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整體上看，此次特恩布爾訪美的目標並未能完全實現，美澳兩國及兩國領導人之間的裂痕也未能完全抹平。未來一段時期，澳“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的現狀將難以改變。澳大利亞未來將繼續其現實主義政策，保持在美日澳印四國框架內尋求擴大地區影響、尋求安全保證，但成為遏制中國的“排頭兵”或“急先鋒”的可能性不大。
來源 | ANBOUND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選自 | 國際關係簡報 100期
澳大利亞“外交轉型焦慮症”
自1972年建交後，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係一直保持相對穩定狀態。但2016年以來，澳大利亞對中國的批評調門不斷上升，先是在南海問題上配合美西方不斷對中國施壓，2017年更是借“干預選舉”、“間諜威脅”等在國內挑動反華情緒、炒作“中國滲透”，對中國投資設置限制條件，其對中國崛起的深層焦慮表現得更加明顯。
2月23日，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訪美並與特朗普總統會談。在其行前，美、澳、日、印重啟“四方安全對話”及四國商討推出聯合基礎設施計劃兩項議題，由於被視為抗衡中國日益增強的影響力和“一帶一路”倡議的針對性措施，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澳大利亞近期對中國的態度，首先來自於與中國之間存在的結構性矛盾。
兩國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別。澳曾是英國殖民地，後為英聯邦國家，政治體制形成了以三權分立為核心的西方憲政體制。澳也是資本主義國家，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方面與中國易產生摩擦，始終認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崛起對澳是潛在威脅，對中國容易產生誤解和偏見。
其次，來自對中國影響力擴大產生的不安全感。
對於中國影響力的迅速擴大以及由此導致的地緣政治格局調整，澳作為傳統地區大國，對中國產生了一定的疑慮與不滿。如澳一直將南太平洋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因此對中國在南太平洋島國加大投資心存不滿並指手畫腳；對中國在南沙島礁的建設，澳外長畢曉普2015年11月表示，澳“三分之二的貿易要經過南海”，因此澳“堅持自由通航和自由飛越的基本原則。”
最後，來自於澳大利亞對美國的嚴重安全依賴。
澳自獨立以來外交就並不獨立，先後依賴於英美兩個大國。目前，澳作為美國的忠實盟友，其在安全上嚴重依賴美國（澳軍現役部隊人員總數不足6萬人），其對華政策也因此受到一定影響。針對中國的崛起，美想要通過遏制中國來維護其世界霸主地位，澳為獲得美的繼續支持，追隨美對華採取遏制政策。
澳進一步挑動“中國威脅論”受到很大制約
首先，中國對澳經濟發展存在重大影響。作為一個和中國鄰近、資源豐富的國家，澳在過去20年中從中國發展中的獲益多於其他大多數國家，至2017年已實現連續26年經濟增長。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導致對澳原料需求大幅減少並對澳產生一定衝擊。
但兩國經濟聯繫仍然緊密，2009年以來，中國一直是澳最大出口目的地和進口來源地 ，雙邊貿易結構也在不斷優化，且澳經濟對中國的依存度更高，對華貿易佔澳對外貿易總量的近四分之一，遠超分居第二、第三位的美國和日本（2016年中澳雙邊貿易額1552億澳元，是同期美澳、日澳貿易額的2.4、2.5倍）。中國還是澳鐵礦石、煤炭、氧化鋁、牛肉、羊毛、小麥等原材料的最大進口國。因此，中澳經貿關係穩定健康發展對澳經濟安全意義重大。
二是美澳進一步深化關係仍面臨諸多矛盾。特朗普上臺後，堅持“美國利益優先”原則，在退出TPP等問題上態度堅決。澳作為TPP剩餘11國之一，在此次特恩布爾訪美期間向特朗普提出重返TPP問題，但特朗普未做出絲毫讓步，堅稱“若拿不出令自己滿意的版本，美不會考慮加入”，反映出雙方的利益衝突。
而在南海問題上，面對特朗普加入南海“航行自由”行動的邀請，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明確表示了不同意見，稱“有人想把澳描繪成中國的對手，這是冷戰思維重現，是不適合也不準確的”。而領導人之間的私交風波也是影響美澳合作的隱患。
2017年1月，因對美澳政府此前達成的難民安置協議不滿，特朗普總統提前結束了與特恩布爾的電話會談，特恩布爾6月也曾調侃特朗普總統並模仿他的說話方式，顯示美澳兩國間的盟國關係已變得脆弱。
整體上看，此次特恩布爾訪美的目標並未能完全實現，美澳兩國及兩國領導人之間的裂痕也未能完全抹平。未來一段時期，澳“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的現狀將難以改變。由於澳中兩國在經濟上存在較強互補性，如澳政府高層及輿論對中國的負面情緒持續，很可能導致兩國關係出現“政冷經熱”的不利局面，但這也是澳所能夠接受的最差結果。
因此，澳大利亞未來將繼續其現實主義政策，保持在美日澳印四國框架內尋求擴大地區影響、尋求安全保證，但成為遏制中國的“排頭兵”或“急先鋒”的可能性不大。
而美日澳印推動聯合基礎設施計劃，受到各國國內政治與經濟體制制約，短期內難以深入推動並取得明顯成效，因此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推進的影響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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