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早在明洪武年間，明太祖朱元璋對“司禮監”的政治定位其實很簡單，“

此曹止可供灑掃，給使令”，甚至還專門設立了“內侍毋許識字”的規矩，嚴防宦官干政。但自永樂年間過後，“司禮監”的權勢卻在明朝歷代皇帝的授意下迅速提高，甚至還出現了宦官擅權的事件，對明朝政治格局造成了極大影響。那麼問題來了，既然司禮監出現過獨斷專行的事件，為何明朝統治者卻還讓它繼續存在於政治體系當中呢？——《明史·職官三》

就好比明朝大宦官“王振、劉瑾、魏忠賢”等人，均是擅權專制、獨斷專行的典型案例。

其中王振於宣德十年，也就是公元1435年被明英宗提拔為司禮監“掌印太監”；劉瑾於明武宗時期被提拔為司禮監掌印太監，均是司禮監的一號人物。

“魏忠賢”雖未曾出任司禮監掌印太監，但也於明朝末年的明熹宗執政時期，被提拔為“司禮秉筆太監”，身為司禮監二號人物不說，也極受明熹宗的寵愛，更是有著“九千九百歲”之稱。

也就是說，明朝一代的大部分時間裡，“司禮監”在明朝的政治地位一直都是很高的一個存在，即便是時不時出現宦官擅權、獨斷專行的事件也不例外，依舊影響不了其在明朝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

可是按常理來講，既然明朝的司禮監已經形成了“職同次相。......內官監視吏部，掌升造差遣之事。......其權俱為司禮矣”的不良政治局面，那對封建時期的明朝統治者而言，無疑就對其“皇權”構成了一個極大的威脅，這已經不僅僅只是封建帝王的“寵愛”就能解釋的了的問題了。——《萬曆野獲編·卷一》

畢竟封建時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根深蒂固，如果明朝的統治者還想明朝延續下去的話，那他就斷然不可能因寵愛而放任“司禮監”權勢的野蠻生長，所以，其中定然還存在著其它的原因。

俗話說的好，“存在即合理”，這世間的萬事萬物，往往都肩負著其特殊的使命，明朝的“司禮監”亦是如此，雖然洪武年間的司禮監只是肩負著端茶倒水，服侍明朝君主的職責，但那也只是相對明洪武年間的政治局勢而言的。

明朝“內閣”的權力膨脹

明洪武年間的政治局勢相對而言還算是比較安穩，因為當時的明太祖朱元璋為了穩固皇權，“罷中書省，廢丞相等官，更定六部官秩”。——《明史·太祖二》

使得原本由丞相承擔的處理政事的職責變成了由“六部”分掌，更是由皇帝所一手掌控。首先在“皇權”這方面肯定是高度集中的。

但如此一來，也就相當於是讓明太祖朱元璋一個人包攬了整個明朝的政治事務，其壓力不用想，一般人肯定承擔不住。

果不其然，同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就扛不住了，“置四輔官，以儒士王本等為之”，任命了四個輔臣為大學士，然後讓這四個“大學士特侍左右，備顧問而已”，藉以來輔佐其處理政治事務，這也是“內閣”的雛形。——《明史·職官一》

不過此時的內閣大學士，只能稱得上是個顧問，“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與其它機構並沒有任何關聯，直屬皇帝管轄，這也就意味著其並沒有什麼實權，正兒八經的“皇權”依舊還是把持在明太祖朱元璋手上的。——《明史·職官一》

但隨著時間的變遷，到了永樂年間以後，明成祖朱棣卻“特簡解縉、胡廣、楊榮等直文淵閣，參預機務”，也就是說，截至明成祖朱棣執政時期，明朝的內閣學士在顧問的基礎上又擁有了“議政”的權力。——《明史·職官一》

雖然還是沒有決策權，但也屬實相當於有了舊時“宰相”的一半權力了，如果再能擁有“決策權”的話，幾乎就與“丞相”沒有什麼區別了，但好在最關鍵的“決策權”此時還把持在明成祖朱棣的手上，所以政治局勢還算把持的住，官僚階層對皇權的影響也並不算大。

可是到了宣德年間以後，這種內閣大學士“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的情況卻發生了改變。

作為明仁宗朱高熾的導師，內閣大學士“楊士奇”在支持“明仁宗”登基稱帝后，很快就受到了明仁宗的重視，被破格提拔為“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之後更是一路遷升到了“尚書”職位，順理成章的造就了一種“雖居內閣，官必以尚書為尊

”的局面，內閣的實際權力也就隨之而獲得了進一步的提升。——《明史·職官一》

這還不算完，之後在明仁宗駕崩前，楊士奇等內閣大學士又被賦予了輔佐明宣宗處理政治事務的使命，而後在明宣宗登基稱帝以後，自然也就順其自然的參與到了“奏章”的審核和批閱工作當中。

截至此時，內閣大學士繼“議政權”之後又擁有了政治事務的“決策權”，內閣大學士也就變相的成了如“丞相”一般的存在，而且還不止一個。

換句話來講，從宣德年間開始，內閣儼然已經成為了一個另類的“丞相”機構，赫然與明太祖朱元璋廢宰相制度之前的政治局勢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故而勢必就會對“皇權”的集中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脅。

就好比此前洪武年間所發生的“胡惟庸案”，不就是因為丞相“胡惟庸”專權，使得皇權旁落，威脅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推行皇權專制的進程，這才下令罷中書省，廢宰相官職的嗎？

這也就間接的證明，“內閣”的逐漸勢大定然是對“皇權”產生了一定的制約的。對於封建時期的統治者而言，這肯定不會是什麼好的現象，畢竟“皇權旁落”所可能導致的後果，真的不是隨便一個統治者所願意看到的。

所以，明朝的統治者也就需要對“內閣”做一些制約，防止因內閣的權勢過度膨脹而威脅到皇權的穩固。

扶持“司禮監”

那麼該怎麼做呢？

明朝統治者自然不會去和“內閣”硬碰硬，這很不理智，而且很容易激化統治階層和官僚階層的矛盾，造成一個得不償失的局面。

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在官僚階層中去重新扶持一個足以與“內閣”相抗衡、甚至是壓制“內閣”的政治機構。

可是，早在洪武年間，明太祖朱元璋就明令廢除了“中書省”以及“丞相”等機構以及官職，更是直接從尚書省之下接管了“六部”，使得明朝“三省六部制”的機構體系“三省”皆廢。

而“五軍都督府”作為執掌明朝一代全國軍隊的最高軍事機構，自然也是不行的。

也就只剩下“內閣”、“都察院”、以及“

立、戶、禮、兵、刑、工、”六部等政治機構，而內閣的這些大學士往往又都身兼數職，其中更是不乏“六部”尚書以及“都察院御史”等官職。

那又該找誰呢？也就只能是找“宦官”了。“司禮監”也就這樣被明朝統治者從幕後推到了臺前。

• 一來“宦官”跟皇帝較為親近，且無根無後，其所擁有的權力也皆是由統治者所賦予，對“皇權”十分依賴，一旦離了皇權的照顧，基本就啥也不是了。
• 二來“宦官”所處的地位也僅僅只是“內閣”與“皇權”中間的這一段，統治者收回所賦予的權勢也比較容易，並不會對政治格局造成多大的影響，頂多就是皇帝多處理點政治事務，累一點罷了。

所以，自明宣宗開始，就在明朝內廷當中“設內書堂，而中人多通書曉文義”，培訓了一批“秉筆太監”，讓其代為“批朱”，一方面進一步減輕了皇帝的負擔，另一方面也是在為“司禮監”的崛起而造勢。——《明史·列傳第五十二》

繼而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及完善以後，也就逐漸形成了一種“掌印掌理內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筆、隨堂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硃”的局面。——《明史·職官三》

也就是說，截至此時，明朝的政治格局已經徹底的完成了一次蛻變，演變成了一種先將全國各地的文書“奏章”統一匯聚於內閣，然後再由內閣“議政”，緊接著再擬定解決方案並制定為“票擬”，繼而由內閣大學士將這些“票擬”提交給司禮監的局面。

最後再由“司禮監掌印宦官”在這些“票擬”中擇其輕重提交給皇帝審閱，如果皇帝認為可行，便可口述其要，由秉筆太監代為執筆“批朱”，最後再交由“掌印太監”蓋印下詔執行。

明朝的統治者也就得以在潛移默化中又從內閣的手中重新拿回了“決策權”，僅僅只給內閣保留了“議政權”，從而也就導致“內閣”無法在私底下實現對政治事務的“決策”，自然也就無法對“皇權”進行干預和影響。

明朝統治者也就得以順利實現制衡“內閣”、促進皇權穩固的目的。

結束語

當然，也不是說“司禮監”被扶持起來就一點弊端都沒有

畢竟單憑司禮監所擁有的那個“擇其輕重”提交審核的權力，以及象徵最高決策的“批朱權”來看的話，如果“司禮監”不願意，那內閣的“票擬”可能永遠都呈交不到皇帝的手上。

或者是司禮監秉筆太監以及掌印太監欺上瞞上，陽奉陰違，運用“文字遊戲”等等手段來曲解其中的大意，從而達到從中謀取利益的目的。

而且，由於明朝中後期統治者怠政的現象屬實是不少，無疑就給了“司禮監”更多徇私舞弊的機會，使得司禮監得以趁機“竊取”皇權，“權如外廷元輔”，有了把自己的意志覆蓋到皇權之上的機會，致使曾不止一次的出現“司禮監”獨斷專行的情景。——《明史·職官三》

就好比前文曾提到的大宦官王振、劉瑾、以及魏忠賢等人，就是這陽奉陰違、竊取皇權的典型案例。

但話說回來，宦官對皇權那毫無保留的“依賴”，也就註定了其雖然有機會獨斷專行，卻並無機會“完整”的奪取皇權，只要皇帝願意，還是可以輕鬆的就收回所賦予的權力的。

諸如後來明世宗，自其登基伊始就“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屍示戒”，輕輕鬆鬆的就讓宦官各個自危，安分守己的聽皇帝的話，不敢過多的干預朝政，形成了明世宗執政時期“內臣之勢，惟世宗朝少殺雲”的良性政治局面。——《明史·宦官一》

如此一來，既然能夠以極小的代價就換取“皇權”的穩固，明朝的統治者又還有什麼理由不去保證司禮監的政治地位呢？

另外，如果我們單從明朝一代，內閣始終被壓制在“皇權之下”的結果來看的話，也足以證明司禮監的“政治定位”其實還是比較精準的，對明朝統治者鞏固皇權、維持君主專制的高度統一等方面屬實有著極為積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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