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早在明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对“司礼监”的政治定位其实很简单，“

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甚至还专门设立了“内侍毋许识字”的规矩，严防宦官干政。但自永乐年间过后，“司礼监”的权势却在明朝历代皇帝的授意下迅速提高，甚至还出现了宦官擅权的事件，对明朝政治格局造成了极大影响。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司礼监出现过独断专行的事件，为何明朝统治者却还让它继续存在于政治体系当中呢？——《明史·职官三》

就好比明朝大宦官“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均是擅权专制、独断专行的典型案例。

其中王振于宣德十年，也就是公元1435年被明英宗提拔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于明武宗时期被提拔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均是司礼监的一号人物。

“魏忠贤”虽未曾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但也于明朝末年的明熹宗执政时期，被提拔为“司礼秉笔太监”，身为司礼监二号人物不说，也极受明熹宗的宠爱，更是有着“九千九百岁”之称。

也就是说，明朝一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司礼监”在明朝的政治地位一直都是很高的一个存在，即便是时不时出现宦官擅权、独断专行的事件也不例外，依旧影响不了其在明朝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

可是按常理来讲，既然明朝的司礼监已经形成了“职同次相。......内官监视吏部，掌升造差遣之事。......其权俱为司礼矣”的不良政治局面，那对封建时期的明朝统治者而言，无疑就对其“皇权”构成了一个极大的威胁，这已经不仅仅只是封建帝王的“宠爱”就能解释的了的问题了。——《万历野获编·卷一》

毕竟封建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根深蒂固，如果明朝的统治者还想明朝延续下去的话，那他就断然不可能因宠爱而放任“司礼监”权势的野蛮生长，所以，其中定然还存在着其它的原因。

俗话说的好，“存在即合理”，这世间的万事万物，往往都肩负着其特殊的使命，明朝的“司礼监”亦是如此，虽然洪武年间的司礼监只是肩负着端茶倒水，服侍明朝君主的职责，但那也只是相对明洪武年间的政治局势而言的。

明朝“内阁”的权力膨胀

明洪武年间的政治局势相对而言还算是比较安稳，因为当时的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稳固皇权，“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更定六部官秩”。——《明史·太祖二》

使得原本由丞相承担的处理政事的职责变成了由“六部”分掌，更是由皇帝所一手掌控。首先在“皇权”这方面肯定是高度集中的。

但如此一来，也就相当于是让明太祖朱元璋一个人包揽了整个明朝的政治事务，其压力不用想，一般人肯定承担不住。

果不其然，同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就扛不住了，“置四辅官，以儒士王本等为之”，任命了四个辅臣为大学士，然后让这四个“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借以来辅佐其处理政治事务，这也是“内阁”的雏形。——《明史·职官一》

不过此时的内阁大学士，只能称得上是个顾问，“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与其它机构并没有任何关联，直属皇帝管辖，这也就意味着其并没有什么实权，正儿八经的“皇权”依旧还是把持在明太祖朱元璋手上的。——《明史·职官一》

但随着时间的变迁，到了永乐年间以后，明成祖朱棣却“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也就是说，截至明成祖朱棣执政时期，明朝的内阁学士在顾问的基础上又拥有了“议政”的权力。——《明史·职官一》

虽然还是没有决策权，但也属实相当于有了旧时“宰相”的一半权力了，如果再能拥有“决策权”的话，几乎就与“丞相”没有什么区别了，但好在最关键的“决策权”此时还把持在明成祖朱棣的手上，所以政治局势还算把持的住，官僚阶层对皇权的影响也并不算大。

可是到了宣德年间以后，这种内阁大学士“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的情况却发生了改变。

作为明仁宗朱高炽的导师，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在支持“明仁宗”登基称帝后，很快就受到了明仁宗的重视，被破格提拔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之后更是一路迁升到了“尚书”职位，顺理成章的造就了一种“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

”的局面，内阁的实际权力也就随之而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明史·职官一》

这还不算完，之后在明仁宗驾崩前，杨士奇等内阁大学士又被赋予了辅佐明宣宗处理政治事务的使命，而后在明宣宗登基称帝以后，自然也就顺其自然的参与到了“奏章”的审核和批阅工作当中。

截至此时，内阁大学士继“议政权”之后又拥有了政治事务的“决策权”，内阁大学士也就变相的成了如“丞相”一般的存在，而且还不止一个。

换句话来讲，从宣德年间开始，内阁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另类的“丞相”机构，赫然与明太祖朱元璋废宰相制度之前的政治局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故而势必就会对“皇权”的集中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胁。

就好比此前洪武年间所发生的“胡惟庸案”，不就是因为丞相“胡惟庸”专权，使得皇权旁落，威胁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推行皇权专制的进程，这才下令罢中书省，废宰相官职的吗？

这也就间接的证明，“内阁”的逐渐势大定然是对“皇权”产生了一定的制约的。对于封建时期的统治者而言，这肯定不会是什么好的现象，毕竟“皇权旁落”所可能导致的后果，真的不是随便一个统治者所愿意看到的。

所以，明朝的统治者也就需要对“内阁”做一些制约，防止因内阁的权势过度膨胀而威胁到皇权的稳固。

扶持“司礼监”

那么该怎么做呢？

明朝统治者自然不会去和“内阁”硬碰硬，这很不理智，而且很容易激化统治阶层和官僚阶层的矛盾，造成一个得不偿失的局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官僚阶层中去重新扶持一个足以与“内阁”相抗衡、甚至是压制“内阁”的政治机构。

可是，早在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明令废除了“中书省”以及“丞相”等机构以及官职，更是直接从尚书省之下接管了“六部”，使得明朝“三省六部制”的机构体系“三省”皆废。

而“五军都督府”作为执掌明朝一代全国军队的最高军事机构，自然也是不行的。

也就只剩下“内阁”、“都察院”、以及“

立、户、礼、兵、刑、工、”六部等政治机构，而内阁的这些大学士往往又都身兼数职，其中更是不乏“六部”尚书以及“都察院御史”等官职。

那又该找谁呢？也就只能是找“宦官”了。“司礼监”也就这样被明朝统治者从幕后推到了台前。

• 一来“宦官”跟皇帝较为亲近，且无根无后，其所拥有的权力也皆是由统治者所赋予，对“皇权”十分依赖，一旦离了皇权的照顾，基本就啥也不是了。
• 二来“宦官”所处的地位也仅仅只是“内阁”与“皇权”中间的这一段，统治者收回所赋予的权势也比较容易，并不会对政治格局造成多大的影响，顶多就是皇帝多处理点政治事务，累一点罢了。

所以，自明宣宗开始，就在明朝内廷当中“设内书堂，而中人多通书晓文义”，培训了一批“秉笔太监”，让其代为“批朱”，一方面进一步减轻了皇帝的负担，另一方面也是在为“司礼监”的崛起而造势。——《明史·列传第五十二》

继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及完善以后，也就逐渐形成了一种“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硃”的局面。——《明史·职官三》

也就是说，截至此时，明朝的政治格局已经彻底的完成了一次蜕变，演变成了一种先将全国各地的文书“奏章”统一汇聚于内阁，然后再由内阁“议政”，紧接着再拟定解决方案并制定为“票拟”，继而由内阁大学士将这些“票拟”提交给司礼监的局面。

最后再由“司礼监掌印宦官”在这些“票拟”中择其轻重提交给皇帝审阅，如果皇帝认为可行，便可口述其要，由秉笔太监代为执笔“批朱”，最后再交由“掌印太监”盖印下诏执行。

明朝的统治者也就得以在潜移默化中又从内阁的手中重新拿回了“决策权”，仅仅只给内阁保留了“议政权”，从而也就导致“内阁”无法在私底下实现对政治事务的“决策”，自然也就无法对“皇权”进行干预和影响。

明朝统治者也就得以顺利实现制衡“内阁”、促进皇权稳固的目的。

结束语

当然，也不是说“司礼监”被扶持起来就一点弊端都没有

毕竟单凭司礼监所拥有的那个“择其轻重”提交审核的权力，以及象征最高决策的“批朱权”来看的话，如果“司礼监”不愿意，那内阁的“票拟”可能永远都呈交不到皇帝的手上。

或者是司礼监秉笔太监以及掌印太监欺上瞒上，阳奉阴违，运用“文字游戏”等等手段来曲解其中的大意，从而达到从中谋取利益的目的。

而且，由于明朝中后期统治者怠政的现象属实是不少，无疑就给了“司礼监”更多徇私舞弊的机会，使得司礼监得以趁机“窃取”皇权，“权如外廷元辅”，有了把自己的意志覆盖到皇权之上的机会，致使曾不止一次的出现“司礼监”独断专行的情景。——《明史·职官三》

就好比前文曾提到的大宦官王振、刘瑾、以及魏忠贤等人，就是这阳奉阴违、窃取皇权的典型案例。

但话说回来，宦官对皇权那毫无保留的“依赖”，也就注定了其虽然有机会独断专行，却并无机会“完整”的夺取皇权，只要皇帝愿意，还是可以轻松的就收回所赋予的权力的。

诸如后来明世宗，自其登基伊始就“御近侍甚严，有罪挞之至死，或陈尸示戒”，轻轻松松的就让宦官各个自危，安分守己的听皇帝的话，不敢过多的干预朝政，形成了明世宗执政时期“内臣之势，惟世宗朝少杀云”的良性政治局面。——《明史·宦官一》

如此一来，既然能够以极小的代价就换取“皇权”的稳固，明朝的统治者又还有什么理由不去保证司礼监的政治地位呢？

另外，如果我们单从明朝一代，内阁始终被压制在“皇权之下”的结果来看的话，也足以证明司礼监的“政治定位”其实还是比较精准的，对明朝统治者巩固皇权、维持君主专制的高度统一等方面属实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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