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老生長談的話題了。中國古代科技那麼牛逼，結果到了近代卻被吊打，有些領域甚至至今還沒趕上來。這個問題通常叫做——李約瑟難題，無論在學術界還是互聯網上，都有大量的觀點和討論。今天我們就來從一些別的角度，再聊聊這個話題。
閉關鎖國
最常見的觀點就是近代中國的閉關鎖國政策阻礙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使中國自絕於西方的技術革命，所以我們就落後了。
經常引用的例子就是1793年馬戛爾尼訪華，這次訪問發生的時間距離瓦特改良蒸汽機僅有不到30年的時間。很多人認為，如果清朝抓住了這個機會，與西方國家展開經濟和文化的交流，中國就搭上工業革命的便車，成為資本主義國家。
但是這個觀點只是近代中國落後的直接原因，它並沒有解釋為什麼科技革命首先出現在剛剛文藝復興的歐洲，而不是古代科技成就更加發達的中國。如果不弄清楚這個問題，那麼即使當時中國開放了與西方的交流，也未必能吸收當時先進的科學技術。
馬嘎爾尼訪華漫畫
技術≠科學
這種觀點試圖解釋為什麼工業革命沒有在中國爆發的問題。中國古代雖然有光輝燦爛的四大發明，但是中國古代實際上只有技術，沒有科學。
中國古代雖然發明了火藥，但是沒有發展出對應的化學。中國古代發明了指南針，但是沒有發展出對應的磁學。中國古代有極其精巧的建築，但是沒有從中發展出力學。中國古代的數學成就很多，但是卻集中於算術計算技巧，沒有發展出形式邏輯和幾何學。所有中國古代的科技成就，都是技術應用。
對比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和中國的科技情況，以宋應星的《天工開物》（1637年）和比林古喬的《火法技藝》（1540年）中對採礦和冶金技術的記載為例，我們會發現，中國的冶煉方法和提純方法更有效、更先進，可是在文獻中都只是記載了應該怎麼用、怎麼造、怎麼算，卻從來沒有討論原理，揭示為什麼是這樣。而比林古喬在書中除了描述以外，還有很大的篇幅討論這些技術的理論（雖然現在看起來很離譜）。
所以中國沒有積累科學理論的習慣，科學無法通過積累而獲得突破，自然不會產生科技革命，這是近代中國落後的歷史原因。
四大發明
儒家文化思想
造成這些現象的根本原因，有學者認為是中國的儒家文化內涵導致了中國無法產生科學思維。
儒家文化強調的經世致用、天人合一的觀念。在探究自然規律時，把“人”本身作為了一個變量加了進去。從而導致了理論圖像的異常複雜，無法用形式邏輯來揭示單一的自然規律。
這實際是一種實用主義的表現，對事物的評判標準就是對“我”產生的影響。相比於事物的客觀規律，更多強調的是人的特徵，比如德行、精神等。這方面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兩小兒辯日的故事：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鬥，問其故。
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
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
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
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
孔子不能決也。
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
一個小孩說早晨太陽離得近，因為早晨太陽看起來大，另一個小孩說中午太陽離得近，因為中午更熱。最後孔子說：我也不知道。兩千年來，中國人的思想一直聚焦在孔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態度上，卻從來沒有正面研究解答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對我們的生活沒有“用處”，而他體現的精神確有用途，因為他體現了聖人的“德行”，這種“德行”能夠轉移到自己身上，就成為著書立說甚至做官的資本。
儒家文化思想
直到現在，我們仍能看到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觀念。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每過一段時間就會出現“讀書無用論”，潛臺詞就是：有用就讀書，沒用就不讀書。這種片面追求有用與無用的主觀思想，是與以追求客觀規律為目的的科學思想是背道而馳的。
因此，古代中國在儒家思想的桎梏下，沒有發展科學研究的土壤，也就不可能產生科學理論。沒有長期理論研究的儲備，也就不可能在技術上實現飛躍，所以中國古代的技術發展在明末達到頂峰之後就再沒有突破了，因為這是經驗範疇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了。
我們要十分警惕的是，現在這種片面的“實用主義”仍然在學術界有很大的市場。比如《知識分子》主編饒毅曾提出的“跟班式科研”
跟班式科研的特點是：不去獨立思考學科內部的核心矛盾與突破方向，緊跟國際熱點，為大牌科學家的理論作無關緊要的修補，有一點成果便自稱“重大突破”、“國際領先”；或者緊盯幾本流行的科技刊物的研究，改頭換面、添油加醋也攢一篇發在影響因子很低的刊物上。
這種跟班式科研就是一種“實用主義”，論文發了很多，各個大學研究所看起來一片繁榮，可是就是沒什麼突破性的成果。它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可就是不符合科學的精神。
距離第三次科技革命已經過去60年了，如果我們不重視這個思想上的問題，下次科技革命我們可能還是趕不上。那就危險了，想想“水滴”吧。
《三體》中的外星飛行器“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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