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60
將帕爾的言論稱為奇葩，是站在中國人角度看問題的結論。實際上他完全在執行印度民族主義政客的路線，並且也獲得了成功。
早在1939年二戰剛爆發時，英國駐印總督就宣佈用印度的資源支持英國打二戰。當時印度一片譁然，因為要抓很多印度壯丁去前線打德國人，印度人又一點好處都撈不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國仍然是這個政策，徵發大量印度人編入英軍打日軍。
當時以甘地為代表的印度政客就認為，如果英國退出印度，日本人也就不打過來了。他們搞了許多抗議活動，罷工罷市之類，口號就是“退出印度”。英國人把甘地和尼赫魯都抓起來。所以印度人從心裡認為二戰和他們本來沒關係，是英國人把他們拖下水。
然後是鮑斯當選國大黨主席，他認為既然英國人這麼惡毒，不如就靠日本人趕走英國人。也不搞什麼非暴力運動了，直接拿槍幹！不過甘地尼赫魯考慮再三，認為日本人也不靠譜，與其投靠日本人，不如只打日本牌。於是他們和英國當局談判：二戰我們還支持英國，打完了就讓我們獨立。當時英國被日本人打得很慘，就答應了這個條約。尼赫魯後來說，日本人讓我們提前獨立二十年，代表了很多印度人的心聲。
這樣，甘地尼赫魯就把鮑斯趕下臺，鮑斯干脆直接投靠軸心國，從德國和日本要回印度戰俘組織軍隊。當時馬來亞有大批印度勞工，也由日本人組織起來編入印度國民軍，反攻大印，被英國軍隊趕走。所以從印度人的角度來看，二戰中他們本土只被入侵過一次，還是印度人自己打回來的。
到今天，印度國會大廈上還掛著鮑斯像，與甘地尼赫魯並列。所以在印度人看來，二戰中聯合日本人不算政治不正確。當年東南亞這樣的政客不少，比如緬甸昂山等等。
印度獨立後，美國組織談判《舊金山和約》，邀請與日本打過仗的國家去，也邀請了印度，被印度拒絕了。當時印度主要有兩個理由，第一這個談判沒有中國大陸參加不行，第二條約對日本太苛刻。可見當時印度完全是亞洲立場，他們對白人，尤其英國人的仇更大。
所以，印度法官帕爾的言行都是執行印度人的政策，並非他本人很奇葩。雖然在審判中沒什麼作用，但為以後印日關係作了鋪墊。後來日本給了印度不少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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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東京審判不太瞭解，說實話印象支離破碎。當時國際遠東軍事法庭確實邀請了印度律師（殖民地律師代表唯一的一位）拉達賓諾德.帕爾參與了審判。但是這位印度律師是唯一一個認為“日本軍隊確實對中國進行野蠻慘無人性的屠殺，但是那是戰勝者對戰敗者的殺戮，所以所有日本戰犯都是沒有罪的。當前的審判也是戰勝者對戰敗者的審判，不是正義對邪惡的審判。”與其它法官意見相左。
正是由於這樣的話，也把我搞懵了。因為印度的這位律師不知道是以法官的名義出面審判，還是以律師的身份參加審判？還是以殖民地代表的身份在說話？要是他以法官的身份參加審判，這樣說話感覺他是日本人的護法使者。要是他是以律師的身份參加審判，為日本戰爭罪犯辯護是其法律賦予的責任，他這樣說，也說明他飢不擇食。更說明他為法庭當事人辯護可以不考慮基本的公平正義、可以不考慮人類的道德底線、可以不考慮人類賴以生存的人類共識。要是他以正義的使者來說話，恐怕是痴人說夢異想天開神經錯亂的胡言亂言。不然就沒有辦法解釋他的所作所為了。
此話一出，輿論譁然。一個災難深重的殖民地民族代表，竟然說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語言。遠東東京軍事法庭聽了這位律師發言震怒了。公然毫無道理的為戰爭罪犯張目，是掩蓋日本軍國主義之魂的傀儡。
不過，這位律師是日本人的救命恩人，是日本感恩戴德的大恩人。早在1967年印度的拉達賓諾德.帕爾律師病死，當時日本首相還發去唁電錶示哀悼。日本隨後還在日本國內為拉達賓諾德.帕爾建立了紀念館——殖民地律師代表的紀念館。
善良的人們，不要忘記歷史，不要被歷史所掩埋。一定要擦去歷史的塵埃，還原歷史的真相，讓世世代代的有正義感的人們記住這段詭異的檔案。讓正義之火在胸膛燃燒吧！
印度律師——拉達賓諾德.帕爾公然否定的日本屠殺。看照片，想歷史。
錦繡中華一捧土
那麼印度代表帕爾說了什麼呢？ 原來在審判日本戰犯的遠東軍事法庭上，中美蘇英法等大國已經絕大多數小國都同意對日本戰犯處以極刑，因為重光葵這些傢伙在二戰中的確給亞洲人民帶來了重大的災難，但是印度不然，法官帕爾以缺乏國際法,主張全體被告無罪，被全球代表怒懟之後，帕爾又拿佛教說事，說佛祖慈悲，應該寬恕被告，這種發言不僅是對二戰戰果的否定，更是對犧牲在日本屠刀下烈士的褻瀆，註定被世界代表唾棄
其實對於印度人來說，日本二戰中的侵略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幫忙印度建立了民族合法政府，甚至日本還不懷好意的留給了他們大批武器，讓他們和歐美殖民者持續戰役。
其實早在一戰的時候印度就要求獨立了，當時的大英帝國容許印度只需幫自己打贏了一戰就讓印度獨立，而實際上等到一戰結束，英國立馬開端打壓印度獨立實力，在印度看來，估量假如不是日本發動戰爭，自己的國家獨立可能仍是遙遙無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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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一戰後的巴黎和會還是帝國主義的分贓大會，那二戰後的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就相對是一場正義的大審判了。戰勝國沒有簡單地處死或懲罰軸心國的責任人和組織，而是用公開公正審判的方式，讓那些責任人認罪伏法。
為了彰顯公平公正，在東京審判中，聯合國請了11個來自不同國家和殖民地的法官，包括印度的，就是這個印度的巴爾法官，在法庭上的觀點和論斷可以用奇葩來描述—他甚至認為所有戰犯是沒有罪的
那些被定罪的戰犯們，其他國家的10名法官都覺得他們罪有應得。而巴爾堅持“全員無罪”論。他說：“侵略是國家行為，國際法的追訴對象是國家，而不能罪及個人”；“日本對戰爭負有道德責任，但沒有法律責任”。
在審判南京大屠殺的責任人時，由於當時日軍主將松井石根後來生病了。巴爾就拿這個事兒給松井石根開脫罪責了。他說，“松井當時生病，在發生這件事（指南京大屠殺）之後數週內，他被撤換下來。”他覺得松井石根的病限制了他的行為能力。理所當然，他的辯護遭到了法官們的強烈抵制。
另外，當時法庭還採信了部分未到庭證人的證詞，這也讓巴爾感到不行，證人不到場，罪名不成立。諸如此類的言論和立場很多，後來，巴爾得到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盛讚，這些右翼分子拿著巴爾的話為日本在二戰中的行為尋找“戰爭無罪論”的“法理依據”。巴爾貌似嚴謹，但他枉顧事實，僅從法理學角度闡釋觀點，成為國際笑話。
雲中史記
這個印度法官叫拉達·彼諾德·帕爾（Radha Binod Pal）。在參與東京審判的11個審判官中，帕爾提交了1275頁、洋洋百萬言“判決意見書”（參與東京審判的每個審判官均必須提出自己的判決意見書），主張“全員無罪論”的“奇葩言論”，雖然不是東京審判的主流觀點，更未被接受，但卻影響深遠，成為當今包括一些學界人士在內的日本右翼否定東京審判的重要“依據”。
帕爾的主要觀點是：1、東京審判是“戴著法庭這一假面具達到政治目的。” 其隱義即 “ 這是美國進行復仇的審判 ”。2、“既然承認戰爭，殺人行為就是必然行為。何況在國際法中本沒有戰爭是犯罪這種法律。無法律之處當無刑罰，無法律之處當無審判。” 根據這一邏輯，帕爾進而強調：“東京審判本身是無效的。” 因為，審判甲級戰犯，適用的是在戰爭結束後製定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條例》，即採用的是“事後法” 。3、“ 在突襲珍珠港之前，美國政府向日本政府發出的同樣的通牒，如果發給其他國家，即便像弱小的摩納哥和盧森堡那樣的國家，也必然為了自衛對美國訴諸武力。” 這一理論，和日本否定戰爭責任的 “自衛戰爭論 ” 完全吻合。4、審判原本應力求公正，但東京審判的審判團只有戰勝國的法官，沒有一個戰敗國的法官。這種“戰勝國審判戰敗國 ” 的審判團構成，本身就不公正。而且僅僅戰敗國日本受到審判，對日本實施無差別轟炸甚至投擲原子彈，殺戮數十萬平民的美國這種顯然的‘反人道’行為，卻未受到審判”。
東京審判結束後，帕爾寫了60萬言的《日本無罪論》，獲得日本右翼的熱烈追捧。1952年和1953年，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兩度邀請帕爾訪日，並讓帕爾在各地演講。
岸信介的胞弟佐藤榮作（因過繼給佐藤家而改姓）出任首相後，於1966年邀請帕爾第三次訪日，並授予帕爾一等瑞寶章，表彰其“為和平運動作出的貢獻”。
1967年1月10日，帕爾去世，佐藤榮作以日本首相名義發去唁電。1975年，日本著名旅遊勝地箱根建立了帕爾紀念館。2005年，靖國神社舉行了“帕爾博士顯彰碑”落成儀式。
圖：靖國神社內的帕爾博士顯彰碑
馮瑋
拉達賓諾德·帕爾，是二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印度代表，他最荒謬的說法就是“日本戰犯無罪”，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他寫下了數十萬字的意見書，不論他是天真也好，還是別有用心也好，反正帕爾最終成了國際法學界的笑柄。但是拉達賓諾德·帕爾當年的言論貽害無窮，為日本右翼分子的“戰爭無罪論”創造了所謂的“法理依據”。
在拉達賓諾德·帕爾的日本戰犯“全員無罪”論中，他聲稱“侵略戰爭是一種國家行為，國際法的追訴對象僅僅是國家，而不能罪及個人”；“國際法對於違反它的規定的國家予以制裁，但對於違反它的個人因沒有規定製裁方法而無從著手處罰”；“即使日本對那場戰爭負有道德的責任，但是沒有法律責任”。帕爾完全無視日本人在各地製造的殺戮的言論遭到了其他各國法官的否決，中國代表梅汝璈更是找出大量日軍暴行的證據對其進行駁斥。
拉達賓諾德·帕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的可笑言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法律水平根本不行，當時印度還是英國殖民地，所謂的印度代表就是拉來湊數的。帕爾的國際法是自學的，只有理論沒有實踐，因此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他只會照本宣科，從狹隘的法理學角度闡釋自己的觀點；另外帕爾是一個佛教徒，因此在審判日本戰犯的過程中，他提出看法的依據不是法律，而是自己的宗教。
帕爾當年的言論是他成為了“日本之友”。二戰甲級戰犯岸信介成為日本首相後，三次邀請帕爾訪問日本，宣傳日本無罪論；1975年巴爾紀念館在日本落成；2005年靖國神社樹起“巴爾顯彰杯”為其歌功頌德；2007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印度，稱“許多日本人至今還很‘欽佩’帕爾法官主張被告人全部無罪的勇氣”。
當狗容易做人難
在東京審判中，這位著名的印度法官認為：日本戰犯都是無罪的！
（東京審判）
拉達賓諾德·帕爾，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印度代表，讓日本人感恩戴德的一個人。
為了體現東京審判的公平性，聯合國特意安排了11位法官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帕爾本身是一名律師，但是這次他的身份是法官，不是為戰犯辯護來了。
（帕爾）
1946年5月17日，帕爾首次出現在了法庭上，在審判當中，只有他一位法官堅持日本戰犯全部無罪。按照帕爾的說法，侵略戰爭不是犯罪，這是一種國家行為，對其負責的應該是國家而不是個人。帕爾寫下了1235頁的意見書，長達數十萬字，為戰犯“辯護”。
而且，帕爾還為製造南京大屠殺的日本陸軍大將松井石根辯解，說松井石根當時生病了，“疾病使得他的行為能力受到限制，其刑事責任能力當然也要受到限制。”
當然，怕而這種奇葩的“辯護”遭到了其他法官的否決。
不過，日本人還是感恩戴德的，覺得還有人為他們說話。
（日本人紀念帕爾）
所以，日本人還為他建立了塑像，他1967年病死的時候，當時的日本首相還親自發了唁電。
日本人的表現暫且不說，只聊聊這個帕爾。
帕爾為什麼非要幫日本戰犯辯護呢？
首先，他只是個脫離現實的人。在這之前，帕爾沒有當過法官，他也根本意識不到東京審判的真正意義。對於他來說，似乎還沉醉於律師的身份中，想要趁著這次機會表現一下自己的辯護能力。
但是，他的行為無疑是被法律界恥笑的。
（東京審判）
第二，帕爾表現出了一部分印度人的想法。在二戰期間，印度是被英國殖民統治的。當時為了反抗英國殖民，部分印度人就開始尋求日本人的幫助。比如著名的“印度民族軍”，就是在日本的支持下成立的。
所以，帕爾也是這種思想，覺得日本人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了印度擺脫殖民統治。這是一種很顯然的奇葩思想，在印度國內都無法佔據主流。
最後，帕爾的奇葩言論告訴我們：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幫助我們尋求正義，只有自己不斷地強大、凝聚和團結，才會有話語權，才不會被欺負。
七追風
這位叫做巴爾的法官其實是出生於孟加拉國，但東京大審判開始於1946年，那時候印巴沒有分立，所以他被當作一名印度法官，東京大審判結束於1948年，印巴在1947年分立，巴爾法官出生的地方已經叫“東巴基斯坦”了，鑑於巴爾法官就學、工作、成名都是在印度，姑且認為他是位歸化印度人。
不僅巴爾法官國籍成疑，信仰也與當地人格格不入，在印度仍然信仰產自本土的佛教的人數只佔國民的0.8%，巴爾恰好是其中的一員。巴爾在東京大審判的法庭上大發厥詞時，也曾著重強調他的佛教徒背景和虔誠的佛教信仰，想以佛教的慈悲胸懷解釋他不支持對日本甲級戰犯實行死刑時，為此還與中國法官梅汝璈產生了衝突。
梅汝璈大聲質疑：巴爾先生，請記住您的職業！它叫做法官！法官的職能是根據我們的法律知識來進行審判，而不是根據佛教教義來悲天憫人，您這些話不應該出現在法庭上，想要闡述您這些信仰，您完全可以去印度的一個寺廟裡講上三天！
如果僅僅是出於佛教徒的胸懷信仰反對死刑也就罷了，畢竟法國法官也一直公開表達不支持死刑判決，澳大利亞和蘇聯代表因為國內情況也有可能投了死刑反對票，11名國際法官的10個都是對量刑程度有不同意見，對戰爭罪行本身爭議很少，所以更加凸顯了這位來自印度半島的巴爾法官的與眾不同——他認為日！本！戰！犯！全！員！無！罪！
為此，他還不辭辛勞，用足了二桿子勁頭寫下了長達1235頁幾十萬字的個人判決意見，最終的結論就是：法庭的起訴書對每一位日本被告人的每一項指控均不能成立，他們理應免於所有方面的指控，也就是我們通俗所理解的那樣——日本戰犯統統無罪。
巴爾法官的主要依據就是：“侵略戰爭是一種國家行為，並非個人行為，而國際法的追訴對象恰恰只能是針對國家，絕對不能針對個人”。
日本天皇倒是在戰前代表國家，而這哥們已經被盟國內定赦免，雖然剝去了神聖的“人神”外套，人家必須好端端的在皇宮裡活著，不能被追究戰爭責任，所幸只有巴爾法官一人持有這種觀點，改變不了判決結果，這類二桿子數量再多幾個，法庭肯定得換人重審，盟國是絕不容許日本甲級戰犯被敲鑼打鼓的接回民間當做英雄去享受頂禮膜拜的。
審判結果眾所周知，大部分甲級戰犯們還是如願走上了絞刑臺，靖國神社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也沒有讓他們的名字入祭。但有一個人名在日本大地還是被頂禮膜拜了，誰？正是來自印度的這位巴爾法官。
審判結束之後，巴爾法官數次三番應日本原首相岸信介之邀回日本頒勳章、刷粉絲，1967年，巴爾死後，日本還專門為他立起了一座紀念館，直到十年前，岸信介的外孫安倍在訪問印度時還與巴爾法官的兒子會面並共敘友誼傳承。
歷來現實
二戰結束後，對戰敗國日本進行了戰犯審判，也就是著名的東京審判。當時的印度因為是英國的殖民地，所以也算是參加了對日作戰，所以有個印度法官，名叫拉達·彼諾德·帕爾，參與審判，但是他卻提出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無罪的言論！
這是為什麼呢？有這幾個原因。
日本二戰在亞洲的戰爭，使得印度提高了地位，也是印度能抓住機會獨立的原因
就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英國被大大削弱，所以二戰結束後的印度得以成功獨立，所以印度當時對日本是感激的。
由於中國遠征軍的抵抗，和中國的牽制，日軍沒有打到印度
正是因為日軍沒有打到印度本土，所以印度不知道日軍的殘忍，不知道日本犯下的罪行對於中國人民所造成的傷害。所以在審判的時候這個印度法官才會如此做，因為他只記得日軍對印度獨立的影響。
這個法官是個忠誠的印度教徒
這個法官除了其他原因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信印度教，所以講究什麼不輕視眾生生命，而且在戰犯被判處絞刑的死後，他還到戰犯身邊祈禱。
最後，他受到了日本政府的立碑紀念！
小司馬遷論史
提起印度這位法官，曰本人對其是感恩戴德，還專門為他建了一座紀念館。甚至在一九六七年他病死時，當時的日本首相佐藤榮作還親自發了唁電致哀。這位被日本人 感恩戴德的印度律師就是——拉達賓諾德.帕爾法官，帕爾是以印度律師身份兼殖民地律師代表參加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曰本戰犯的審判，但這位印度法官卻是參與審判的法官中唯一一位認為日本所有戰犯無罪的法官，儘管他也承認，有確鑿的證據證明，日本人在中國確實有屠殺行為。他的理由競然是他認為這是戰勝者對戰敗者的審判，但是帕爾法官做為律師恰恰忘了，
遠東軍事法庭之所以找那麼多國家的律師參與法庭的審判和 辯護難道不就是為了體現法庭的公平與公正嗎？帕爾法官獨特的判決讓日本人，也讓歷史記住了這位印度法官——拉達賓諾德.帕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