一重意义上的拾穗者。作为艺术家，她到处拾起别人的想法、影像和情绪，再把它们放进电影。她把自己对衰老的主观感受，与更为客观的纪录片融合在一起。
向美国观众介绍瓦尔达的作品时，纽约电影节名誉主席理查德·佩尼亚（RichardPeña）形容，《拾穗者》和《阿涅斯的海滩》是“新一代非虚构电影人的试金石”。
瓦尔达从不停歇。80岁起，她开始创作装置艺术，作品曾参加威尼斯和里昂的双年展。她把自己用过的胶片建成了小房子，命名为“我的失败小屋”。半年前，她告诉《卫报》：“我还活着，还有好奇心。我不是正在腐烂的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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