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有媒體報道，江西一位畢業生通過了該省農業發展銀行的筆試和麵試，卻在性格測試中被判定為情緒風險等級高，單位由此決定不錄用。
這則報道在微博上引起了熱議，人們對性格測試這種招聘甄選的輔助手段提出了質疑：它真的靠譜嗎？
借用大量通俗易懂的文獻材料，尼基爾·薩瓦爾在《隔間》一書中記錄了辦公室的進化史。對於個性測試這種招聘手段，他犀利地指出：
這是企業在“設法模式化員工的個性”，通過不斷消除“反常”，這些測驗加強了員工忠誠度。除了試圖選出更為保守、更為謹慎、更為謙遜的“他人導向型”候選人，測驗還製造出了一種霍桑效應：測驗這件事本身驅使著人們去揣度公司教條，以此來重塑自身個性。回答測試題變成了揣摩公司偏好的一場遊戲。
公司興起個性測試
開始設法模式化員工的個性
多年的經濟困境使得這些學生，即後來被稱作“沉默的一代”（the silent generation）的這些年輕人傾向於避開風險，他們消極地談論著經濟危機。“我並不覺得AT&T有什麼好的，”懷特引用了一名畢業生的話，“但是我想進入這樣的公司。因為當經濟危機來臨時，AT&T總是在那的。”懷特等人眼中龐大而缺乏人情味的大公司，現在好似高校一樣，提供著母親般的安全和保障。
在當時剛剛興起的校園招聘活動中，各個公司紛紛向畢業生保證，進入公司便進入了美國商業那連綿起伏的領地，刺激和冒險在等待著他們：“在歐文斯伊利諾伊玻璃公司（Owen-Illinois Glass Co.），你可以不斷成長！”“到Vitro公司來吧，今日的畢業生，便是明日的工程師！”“天空任你飛！一切無阻擋！”從大學宿舍嗖地一下就來到辦公室，這樣暢通的渠道使得公司的組織生活頗為誘人。儘管也可以選擇生產崗位，但懷特調研的畢業生中只有12%進入了工廠工作；大部分人選擇成為辦公室職員。
懷特總結道，畢業生總的來講“並不想反抗現狀，因為他們確實滿意於現狀”，“不管他們之間有多麼千差萬別，從大的方面來講，他們都是一樣的：比記憶中任何一代人都更為一致，這將是官僚主義的一代”。
懷特很長時間以來都是商人最喜歡的評論家。商人們願意讓他進入公司採訪，因為懷特所在的雜誌社名望一流。懷特卻繼續抨擊商人們的行事。這位諷刺和批評好手、這位從不出錯的胡話“檢測器”，痛斥了商業中不斷興起的模式性套話。他為此專門造了個詞：“businessese”，即“商業行話”。
懷特觀察到了兩個普遍趨勢：一是行話和術語的大量增加；二是對淺白用詞的偏愛。這兩點似乎相互矛盾。他發現的商業行話時至今日依然存在著：“請知悉”“敬復你方關於……”“提請大家注意”“來信已知悉”“該事進展之中”“在這個時候”“在考慮之中”“在不久的將來”“公司政策”。速記人員甚至學會了這些表達的專門縮寫方式。
而對淺白用詞的偏愛今時今日依然糾纏著我們，懷特稱其為“反向官話”（reverse gobbledygook）。這種反向的官話並不是冗長空洞的話語，而是種“襯衣袖式”（shirtsleeve ）語言，充斥著粗暴的感嘆語和縮略語。“人們”從來都不是“人們”，而是“各位”。你永遠不會“忍受”什麼事；你只會“下巴挨一拳”。員工永遠是“核心”，是“骨幹”。每一個人都具有“前瞻性”。
他們全是四分衛，全是團隊領袖。要是眼前有個什麼橄欖球的比方可打，不用的話簡直就好似犯罪。當我們可以用更加犀利的詞時，為何要說“員工和管理者應該齊心協力”這樣無聊的話呢？看看下面這個真實例子：“團隊不可能光靠想就能拿下第一檔進攻。若是四分衛不作為，護鋒和截鋒就無法發揮作用。反過來，若是護鋒和截鋒無法發揮作用，我們這些四分衛就只能錯失傳球機會。”
關於“襯衣袖式”英語有意思的點是，它所有特點可以在同一個地方找到，那便是《大白話的藝術》。語言學家魯道夫·弗萊士（Rudolph Flesch ）在哥倫比亞大學求學時寫的這篇博士論文後來成了暢銷書。“不要使用韻律”；“不要使用圓周句”；“不要使用反問句”；“不要使用反語（一半的人看不懂你的反語 ）”——所有這些都是弗萊士精挑細選的建議話語，向前場的接手球員旋轉扔去。
就連丘吉爾的“血水、汗水、淚水”演講也被挑出來進行批評。“從丘吉爾這三個‘水’構築的詞語畫面之中，讀者只能得到一個模糊的概念，”弗萊士自信地寫道，“應該直接說出‘戰爭’這兩個字，這樣就可以了。”幾乎一夜之間，商業行話找到了志同道合者：死命地簡潔、硬邦邦、僵兮兮。
美國人的服從性和服從主義商業行話的出現並非無緣無故；商業世界內在的驅動還不足以引發此種現象。隨著公共關係熱潮的興起，企業急切地想要在他們眼中具有潛在敵意的公眾面前為自身正名，這種熱望促動著他們對商業語言的過分關切和小心拿捏。1940年代和1950年代美國商業界滿是對美國人將會拋棄資本主義制度的擔憂，這種（可以說是毫無根據的 ）恐慌阻斷了商業的發展。
遊說團體“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 NAM，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同“美國總商會”（the Chamber of Commerce）一起，致力提升商界的政治資本，他們認為商業自由一方面遭受著政府計劃行為的傷害，另一方面則承受著工會的煽動性影響。全國製造商協會為了贏得局面，發起了一場活動。“今日我們面臨的挑戰，今日我們亟待去做的事，”協會主席克勞德·A. 普特南（Claude A. Putnam）在1950年這樣說道，“是向自由的美國人宣揚——再次宣揚，如果你願意的話——那個讓我們自身和我們的經濟保持自由的運行哲學。”
美國廣告委員會（the Advertising Council）製作了8000份海報和300萬個廣播節目檔來宣傳企業自由的重要性。全國製造商協會向數十萬工人分發了漫畫冊，畫冊上展現了倫敦的“政府計劃者”為了奪走美國人的自由，是如何引發美國獨立戰爭（American Revolution）的。“很不幸，”一位芝加哥商人在這場活動的一次晚宴中說道，“美國人中的大部分正打算為了國有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去毀掉商業。”懷特寫的所有相關報道都顯示出，事實並非指向此種觀點。但商業界堅持著他們關於溝通交流機制的改良行為，並在此過程中改變了語言本身。
光是榨乾員工的語言能力還不足以讓企業滿足，它們開始設法模式化員工的個性。此種策略隨著戰後對個性測驗的狂熱追捧而浮出水面。或許是因為領袖人物泰勒過於瘋狂，上一代的科學管理者並不怎麼把員工當作活生生的人來對待——他們感興趣的點簡單粗暴，只關心天賦和能力，以保證企業的有效運轉。誠然，迎合員工個性、溫暖友善的辦公環境是梅奧的人際關係學派所倡導的。
但是如果說個性測驗的理念是友善的人際關係，那麼測驗的內容來源顯然並不那麼友善。應用心理學家多年來在精神病院和監獄進行研究，發明了各種探究瘋狂行為和變態行為根源的測驗，而“在此過程中，”懷特表示，“他們研究出了一些別出心裁的筆頭測驗”。無需什麼想象力，人們便將這些測驗用到了“正常”人身上。儘管這些測試一開始便是設計用來檢測反常行為，但是想要識別“反常”肯定得先確定什麼是“正常”。
很快，這些測驗便被各個公司廣泛採用，據此判斷候選人是否為心甘情願的組織人：他是激進還是保守？他是否具備好的實際判斷力和社交判斷力？他是否頂得住壓力？他是否穩定踏實？他是否快樂？他是喜歡不斷改革還是安於現狀？他是否具備幽默感？拒絕回答問題本身也能表明某種個性，這些測驗的條款中包含對不同答案以及空白回答的解讀。
理論上，這些測驗方法是能夠選出合適的人到合適的部門與合適的團隊進行合作的。但實際操作上，它們讓企業文化變得更為一致，上上下下全體統一。通過不斷消除“反常”，這些測驗加強了員工忠誠度。測驗除了試圖選出更為保守、更為謹慎、更為謙遜的“他人導向型”候選人，還製造出了一種霍桑效應：測驗這件事本身驅使著人們去揣度公司教條，以此來重塑自身個性。回答測試題變成了揣摩公司偏好的一場遊戲。如果肯定回答“你是否享受閱讀如同有人陪伴一般？”“你是否有時感受到自我意識？”這樣的問題，那麼這個測試者就可能被認為有些內向，這往往不是好事。
但若是試圖假裝外向，那就有可能被測出具有“過度社交性”（excessive sociability ），這往往意味著粗心草率的個性特點，這結果同“過度內在性”（excessive inwardness）一樣糟糕。但對於“女人婚外情是否比男人婚外情更糟糕？”這樣的問題，你到底該回答是還是否呢？若回答是，那或許讓你看起來具有強硬的男性保守主義思想，於是能獲得男性管理層的認可。但若是答案中太多“現代藝術不應當進入教堂”這樣的肯定式，你可能會讓人感覺像個約翰·伯奇協會的瘋子。總而言之，提供最佳回答的一定是最過中庸或者假裝中庸的人，這最為符合20世紀中期辦公室內強加的合群特性。
這些新型的重“人際關係”企業對個性測驗的興趣如此高漲，以至於測驗成了戰後公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1952年，1/3的美國公司採用了個性測驗。而僅僅兩年後的1954年，這個比例已經超過了60%，包括標誌性大公司如西爾斯百貨（Sears）、通用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和西屋電氣公司（Westinghouse）。偽科學研究和顧問公司成百成百地冒了出來，彼此爭奪著各公司人事部門那令人垂涎的個性測驗合同。
這些測驗主要用來刪選應聘人員，但偶爾也被用來測驗已被僱用的公司內部人員。碰到公司業績不好的情況，有時會故意採用這種方式來進行裁員。另一些時候通過採用這樣的方式，更容易處理掉日落西山、睿智不再的老經理——這樣具有針對性的測試很容易設計出來。從企業的角度來看，辦公室員工因這些測驗而更為努力。懷特指出，鑑於各個公司已然在使用IBM穿孔卡片將各項重要數據製成表格，個性測驗成績制進表格也不過是個時間問題了，這使得“卡片上的人生”達到了你所能希望的最完整呈現。
流行文學作品中個性測驗的廣泛出現更能說明辦公室內部的一致性。在小說《穿灰色法蘭絨套裝的男人》中，來自郊區的主人公湯姆·雷斯（Tom Rath）前往小說中虛構的“聯合廣播公司”（United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應聘公關崗位時，參加了一場不同尋常的個性測驗。公司人事部門的沃克（Walker）讓雷斯用一個小時寫篇個人自傳。這個測驗他已經讓二三十個該崗位的應聘者做過了。自傳要求以“關於我最重要的事情是……”開頭。“結果相當能說明問題，你會感到驚訝的。”沃克說道。
雷斯坐在那苦苦思考著，被這個測試折磨得要窒息了。有一件他絕不能寫的事情不停地進到腦子裡，纏著他不放；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這件事關於“十七個男人”，十七個他在戰爭中殺死的人。其中一個是他最好的朋友，因不小心走入雷斯錯扔的手榴彈區域而死。雷斯知道若是這麼露骨地寫會被認為太過煽情，跟演“情節劇似的”，但無論他嘗試寫點其他什麼調調的，不管是嘲諷的還是幽默的，不是太明顯就是太拙劣，總是不對勁。最後，雷斯對這個測試感到糟心透了，忍無可忍便在紙上寫下了自己的基本生平：出生年月、受教育程度、婚姻和子女狀況——實際上便是IBM公司打孔卡片上可能記錄的一切信息。
“對於聯合廣播公司而言，”他總結道，“關於我最重要的事情是我正在申請公司公關部門的崗位，並且在簡短的一段學習過程之後，我很可能會幹得不錯。我很願意回答任何相關的問題，但是經過仔細考慮，我決定不寫這篇自傳，我不大想用這種方式來謀得工作。”
如果說《穿灰色法蘭絨套裝的男人》一書真的如它出版後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是對服從主義社會的尖銳控訴，那麼雷斯就不該因他如此任性的反抗而得到獎賞。但是在小說的世界裡，雷斯得到了這份工作。而且，他此後每一次的不服從都將他推得更高。
當聯合廣播公司總裁霍普金斯要求雷斯評價自己寫的演講稿時，雷斯有考慮過不把實話說出來，不告訴老闆他的演講稿寫得爛透了。然而，在妻子的鼓勵下，雷斯終於拋棄了他身上最後的一點“遵命先生”外衣，小心翼翼地說出了真相。儘管霍普金斯一開始被雷斯不同尋常的直率驚到了，但他馬上意識到了這種直率的價值。他將雷斯升為自己的個人助理，並試圖將他培養成第二個自己，即一個終生投身於工作的專橫傲慢的總裁。
然而雷斯又一次說了不。他看到了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危險，不論是對自己的身體，還是對自己的家庭而言。他的老闆對雷斯的“不野心勃勃”感到嫉妒和敬佩，於是給了他一個較低也較容易的中層管理者職位，待遇不菲。偶然地，雷斯的郊區生活也經營得很不錯：他得到了當地鎮政府的許可，被允許拆分小說一開頭便繼承了的祖母的龐大遺產，於是便可以出售富餘的土地，得到更多的錢。在小說的結尾，雷斯成了社會認可的英雄人物，他所有的“不遠大”理想都得以實現，他是企業公民的模範。
斯隆·威爾遜並沒有批判辦公世界壓迫人心的服從性，而是表現出對其容納真話的讚歎。“要是穿灰色法蘭絨套裝的男人能偶爾表現出勇氣，然後繼續走中庸之道就好了！”是小說傳遞的溫和信息。這並非是那種能讓辦公室員工看了熱血沸騰的作品。儘管《組織人》和威爾遜的小說常被人們同時提起，但是懷特很看不上《穿灰色法蘭絨套裝的男人》。在他看來，這本小說試圖“兩者兼得”，暗示人們既可以按照內心想法做事，同時還可以在1950年代迅猛發展的商業世界中獲得成功。蔓延的物質主義和精神世界可以通過“自我高尚化的享樂主義”（self-ennobling hedonism）——另一個諸如“敵對合作”（antagonistic cooperation）的措辭——得到統一，這種說法似乎想要否認20世紀中期辦公室員工所處世界的衝突性。
唯恐他人質疑其小說的保守主義色彩，威爾遜在書的開頭和結尾都誇張地頌揚著妻子，稱讚她一手包辦了所有家務事宜，相當盡心盡責，好讓他安心寫作。除了支走跑來打擾他寫作的孩子，妻子還“負責所有的家庭財務，修理孩子們的自行車，向孩子們解釋父親為何沒有社交活動”。此外妻子還名副其實地具備“在眼前卻默默無聲”的女性奧秘氣質，“令人感到愉快，如同美麗的裝飾之物”。
儘管如此，威爾遜這首辦公場所的愉快讚歌之中還是潛藏著一股不安的憂慮。這些不安來自雷斯對於戰爭的記憶——無論是在書中還是在電影中——這些記憶總是被一些不經意間接觸到的細節所觸發：一名男子的禿頂啦，某人脖頸上的傷疤啊，等等。在這些漫長而偏離的對可怕戰爭以及與意大利女孩短暫但激烈的風流韻事的敘述中，雷斯這個平日裡話少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男人，終於展現出了其內在生活的一些樣貌。
這正是日常工作迫使他壓抑著的情緒，儘管面試時的測驗題喚起了他那份最為沉重的回憶。所有關於一致性的探討並非全然錯誤，但是討論的重點放錯了。20世紀初期存在著巨大沖突，相當多辦公室員工的生活因其而定義，可這些衝突不知怎麼地，在令人絕望的遠離英雄主義的辦公環境那輕微的嗡嗡聲中逐漸消失了。“每一條辦公桌之間的小路都因秘密愛情顫抖著，無法平息，就像戰場上的戰壕。”辛克萊·劉易斯寫於上一場戰爭的諷刺語句，似乎在這場戰爭之後描述白領體驗的那些更為憂傷的文章中獲得了迴響。
《生活在水晶宮殿》的艾倫·哈靈頓是個公關人員，跟虛構人物雷斯一樣。他描寫了公司的慷慨，是既充裕又令人窒息的：一方面悉心照料著員工，另一方面卻又完全無法滿足那難以言說的真實又深層的人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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