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比賽出現19張紅牌會是怎樣的場景？在足球發展的歷史上，不乏無節制的兇狠犯規和暴力衝突事件。
在2018年2月的一場巴西地區聯賽中，維多利亞和巴伊亞的球員們發生了一場造成10張紅牌、8張黃牌的衝突，並令比賽不得不以取消告終。雙方的衝突始於巴伊亞的維尼修斯在打進點球之後頗具煽動性地在主隊球迷面前慶祝，而此舉惹怒了維多利亞的球員們。
該事件在爆發後迅速登上了全球媒體的頭條，那些常常忽視南美足球積極一面的英國主流媒體都對此做了報道。
無論是在南美社會，還是延伸至南美足壇來看，暴力行徑都絕非新鮮事。或許是由於這樣的事情從現代足球的視角來看過於罕見，因此這次特別的衝突有著極為惡劣的影響。而這樣的足球環境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時的足球充斥著野蠻和暴力。洲際盃，這一由南美解放者杯冠軍與歐洲冠軍盃冠軍來角逐世界冠軍的賽事的出現，更是成為了幾個關鍵事件發生的原因。
1967年，阿根廷的競技俱樂部與蘇格蘭的凱爾特人俱樂部在烏拉圭首都進行了那場著名的蒙得維的亞之戰，兩隊在主客兩回合的較量後依舊難分勝負，最後不得不將蒙得維的亞作為中立場地進行最後的決戰。然而這場附加賽卻充斥著兇狠的飛鏟、揮舞的拳頭以及無數從看臺扔下的投擲物。
(譯註：決賽首回合凱爾特人在主場1-0取勝，次回合競技以2-1將總比分扳平，但由於當時沒有客場進球的概念，因此在總比分2-2的情況下，雙方還要在中立場地進行附加賽來決定冠軍的歸屬。在這場比賽中，競技球員們的犯規十分粗野，這令凱爾特人的球員們失去了冷靜。競技與凱爾特人的犯規數高達30-21，被驅逐的球員數則為2-4，實際上更多的犯規被當值主裁忽視，而在球員被罰下場時，甚至要多次動用防暴警察來到球場護送球員離開。值得一提的是，在比賽第88分鐘被裁判驅逐出場的凱爾特人球員伯蒂-奧爾德甚至拒絕離場，繼續踢完了餘下的比賽。最終，競技以1-0的比分戰勝了凱爾特人，併成為了歷史上第一支贏得洲際盃的阿根廷球隊。在競技繞場慶祝冠軍的時候，烏拉圭的凱爾特人球迷開始向場內投擲物品，最終令球隊只得滯留在場地中央，最終由警察護送回更衣室。這場比賽造成的影響十分糟糕，凱爾特人的傳奇主帥喬克-斯泰恩就稱，“即便給我這世上所有的財富，我也不會再帶任何球隊來南美比賽。”包括路透社、隊報在內的歐洲媒體都做了負面報道。這也令70年代的多支歐冠冠軍以各種原因拒絕參加該賽事)
(圖)當南美足球與歐洲足球在俱樂部的層面相遇時，意味著的不僅僅是技戰術層面上的對抗
幾乎與“反足球”劃等號的奧斯瓦爾多-蘇韋爾迪亞所執教的拉普拉塔大學生在1968-1970年連續參加了3屆洲際盃，他們先是戰勝了曼聯，隨後輸給了AC米蘭和費耶諾德(譯註：蘇韋爾迪亞是第一位通過研究對方球隊戰術制定比賽策略的教練，他也是戰術犯規的先行者)。而這幾場比賽全都充斥著粗野的動作和犯規。這樣的景象很難稱得上是那個號稱“搖擺的六十年代”時期所代表的自由、新潮、放縱，比起一個多姿多彩、翩翩起舞的年代，這種比賽更像是彼此揮舞著拳頭。
1966年世界盃對於裁判執法而言是一個重要的節點，而從球隊的層面上講，對阿根廷和英格蘭之間的關係也十分重要。英格蘭隊主帥阿爾夫-拉姆塞曾為阿根廷的球員們貼上了“動物”的標籤。而在那場1/4決賽的英阿大戰中，阿根廷隊的隊長安東尼奧-拉丁的被罰出場無意間促進了紅黃牌制度在1970年世界盃上的出現(譯註：當值主裁判以拉丁不服從判罰為由，將其罰下。在當時的規則下，裁判有權對球員進行警告和驅逐，但具體的尺度和評判標準並不規範)。當時的裁判委員會主席肯-阿斯頓，正是在這場比賽的賽後，於回家路上等待紅綠燈時受到了啟發，從而提出了紅黃牌的概念。
(圖)1966年世界盃上的英阿大戰促進了紅黃牌制度的形成
而在1971年的南美解放者杯上，阿根廷的博卡青年對陣秘魯的水晶競技的比賽在場面殘暴程度上絕對是殿堂級的，共有19名球員得到了紅牌。那不但是足球歷史上最醜陋的夜晚之一，也是足球這項美麗運動的一個汙點，有著最為骯髒的衝突。
水晶競技是以秘魯甲級聯賽冠軍的身份進入到南美解放者杯的，這也是他們隊史18個聯賽冠軍中的第4個。博卡青年則是繼1969年後，成功衛冕了1970年的阿根廷全國錦標賽的冠軍。與這兩支球隊同組的還有羅薩里奧中央和秘魯體育大學，博卡正是在此前的阿根廷全國錦標賽決賽中戰勝了前者，而後者則是水晶競技在利馬的同城死敵。
在三輪比賽過後，進入小組賽後半程的4支球隊沒有拉開積分差距。秘魯體育大學以4分位列榜首，積3分的博卡青年和水晶競技緊隨其後，墊底的羅薩里奧中央也有2分入賬。
在那場於糖果盒球場進行的惡戰的16天前，博卡青年做客秘魯以0-2的比分完敗水晶競技。因此，在1971年3月17日這天，博卡尋求著一場復仇。比賽在當地時間的晚上8時40分開始，這場比賽的直播信號通過衛星還傳輸到了秘魯當地，這也是秘魯電視史最早的直播節目之一，而這意味著這個安第斯國家的民眾可以通過電視這一在當時還很新穎、別緻的媒介觀看實時的比賽情況。而在此前一晚，秘魯體育大學剛剛被羅薩里奧中央逼平。
(圖)當時的比賽預熱海報
與雙方在小組賽的首次較量相比，水晶競技沒有做出任何人員變化，他們期望能夠用同樣的陣容再次迎來一場勝利。儘管水晶競技的胡安-奧爾維戈索在禁區內的射門先聲奪人，但在6萬名狂熱的博卡球迷的注視下，主隊先是由豪爾赫-科克補射建功，隨後安赫爾-羅哈斯在胸部停球后以一腳力量十足的近距離抽射破門，從而以2-1的比分逆轉了局勢。下半場，卡洛斯-帕胡埃洛在博卡門將魯本-桑切斯做出撲救後近距離補射將比分扳平(譯註：原文稱博卡是在2-0領先的情況下被扳平的，但根據比賽記錄，實際上水晶競技在比賽中率先打入一球)。
從那時起，比賽的火藥味開始越來越濃了。隨著兩隊的攻勢愈發猛烈，球迷們對於客隊的敵意也漸漸加深。在比賽的後半段，兩隊就像是在進行一場籃球比賽一樣，雙方為了那粒至關重要的制勝進球，你來我往地發起一波波攻勢。
在比賽即將結束之際，博卡方面再次謀得進攻的機會，羅伯特-羅赫爾在禁區內倒地。然而烏拉圭籍主裁判亞歷杭德羅-奧特羅認為博卡球員是自己主動摔倒的，拒絕吹罰點球，這令主場球迷憤怒不已。
在這次尋求點球未果之後，博卡隊長魯本-蘇涅在比賽恢復進行後鏟翻了阿爾弗雷多-克薩達，令局勢進一步緊張起來。順便提一句，這位球員在退役後不久曾受生活困擾而一度試圖從7樓跳下自殺。緊張的局勢也蔓延至看臺上，兩隊的球迷們亂作一團，頃刻間拳腳滿天飛。
蘇涅在角旗區攻擊了對方的阿爾貝託-蓋拉多；而蓋拉多用一記飛踹回擊，令蘇涅的頭部出現了一條事後被縫了7針的傷痕。這位博卡隊長像是著了魔一樣，需要好幾位警察架住他才行。蘇涅流血的形象(下圖)成為了一個經典瞬間，也登上了阿根廷雜誌《體育畫報》的封面。
(圖)以受傷的蘇涅為封面的《體育畫報》雜誌
在當晚為博卡打入一球的科克也捲入了衝突的中心，他先後用腳踢倒了對方的埃洛伊-坎波斯和費爾南多-梅蘭，不但令前者鼻骨骨折，更是令後者顱骨骨折；事後這兩名球員都被送到附近的阿格里奇醫院(譯註：實際上襲擊這兩名球員的不止科克，他們遭到了博卡球員的圍毆)。在衝突中，水晶競技的奧蘭多-託雷勇敢地與兩三名博卡球員對峙，但遺憾的是，他的母親在電視機前目睹了衝突之後情緒過度激動，不幸因心臟病發作而去世。
衝突過後，只有3名球員逃過了主裁判奧特羅的紅牌，他們分別是兩隊的門將桑切斯和路易斯-魯維諾斯，以及博卡青年的秘魯籍後衛胡里奧-梅倫德斯。諷刺的是，水晶競技球員拉蒙-米夫林儘管在衝突中始終保持著中立態度，但也吃到了莫須有的紅牌；相反的是，一直處於衝突最前列的桑切斯卻逃過了懲罰。然而，在如此大規模的衝突下，這次判罰上的“小失誤”不應歸咎於裁判。畢竟當年的球場可沒有多機位的攝影機，更沒有VAR方案(譯註：在雙方發生衝突之後，比賽直接以2-2的比分收場，原文對此未提及)。
當值的裁判們都選擇回到更衣室“避難”，而主裁判奧特羅則堅持留在了喧鬧的糖果盒球場的衝突中心。考慮到他當時的本職工作是警察，或許就不應驚訝於他這樣的選擇了，畢竟在他的家鄉烏拉圭，當時的警察們已經習慣與左翼游擊隊進行對峙。
除了接受治療的球員，其餘參與到當晚衝突的球員們被送至距離糖果盒球場僅僅3個街區外的平松街道警察局內，雙方球員們在那個晚上不得不被近距離地關在一起過夜。隨後，他們都受到了為期30天的監禁處罰，但在外交等手段的加持下，他們很快就離開了監獄。
面對這樣的事件，人們最初的反應的就是憤怒。在秘魯，一夥憤怒的暴徒聚集在位於利馬的阿根廷駐秘魯大使館門外。該事件在秘阿兩國都引起了巨大的轟動，雙方媒體都以辱罵的方式報道對方的行徑。博卡青年最終被驅逐出當屆賽事，他們剩餘的兩場比賽都被計為對手獲勝。人們甚至一度質疑阿根廷這樣一個帶有暴力色彩的國家是否還應主辦1978年世界盃。考慮到後來的政治事件，可以說這樣的觀點帶著極大的諷刺情緒。
時任博卡主席阿爾貝託-阿曼多對此十分厭惡，他稱自己對作為阿根廷人並涉及足球領域而感到尷尬，還曾要求足協對涉事的所有人施以最重的處罰。然而，兩隊的球員和工作人員都沒有因此受到嚴厲的處罰。
水晶競技的球員們在回到利馬後受到了英雄般的禮遇，但由於這場糖果盒球場的惡戰造成了多名球員禁賽和受傷，球隊只得啟用預備隊和青年隊球員遞補參賽。他們在接下來的兩場比賽中遭遇了慘敗，球隊在一球未進的情況下淨失7球。
有人將這場比賽比作是二戰中規模最大的戰役，貼上了“足壇的斯大林格勒戰役”的標籤。在那場蘇聯與德國及其盟友的戰役中，5個月的時間裡，共計有200萬人被捕、受傷或死亡。將一場足球比賽比作是如此重要的歷史事件的確顯得十分荒謬，但相對而言，它至少反映出當時的糖果盒球場給人留下的印象。
譴責、反思暴力事件固然簡單，但有一點不應忘記，足球就是社會的一面鏡子，而非其對立面。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殘忍的武裝專制統治席捲了整個美洲大陸，阿根廷也不例外。在1971年9月，也就是這場比賽的6個月之後，時任軍方領袖亞歷杭德羅-拉努塞將軍承諾將在兩年內進行民主選舉。
然而這樣的舉措未能令這個脆弱的國家安定下來，它不但未能制止暴力活動，反而讓一次次騷亂接踵而至。1973年，承諾的選舉還是進行了，胡安-庇隆以勝利者的姿態結束了流亡生涯。但就在上任不到一年後，庇隆便去世了，整個阿根廷隨即陷入到又一場危機中。1976年的政變令這個國家再次處於軍事統治，而這或許是這個國家在歷次軍事統治中最為殘忍的一次，其在7年的時間裡造成了無數阿根廷人傷亡。
在1983年，阿根廷再次恢復了民主統治，慶幸的是，儘管政治暴力依舊存在於南美大陸，但它不再如曾經那般盛行了。在球場上也有類似的體現。儘管維多利亞與巴伊亞的那場騷亂登上了全球媒體的頭條，但其吸引眼球的原因正是源於現代足球已經罕有這樣的事件了。
在糖果盒球場那個夜晚的比賽絕對稱得上是足球歷史上場面和影響最為惡劣的比賽之一，在幾十年前，類似的暴力事件層出不窮。幸好，儘管仍然偶有類似事件出現，但從整體來看，足球始終在不斷前進和發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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