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世纪到18世纪，重商主义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托马斯·曼，他的著作《贸易带给英格兰的财富》曾风靡一时。
重商主义者认为，在国际贸易中，一个国家想要富强，就必须做到出口大于进口，这样才能确保金银不断流入。一个国家拥有的金银越多，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越富有。所以，国家想要富强，就必须鼓励出口，限制进口。
除此之外，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贸易是一种零和游戏。一个国家的获利，也就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损失。情况真是这样吗？大量金银流入一个国家，难道就没有一点儿坏处吗？
在亚当·斯密看来，贸易并非零和游戏，而是会使两个国家的状况都变得更好。他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两个国家都从事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劳动，经过贸易，会使两个国家的经济状况都好起来。
所谓绝对优势，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住在海边的渔民，和住在内陆的农民。海边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渔民在渔业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农民则在农业方面具有绝对优势。而农民在渔业方面具有绝对劣势，反之，渔民也是如此。
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那双方只要进行贸易就可以了。如果让渔民去生产农产品，那肯定是不可能了。渔民想要吃饭农产品，只要跟农民交换就可以了。在双方都从事自己专业劳动的情况下，他们所能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就更多了。这就是贸易的好处。
亚当·斯密的理论看上去似乎很完美，但是大卫·李嘉图却不这么认为。两个国家之间，即便是一国在两个产品的生产上都处在绝对劣势，那么贸易也有可能发生。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假设有两个国家，一个叫大国，一个叫小国。大国平均一小时可以生产6斤土豆，4斤棉花。小国平均一小时可以生产1斤土豆，2斤棉花。对于小国来说，两个产品的生产力都不如大国，也就是说处在绝对劣势。那么，贸易有没有可能发生呢？
对小国来说，1斤土豆=2斤棉花。对于大国来说，4斤棉花=6斤土豆。小国生产4斤棉花的成本是2斤土豆，大国生产4斤棉花的成本是6斤土豆。如果小国向大国提出，拿4斤棉花换3斤土豆，大国会不会同意呢？
大国当然会同意了！小国多生产4斤棉花，就意味着损失了2斤土豆。大国多生产4斤棉花，意味要损失6斤土豆。现在，小国专门生产棉花，大国专门生产土豆。小国拿4斤棉花，换大国的3斤土豆。这样一来，大国就多出了3斤土豆，小国则多出了1斤土豆。
贸易同样可以实现，即便是两个产品都处在绝对弱势的情况下，贸易也有可能发生，同样也有可能使双方都获利。这就是比较优势理论，比绝对优势理论有前进了一步。当然，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
就像一个什么都会的老板，同样要去雇佣一个秘书呢？因为一个老板一个小时可以赚100元，一个秘书一个小时只需要50块。秘书给老板省下的时间，老板可以赚100，分给秘书50，自己还剩50，是不是双方都获利了？
美国挑起贸易战，中国一颗大豆，就让美国的豆农紧张了。因为他们成了贸易战的牺牲品，而巴西人成了坐收渔利的，因为中国以后会从巴西进更多的大豆。特朗普当然也紧张了，他的选票很多来自这些村民。
对于这场贸易战，中国还是很理智的。谁都知道，贸易战只会让双方陷入僵局，进而影响双方经济的发展。而且问题还远不止如此，两个超级经济大国的血拼，有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突然发现，特朗普就想着一张会干傻事的脸。美国怎么就找这么一位犯傻的总统，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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