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家可歸的女人
她被禁止踏入祖國，只因她為家鄉那些被宗教禁錮女性的吶喊。
她是一個無家可歸的女人，她也是舉世矚目的藝術家。
她叫西麗·娜沙特（ Shirin Neshat ）。
電影《沒有男人的女人》
在 2009 年的第 66 屆威尼斯電影節上，西麗用一部處女作影片《沒有男人的女人》拿下了最佳導演獎。
故事發生在伊朗，這裡是西麗家鄉。電影根據女作家莎納許·帕西普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小說發表不久就遭禁，作者也因此被送進了監獄。西麗幾經周折，將小說搬上了熒幕，她用魔幻現實的敘事風格講述了四個身份不同的女人在 1953 年伊朗革命期間的命運，重現了 60 多年前伊斯蘭女人的痛苦與掙扎。
這部影片的畫面很美，加上坂本龍一的配樂，使它看起來更像是一首關於女人的傷感的詩，不過這首詩有些沉悶，甚至有些凜冽，所以，對大多數人來說，它不是一部必看的電影。
70 年代伊朗女歌星古古許（ Googoosh ）
出生於伊朗的西麗，掛著絢麗的大耳環，下眼瞼總是塗上一層厚厚的“黑墨”，她的穿著與我們印象中長袍加身、面戴黑紗的伊斯蘭女性相去甚遠，不過，80 年代之前的伊朗女人，本就是如此。
但這一切，在 1979 年伊斯蘭革命之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領導人霍梅尼的主張建立一個“既不靠東也不靠西”的伊斯蘭共和國，這個政教合一的政體雖然獨立，卻禁錮了整個社會的活力。
首先遭到限制的是音樂，無論伊朗的還是西方的，所有國家媒體的音樂廣播都被禁止，咖啡館、歌舞廳、酒吧和音樂會也通通被關閉並取締。不久，女性唱歌被完全禁止，她們不能在無關男人的面前演唱，因為女性的聲音有可能引發不道德的慾望...
最後，女人們被永遠的包裹在了那層黑紗下。
西麗·娜沙特的作品
此時的西麗 22 歲，正在美國加州大學求學。
她的家境不錯，父親是個醫生，兄弟姐妹都被送出國讀書。西麗本不打算在美國久居，父親也並不指望她在西方取得成功，只是希望她接受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生活。
不過，這些都是願景。革命開始後，父親的農場被奪走，樹被砍，水被停，最後在與政府的鬥爭中死去。隨後，美伊斷交、兩伊戰爭爆發，西麗被困在美國，整整 11 年與家人失去聯繫。
西麗·娜沙特的作品
1990 年，西麗重返伊朗，家鄉的變化讓她感到震驚。
意識形態覆蓋了整個國家，長袍包裹著女人的身體，街上遍佈的招牌、條幅，喊著新的口號：支持革命！反對美國！反對以色列！
即便躲在家中，人們也總擔心秘密警察會隨時上門。“我的感情是矛盾的，我們那一代人也反對伊朗國王（1979 年伊斯蘭革命之前 ）的政權，但現在的革命，令我感到恐怖。”
這個困境把西麗帶進了藝術實踐的前沿，她把波斯文字畫在女性的身上，拍攝了大量攝影作品。多數時候都是她親自做模特、身著傳統的伊斯蘭黑色長袍，在臉上、身體上寫滿了波斯文詩歌，它們彷彿優美的咒語，輕罩在細膩的肌膚上，這是與歷史的詩意勾連，也是應對審查的一種策略。
西麗·娜沙特的作品
有時，她還拿著一支匕首或一把槍，表情虔誠而莊重，但失神的目光似乎表示她的思緒已經飄到了自由的遠方。
這一幕並不是虛擬的情境，而是她回國後目睹的現實——一方面，這個政教合一的政體給女性的日常生活提出了苛刻的禁令，另一方面，她們又被徵召入伍，成為宗教的士兵。
“我覺得這是非常虛偽的、矛盾的，同樣一個女人，既要防止性誘惑而把身體裹起來，又要把身體獻給軍隊。”
西麗·娜沙特的作品
因為這些言論和作品，西麗成為了不受伊朗政體歡迎的人。
1996 年，她被伊朗政府禁止入境，從此變成了真正無家可歸的人。“我很想與這個國家重新聯繫在一起，通過創作與伊朗有關的作品，成為伊朗的一部分。”儘管她現在離家鄉越來越遠。
不過在精神上，她有堅定的棲居之地。西麗有自己的信仰和宗教儀式，但不會每天禮拜，“宗教，不應成為一種形式的禁錮”。
西麗·娜沙特的作品
西麗的作品如同她的穿著一樣，具有強大的感染力。她展現了一個伊斯蘭女人眼中的傳統與世俗、壓迫與權力、性別與生活。
“我的作品，總是回溯到我的情感和對生活的理解。我很難想象可以通過描繪自然風景來表達這些，即便我要畫，也肯定不僅是畫它的形狀。環境註定了我們的視野，這是我的理解，也許是錯的，但沒有選擇。”
她如此的堅定，如此的勇敢，她用自己的藝術作品將世界目光聚焦在黑紗之下的女性們，儘管她們曾在遺忘在政治和宗教的漩渦裡，甚至被認為不應該有自己的思想。
但，誰是天生要被裹挾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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