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漯”字为一多音字，《辞海》记：“漯，音ta，水名，一作漯川”。《说文》禹导河至于大邳（山名，在今河南浚县东南），乃厮二渠，其一即漯川。也读作luo。《辞海》记：“漯，音luo，漯河，市名，在河南省中部偏南，京广铁路线上，滨临沙、澧二河。”也就是说“漯”字作为地名，应读luo。作为水名的“漯”的产生前已有述，而作为地名的“漯河”的名称是怎样形成的呢？
“漯河”地名的出现要晚得多，大约在明中叶，并经历了一个由“螺”到“漯”的演变过程。漯河历史上属郾城县，原为郾城一镇。历代地方志书记载了“漯河”地名的形成轨迹。
1933年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张钫题字“漯河镇”碑
（一）历代方志中的“漯”
现存世的历代方志记述“漯”字及其有关者，最早版本为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颍川郡志》。后来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赵应式修《郾城县志》、明崇祯十年（1637年）李振声修《郾城县志》、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荆其惇修《郾城县志书》、清乾隆十年（1745年）赵作霖修《郾城县志》、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傅豫修《郾城县志》、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周世臣修《郾城县记》均有记载，现兹列于后。
1、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颍川郡志》卷十二《郾城县》“津渡”目下载：“螺湾渡在县东五里，乃沙河交汇之处，钧、许、陈、蔡南北往来之冲，二水环如海螺，因得名。”由此可知，螺湾时为一渡津。螺湾地名之始依其地理环境条件为据，因水环如螺，河状有湾而来。
2、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刻《郾城县志》为存世郾城县志书之最早版本。故列其最早记载“漯”与“螺”字于下：
县境图，标有“漯湾店”；《卷之一》“山川”目下，记有“漯湾渡”；《卷之二》“庙宇”目下，记“真武庙十”，“一在漯湾镇”；《卷之三》“社学”目下，记“一在漯湾镇南”；《卷之五》“街坊乡村集镇附”目下，记“漯湾镇，在县东五里”；《卷之五》“津梁”目下，记“漯湾渡，在县东五里”；《卷之十·文集》， 载教谕全椒屠楷《郾城东郭创建石桥记》，有“郾东郭为南北通衢，漯湾渡在焉”；《卷之十·记文集》，“始由桥而达于螺湾”；《卷之十一·题咏》载刘威《郾城怀古》诗，有“螺湾日晚人争渡”句；锦官黄璿诗《郾城怀古》有“水会螺湾争渡急”句；王季立诗《潭水流鹅》有“向彼螺湾河”句；王季立《螺湾贾棹》诗有“螺湾汇双河”句；《卷之十二》“义举”目下，“选船雇工于螺湾渡”。
以上所列，记“螺湾”和“漯湾”者共十三处。用“漯”者为七处，其余六处仍沿用“螺”。分析起来有以下特征：一是“漯”字为历代志书中首次使用。作为地名用字，去“虫”为“水”，改“螺”为“漯”仍读“luo”音；二是“螺”字仍沿用，但其源为元及明早期文献所用，为尊原文，故移此仍用之，如王季立、黄璿等诗文。此时，已有“漯湾镇”、“漯湾渡”、 “漯湾店”三个不同的称谓，表明已具多种社会功能。“镇”为行政管理功能，“渡”为交通津道功能，“店”为商旅行便功能。漯河已经成为郾城乃至周边一重要商镇。
3、明崇祯十年（1637年）本《郾城县志》中的“漯”与“螺”：
《卷之一》“山川”目下，“洄曲河，在城东南三十里，盖澧河自县东漯湾渡北流合沙河之东流者”；“漯湾渡，在县东五里”；《卷之二》“十一镇”目下，“漯湾镇，在县东五里”；《卷之九·艺文》，锦官黄璿诗《郾城怀古》有“水会螺湾争渡急”句；王季立《螺湾贾棹》诗有“螺湾汇双河”句；王季立诗《潭水流鹅》有“向彼螺湾河”句；李振声《潭水流鹅》次韵有“飞浴螺湾河”句；《卷之十·祥异》，李振声记，“灭流贼于漯湾河”。
该志书修于崇祯末年社会动荡之中，印刷质量甚差，相当部分字迹模糊不清，能辨者已如上所列。“漯”字的基本用法同嘉靖本，地名用字均用“漯”。但亦有时人文章仍用“螺”，如知县李振声的“潭水流鹅”次韵之“飞浴螺湾河”，可能是附明永乐郾城知县王季立诗之后顺其用之的缘故。该志书对于改“螺”为“漯”持同意态度。
20世纪50年代的沙河船队
4、清顺治本十六年（1659年）《郾城县志书》中的“漯”与“螺”：
《卷之一》“山川”目下，“洄曲河，在城东南三十里，盖澧河自县东漯湾渡北流合沙河之东流者”；“漯湾渡，在县东，入陈国”；《卷之四》“庙祠”目下，“真武庙十”，“一在漯湾镇”；《卷之六》“武功”目下“附记”，“由宋岗西折而东来至漯湾河北岸”，“由螺湾至万家埠口”；《卷之九·吟咏》，锦官黄璿诗《郾城怀古》有“水会螺湾争渡急”句；王季立《螺湾贾棹》诗有 “螺湾汇双河”句；李振声《螺湾贾棹》次韵有“寂寞螺湾河”句；王季立诗《潭水流鹅》有“向彼螺湾河”句；李振声《潭水流鹅》次韵有“飞浴螺湾河”句。
此本用“漯”与“螺”，仍以嘉靖本和崇祯本为例，对于改“螺”为“漯”亦持同意态度。
5、清乾隆十年（1745年）《郾城县志》中的“螺”：
县景图标有“螺湾”；《卷之一》“山川”目下，“洄曲河，在城东南三十里，盖澧河自县东螺湾渡北流合沙河其东流者”；《卷之二》“建置”目下，“真武庙十”，“一在螺湾镇”；《卷之二》“镇集”目下，“南路螺湾河”；《卷之二》“津梁”目下，“螺湾渡，在县东三里”；《卷之十·诗词》，锦官黄璿诗《郾城怀古》有“水会螺湾争渡急” 句；王季立《螺湾贾棹》诗有“螺湾汇双河”句；李振声《螺湾贾棹》次韵有“寂寞螺湾河”句；王季立诗《潭水流鹅》有“向彼螺湾河”句；李振声《潭水流鹅》次韵有“飞浴螺湾河”句；孙履嘉《螺湾河上独游》诗有“螺湾河上独游”、“螺湾水气凉”句。
纵观该本，无一“漯”字。“漯湾”地名一改前人用法，槪不用“漯”，仍回到一百五十年前，以“螺”为唯一。显现修志者对由“螺”改“漯”的彻底否定态度。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认为改"螺"为“漯”未尊地名原意,二是《康熙字典》（同文书局原版）的编写者也不认可此改法。其《巳集上·水部》记：“漯，广韵，他合切。集韵，正韵，託合切。《前汉地理志》：漯水出东郡东武阳县。”《康熙字典》作为皇家所修字书，当然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可能成为该志书决定取舍的主要因素。
6、乾隆清十九年（1754年）本《郾城县志》中的“漯”与“螺”：
《卷之一》“川渠”目下，“澧河···至郾城南入于溵，今在城东南漯湾渡”；《卷之二》“津梁”目下，“漯湾河渡，县东南五里”；《卷之二》“荒政”目下，“新义塚地九，一在漯湾河北，监生宋适置地二亩。”《卷之四》“俗祀”目下，“观音堂九，一在漯湾河。”《卷之七·艺文上》，张仕周《退城碑》记“天顺年间，沙河南迤，西别开河入漯河，沙澧齐涨。”“许州范来县。知县张仕周请乘船自沙河到漯河转入澧河，详查河势，”“由澧河至漯河”，“漯河以下宽阔二百余步”；《卷之九·艺文下》，王季立《螺湾河》诗有“螺湾汇双河”句 ；《潭水流鹅》诗有“向彼螺湾河”句；甄汝舟《郾城县即景》诗有“盘旋屈曲螺湾坳”句；《卷之十三》“纪传”目下有“振声伏奇兵漯湾河左右”句。
该志书未循乾隆十年本否定由“螺”改“漯”态度，仍遵嘉靖本的用法，即嘉靖以上遵前人用“螺”，其后取新意用“漯”。
7、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郾城县记》中的“漯”：
《卷三·疆域篇·中》，“大王庙”目下有“一在漯湾河”； “商务会”目下有“在漯湾河顺河街，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开办”；“车站”目下有“一在漯湾河，以漯湾河为最巨”；“电报局”“在漯湾河镇”；“津梁道路”目下，记有“漯湾河渡”，“漯湾河西渡”；“铁路”目下，“漯湾河铁桥为大石柱七，桥五孔，铁栏约五尺许”；《卷四·疆域篇·下》，“漯湾河镇，漯，一作螺。寨曰源汇”；《卷三十·文徵外篇·下》，“郾城县请按照约章查办漯湾河假冒洋商名目开设公司禀”，“卑县漯河地方本系南北通衢。”
查本书地名之用，已全为“漯”字，不再一一列举。但《文徵篇》所收明初及以前文献仍录原貌。
从以上多部志书记载可以看出，由“螺”改“漯”，由嘉靖中叶，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从提出到认可，又遭否定，再重新认识并最终得到共认，形成共识，完成了漯河地名的升华演变。
建成于1949年8月京广线铁路漯河沙河大桥
（二）由“螺”改“漯”的历史条件和文化内涵
嘉靖年间由“螺”改“漯”的文化现象，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客观历史条件作用的结果。
明朝的建立，结束了元末以来长期的社会动荡，注重休养生息，鼓励并迁徙民众到平原地区恢复农业。郾城县境即有相当数量的山西农民移此垦植。源汇区阴阳赵镇上亭后寨村移民碑，记李姓先祖明朝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繁衍生息。召陵区老窝镇坡于村于氏祖茔碑，记“明太祖洪武年间”，“于姓始祖于林兄弟三人，自洪洞县迁于河南西华邑，沙河之南”。邓襄镇牛赵村赵氏祖茔碑，记“赵氏，山右人也，自明太祖迁民，由洪洞至郾邑”。另有风宪里陈氏族乘，问十镇梁氏族乘，商桥党湾村党氏族乘，召陵区万庄村出土明墓志铭，郾城区乡浦赵赵若园墓志铭等多家族谱和墓志都有明朝移民于郾之内容。
据县志记载：明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郾城县共有1621户，12345人。到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全县发展到3348户，33024人，户增一倍，口增近二倍。土地开垦增长很快，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郾城县共垦出夏地766顷40亩，秋地851顷40亩。郾城本“丰饶之地”，虽“环郾皆河”，然经数次兴利除害，修堤防，浚河道，使“三河五沟入汝”，生产条件大为改观，百姓生活日益提高，有“媮衣美食，华轩肥马，靡丽纷华”之誉。稳定丰裕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给文化发展提供了条件。正德年间，知县毕登高建文笔峯，鼓励学子入塾研读诗书，追求科举功名。随之出现了以赵应式、徐固、谢彭杨、彭存诚、陈玑为代表的一批科举功名学人。他们或乡试中举，或进士及第，带动了当地教育和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嘉靖中叶修《郾城县志》，知县将此事委托给已致仕还乡的陈玑、赵应式等邑人。陈玑，字天仪，风宪里人，嘉靖壬午（1522年）举人，癸未（1523年）进士，官任新城知县、户部郎中、汉中知府，迁湖广按察司副史。赵应式，字中甫，石槽赵村人，明正德八年（1513年）举人，曾任山东东昌府通判，顺天府霸州知州。其文章闻名全县，凡郾城水道、桥梁或境内有所兴建，多撰文以记之。写有《重修仁佑祠记》、《重修县治碑记》、《创建忠诚祠记》、《增修郾学记》、《比俸泉记》、《三河五沟诸水入汝河记》、《石界河桥记》等。在此期间，已有豪门大户请文人写墓志铭一类应用文体，就有了以“漯”字为地名的尝试。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赵应式等修《郾城县志》完稿付印，这部志书首次将“漯”字用作地名记入地方典籍。
陈玑、赵应式等勇于改“螺”为“漯”，亦有其自身的原因。他们致仕以后，回到家乡生活，对地方文化事业的关爱和奉献成为乐事。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学于斯，成名于斯，对沙澧河畔有着真挚的眷恋和热爱，用较高层次的文化品位装点家乡山水，发为笔墨，除全方位记载展示当地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外，还特别关注“螺湾”地名的升华。是他们首倡将原来的“螺湾”地名进行改造，取《管子》“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故曰，水具财也”和《庄子》“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径流之大”之意，去“虫”为“水”，由“螺”改“漯”，仍读“luo”音，实现了由“螺”演变为“漯”的文化跨越。其意更雅，更具中华传统历史文化内涵。
“漯”字已如前述，“河”从何来？一是这里就有沙河、澧河、洄曲河之围，“河”自固有。二是明永乐十年郾城知县王季立诗中已有“螺湾汇双河”，“向彼螺湾河”之句。明万历二十三年（1594年）郾城知县张仕周在《退城碑》中明确提出了全新的“漯河”地名概念。改“螺”为“漯”、改“湾”为“河”，从文化内涵上都有了新的层次。“漯河”既有“西连关陕，东达江淮”的磅礴大气，又有“隐江如带，平野若绣”的隽美丰姿。改“螺”为“漯”、改“湾”为“河”，经过近四百年间人们不断地认知、培育而逐步形成共识，既符合地方地理特征，又有深厚的河文化内涵，风雍典雅，特色鲜明。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张钫书“漯河镇”匾额三个大字，为隶书体，浑厚而富有灵动，最具表现漯河地理和文化内涵。此后，各媒体、公文、社会生活等均用“漯河”作为专用地名而沿用至今。
以上所考表明，《尚书》中的“漯”是作为水名出现的，而“漯河”的“漯”是作为地名出现的，同一个“漯”字，虽形同而多不同。一是用法不同。有作为水名和作为地名两种用法，已如前述。二是地方不同。漯水发源于黄河北之大邳山一带，经时代变迁经河南、山东流入东海。漯河作为一个城市在黄河以南的豫中平原，二者相去甚远。三是读音不同。作为河流应读作“ta”，而作为地名应读作“luo”。四是两个名词产生的时间不同。前者产生在大禹时代，而后者是在明中叶以后逐步演变而成。并非借用“漯”（“ta”）而为“漯”（“luo”）。“漯河”地名的最终形成是这个地方的地理特征和中华文化的内涵相融合的结果。
沙澧河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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