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漯”字為一多音字，《辭海》記：“漯，音ta，水名，一作漯川”。《說文》禹導河至於大邳（山名，在今河南浚縣東南），乃廝二渠，其一即漯川。也讀作luo。《辭海》記：“漯，音luo，漯河，市名，在河南省中部偏南，京廣鐵路線上，濱臨沙、澧二河。”也就是說“漯”字作為地名，應讀luo。作為水名的“漯”的產生前已有述，而作為地名的“漯河”的名稱是怎樣形成的呢？
“漯河”地名的出現要晚得多，大約在明中葉，並經歷了一個由“螺”到“漯”的演變過程。漯河歷史上屬郾城縣，原為郾城一鎮。歷代地方誌書記載了“漯河”地名的形成軌跡。
1933年時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張鈁題字“漯河鎮”碑
（一）歷代方誌中的“漯”
現存世的歷代方誌記述“漯”字及其有關者，最早版本為明永樂十六年（1418年）《潁川郡志》。後來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趙應式修《郾城縣誌》、明崇禎十年（1637年）李振聲修《郾城縣誌》、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荊其惇修《郾城縣誌書》、清乾隆十年（1745年）趙作霖修《郾城縣誌》、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傅豫修《郾城縣誌》、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周世臣修《郾城縣記》均有記載，現茲列於後。
1、明永樂十六年（1418年）《潁川郡志》卷十二《郾城縣》“津渡”目下載：“螺灣渡在縣東五里，乃沙河交匯之處，鈞、許、陳、蔡南北往來之衝，二水環如海螺，因得名。”由此可知，螺灣時為一渡津。螺灣地名之始依其地理環境條件為據，因水環如螺，河狀有灣而來。
2、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刻《郾城縣誌》為存世郾城縣誌書之最早版本。故列其最早記載“漯”與“螺”字於下：
縣境圖，標有“漯灣店”；《卷之一》“山川”目下，記有“漯灣渡”；《卷之二》“廟宇”目下，記“真武廟十”，“一在漯灣鎮”；《卷之三》“社學”目下，記“一在漯灣鎮南”；《卷之五》“街坊鄉村集鎮附”目下，記“漯灣鎮，在縣東五里”；《卷之五》“津樑”目下，記“漯灣渡，在縣東五里”；《卷之十·文集》， 載教諭全椒屠楷《郾城東郭創建石橋記》，有“郾東郭為南北通衢，漯灣渡在焉”；《卷之十·記文集》，“始由橋而達於螺灣”；《卷之十一·題詠》載劉威《郾城懷古》詩，有“螺灣日晚人爭渡”句；錦官黃璿詩《郾城懷古》有“水會螺灣爭渡急”句；王季立詩《潭水流鵝》有“向彼螺灣河”句；王季立《螺灣賈棹》詩有“螺灣匯雙河”句；《卷之十二》“義舉”目下，“選船僱工於螺灣渡”。
以上所列，記“螺灣”和“漯灣”者共十三處。用“漯”者為七處，其餘六處仍沿用“螺”。分析起來有以下特徵：一是“漯”字為歷代志書中首次使用。作為地名用字，去“蟲”為“水”，改“螺”為“漯”仍讀“luo”音；二是“螺”字仍沿用，但其源為元及明早期文獻所用，為尊原文，故移此仍用之，如王季立、黃璿等詩文。此時，已有“漯灣鎮”、“漯灣渡”、 “漯灣店”三個不同的稱謂，表明已具多種社會功能。“鎮”為行政管理功能，“渡”為交通津道功能，“店”為商旅行便功能。漯河已經成為郾城乃至周邊一重要商鎮。
3、明崇禎十年（1637年）本《郾城縣誌》中的“漯”與“螺”：
《卷之一》“山川”目下，“洄曲河，在城東南三十里，蓋澧河自縣東漯灣渡北流合沙河之東流者”；“漯灣渡，在縣東五里”；《卷之二》“十一鎮”目下，“漯灣鎮，在縣東五里”；《卷之九·藝文》，錦官黃璿詩《郾城懷古》有“水會螺灣爭渡急”句；王季立《螺灣賈棹》詩有“螺灣匯雙河”句；王季立詩《潭水流鵝》有“向彼螺灣河”句；李振聲《潭水流鵝》次韻有“飛浴螺灣河”句；《卷之十·祥異》，李振聲記，“滅流賊於漯灣河”。
該志書修於崇禎末年社會動盪之中，印刷質量甚差，相當部分字跡模糊不清，能辨者已如上所列。“漯”字的基本用法同嘉靖本，地名用字均用“漯”。但亦有時人文章仍用“螺”，如知縣李振聲的“潭水流鵝”次韻之“飛浴螺灣河”，可能是附明永樂郾城知縣王季立詩之後順其用之的緣故。該志書對於改“螺”為“漯”持同意態度。
20世紀50年代的沙河船隊
4、清順治本十六年（1659年）《郾城縣誌書》中的“漯”與“螺”：
《卷之一》“山川”目下，“洄曲河，在城東南三十里，蓋澧河自縣東漯灣渡北流合沙河之東流者”；“漯灣渡，在縣東，入陳國”；《卷之四》“廟祠”目下，“真武廟十”，“一在漯灣鎮”；《卷之六》“武功”目下“附記”，“由宋崗西折而東來至漯灣河北岸”，“由螺灣至萬家埠口”；《卷之九·吟詠》，錦官黃璿詩《郾城懷古》有“水會螺灣爭渡急”句；王季立《螺灣賈棹》詩有 “螺灣匯雙河”句；李振聲《螺灣賈棹》次韻有“寂寞螺灣河”句；王季立詩《潭水流鵝》有“向彼螺灣河”句；李振聲《潭水流鵝》次韻有“飛浴螺灣河”句。
此本用“漯”與“螺”，仍以嘉靖本和崇禎本為例，對於改“螺”為“漯”亦持同意態度。
5、清乾隆十年（1745年）《郾城縣誌》中的“螺”：
縣景圖標有“螺灣”；《卷之一》“山川”目下，“洄曲河，在城東南三十里，蓋澧河自縣東螺灣渡北流合沙河其東流者”；《卷之二》“建置”目下，“真武廟十”，“一在螺灣鎮”；《卷之二》“鎮集”目下，“南路螺灣河”；《卷之二》“津樑”目下，“螺灣渡，在縣東三里”；《卷之十·詩詞》，錦官黃璿詩《郾城懷古》有“水會螺灣爭渡急” 句；王季立《螺灣賈棹》詩有“螺灣匯雙河”句；李振聲《螺灣賈棹》次韻有“寂寞螺灣河”句；王季立詩《潭水流鵝》有“向彼螺灣河”句；李振聲《潭水流鵝》次韻有“飛浴螺灣河”句；孫履嘉《螺灣河上獨遊》詩有“螺灣河上獨遊”、“螺灣水氣涼”句。
縱觀該本，無一“漯”字。“漯灣”地名一改前人用法，槪不用“漯”，仍回到一百五十年前，以“螺”為唯一。顯現修志者對由“螺”改“漯”的徹底否定態度。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認為改"螺"為“漯”未尊地名原意,二是《康熙字典》（同文書局原版）的編寫者也不認可此改法。其《巳集上·水部》記：“漯，廣韻，他合切。集韻，正韻，託合切。《前漢地理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康熙字典》作為皇家所修字書，當然具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能成為該志書決定取捨的主要因素。
6、乾隆清十九年（1754年）本《郾城縣誌》中的“漯”與“螺”：
《卷之一》“川渠”目下，“澧河···至郾城南入於溵，今在城東南漯灣渡”；《卷之二》“津樑”目下，“漯灣河渡，縣東南五里”；《卷之二》“荒政”目下，“新義塚地九，一在漯灣河北，監生宋適置地二畝。”《卷之四》“俗祀”目下，“觀音堂九，一在漯灣河。”《卷之七·藝文上》，張仕周《退城碑》記“天順年間，沙河南迤，西別開河入漯河，沙澧齊漲。”“許州範來縣。知縣張仕周請乘船自沙河到漯河轉入澧河，詳查河勢，”“由澧河至漯河”，“漯河以下寬闊二百餘步”；《卷之九·藝文下》，王季立《螺灣河》詩有“螺灣匯雙河”句 ；《潭水流鵝》詩有“向彼螺灣河”句；甄汝舟《郾城縣即景》詩有“盤旋屈曲螺灣坳”句；《卷之十三》“紀傳”目下有“振聲伏奇兵漯灣河左右”句。
該志書未循乾隆十年本否定由“螺”改“漯”態度，仍遵嘉靖本的用法，即嘉靖以上遵前人用“螺”，其後取新意用“漯”。
7、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郾城縣記》中的“漯”：
《卷三·疆域篇·中》，“大王廟”目下有“一在漯灣河”； “商務會”目下有“在漯灣河順河街，光緒三十三年五月開辦”；“車站”目下有“一在漯灣河，以漯灣河為最巨”；“電報局”“在漯灣河鎮”；“津樑道路”目下，記有“漯灣河渡”，“漯灣河西渡”；“鐵路”目下，“漯灣河鐵橋為大石柱七，橋五孔，鐵欄約五尺許”；《卷四·疆域篇·下》，“漯灣河鎮，漯，一作螺。寨曰源匯”；《卷三十·文徵外篇·下》，“郾城縣請按照約章查辦漯灣河假冒洋商名目開設公司稟”，“卑縣漯河地方本系南北通衢。”
查本書地名之用，已全為“漯”字，不再一一列舉。但《文徵篇》所收明初及以前文獻仍錄原貌。
從以上多部志書記載可以看出，由“螺”改“漯”，由嘉靖中葉，經過了三百多年的歷史進程，從提出到認可，又遭否定，再重新認識並最終得到共認，形成共識，完成了漯河地名的昇華演變。
建成於1949年8月京廣線鐵路漯河沙河大橋
（二）由“螺”改“漯”的歷史條件和文化內涵
嘉靖年間由“螺”改“漯”的文化現象，是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客觀歷史條件作用的結果。
明朝的建立，結束了元末以來長期的社會動盪，注重休養生息，鼓勵並遷徙民眾到平原地區恢復農業。郾城縣境即有相當數量的山西農民移此墾植。源匯區陰陽趙鎮上亭後寨村移民碑，記李姓先祖明朝從山西洪洞縣遷來，繁衍生息。召陵區老窩鎮坡於村於氏祖塋碑，記“明太祖洪武年間”，“于姓始祖於林兄弟三人，自洪洞縣遷於河南西華邑，沙河之南”。鄧襄鎮牛趙村趙氏祖塋碑，記“趙氏，山右人也，自明太祖遷民，由洪洞至郾邑”。另有風憲裡陳氏族乘，問十鎮梁氏族乘，商橋黨灣村黨氏族乘，召陵區萬莊村出土明墓誌銘，郾城區鄉浦趙趙若園墓誌銘等多家族譜和墓誌都有明朝移民於郾之內容。
據縣誌記載：明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郾城縣共有1621戶，12345人。到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全縣發展到3348戶，33024人，戶增一倍，口增近二倍。土地開墾增長很快，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郾城縣共墾出夏地766頃40畝，秋地851頃40畝。郾城本“豐饒之地”，雖“環郾皆河”，然經數次興利除害，修堤防，浚河道，使“三河五溝入汝”，生產條件大為改觀，百姓生活日益提高，有“媮衣美食，華軒肥馬，靡麗紛華”之譽。穩定豐裕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給文化發展提供了條件。正德年間，知縣畢登高建文筆峰，鼓勵學子入塾研讀詩書，追求科舉功名。隨之出現了以趙應式、徐固、謝彭楊、彭存誠、陳璣為代表的一批科舉功名學人。他們或鄉試中舉，或進士及第，帶動了當地教育和文化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嘉靖中葉修《郾城縣誌》，知縣將此事委託給已致仕還鄉的陳璣、趙應式等邑人。陳璣，字天儀，風憲里人，嘉靖壬午（1522年）舉人，癸未（1523年）進士，官任新城知縣、戶部郎中、漢中知府，遷湖廣按察司副史。趙應式，字中甫，石槽趙村人，明正德八年（1513年）舉人，曾任山東東昌府通判，順天府霸州知州。其文章聞名全縣，凡郾城水道、橋樑或境內有所興建，多撰文以記之。寫有《重修仁佑祠記》、《重修縣治碑記》、《創建忠誠祠記》、《增修郾學記》、《比俸泉記》、《三河五溝諸水入汝河記》、《石界河橋記》等。在此期間，已有豪門大戶請文人寫墓誌銘一類應用文體，就有了以“漯”字為地名的嘗試。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趙應式等修《郾城縣誌》完稿付印，這部志書首次將“漯”字用作地名記入地方典籍。
陳璣、趙應式等勇於改“螺”為“漯”，亦有其自身的原因。他們致仕以後，回到家鄉生活，對地方文化事業的關愛和奉獻成為樂事。他們生於斯，長於斯，學於斯，成名於斯，對沙澧河畔有著真摯的眷戀和熱愛，用較高層次的文化品位裝點家鄉山水，發為筆墨，除全方位記載展示當地社會經濟歷史文化外，還特別關注“螺灣”地名的昇華。是他們首倡將原來的“螺灣”地名進行改造，取《管子》“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故曰，水具財也”和《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徑流之大”之意，去“蟲”為“水”，由“螺”改“漯”，仍讀“luo”音，實現了由“螺”演變為“漯”的文化跨越。其意更雅，更具中華傳統歷史文化內涵。
“漯”字已如前述，“河”從何來？一是這裡就有沙河、澧河、洄曲河之圍，“河”自固有。二是明永樂十年郾城知縣王季立詩中已有“螺灣匯雙河”，“向彼螺灣河”之句。明萬曆二十三年（1594年）郾城知縣張仕周在《退城碑》中明確提出了全新的“漯河”地名概念。改“螺”為“漯”、改“灣”為“河”，從文化內涵上都有了新的層次。“漯河”既有“西連關陝，東達江淮”的磅礴大氣，又有“隱江如帶，平野若繡”的雋美丰姿。改“螺”為“漯”、改“灣”為“河”，經過近四百年間人們不斷地認知、培育而逐步形成共識，既符合地方地理特徵，又有深厚的河文化內涵，風雍典雅，特色鮮明。 一九三三年，國民黨元老，大書法家張鈁書“漯河鎮”匾額三個大字，為隸書體，渾厚而富有靈動，最具表現漯河地理和文化內涵。此後，各媒體、公文、社會生活等均用“漯河”作為專用地名而沿用至今。
以上所考表明，《尚書》中的“漯”是作為水名出現的，而“漯河”的“漯”是作為地名出現的，同一個“漯”字，雖形同而多不同。一是用法不同。有作為水名和作為地名兩種用法，已如前述。二是地方不同。漯水發源於黃河北之大邳山一帶，經時代變遷經河南、山東流入東海。漯河作為一個城市在黃河以南的豫中平原，二者相去甚遠。三是讀音不同。作為河流應讀作“ta”，而作為地名應讀作“luo”。四是兩個名詞產生的時間不同。前者產生在大禹時代，而後者是在明中葉以後逐步演變而成。並非借用“漯”（“ta”）而為“漯”（“luo”）。“漯河”地名的最終形成是這個地方的地理特徵和中華文化的內涵相融合的結果。
沙澧河交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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