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特有方式。科举制度始创于隋代，确立于唐，完善于宋。明清科举制度在前代的基础又有所发展，其体制更为严密，其特点是科举与学校相结合，并推行八股取士，从而使科举制度成为钳制、束缚知识分子的无形枷锁，无数学子们为了考取一世功名，以实现其“金榜题名”的人生最高目标，不惜皓首穷经，倾其毕生精力埋头沉緬于《四书》《五经》与程朱注疏中，丝毫不闻寒窗之外发生的变化，这种制度选拔出来的所谓人才其实只是一个专于考据，不谙世势的书痴。到了清代末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大举人侵，中国传统社会的封闭性被打破，在前所未有的变局面前，旧有的私塾传道、开科取士的教育模式已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科举制的废除已成为时代的必然。
清末新政上谕发布未几，一些思想开明的朝臣就上书清廷，要求改革科举制。时任管学大臣的张百熙和直隶总督袁世凯对于改良科举的态度尤为坚决。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百熙联合其他大臣奏请递减科举取士名额，代之以学堂毕业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二日，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为首的疆吏更是上书清廷，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表达了废除科举的急切心情。这是张百熙（左一)、袁世凯（中)、朱启钤（右一）的合影。
在全国一片要求改革科举的呼声中，清廷被迫于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 ）八月初四日正式下诏，废除一切科举考试，至此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科举制的废除，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扫清了障碍，推进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张百熙（1847-1907年 )，湖南长沙人，同治朝进士。授编修,督山东学政，命值南书房，再迁侍读学士。中日甲午战争时，屡陈兵事，严劾李鸿章阳作战备，阴实主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出督广东学政，迁内阁学士。戊戌政变后，因荐举康有为获罪，被革职留任。光绪二十六年，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后，张西熙疏请改官制，理财政，变科举，办学堂，设报馆。充任管学大臣，主持京师大学堂，创医学及译学馆、实业馆，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积极参与新学制的制订。革新教育的卓著成绩使他成为晚清名臣。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清政府在张百熙等原来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基础上修订成《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在全国推行新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将学校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设立蒙学堂、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第二段为中等教育，设置中学堂；第三段为高等教育，设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分科大学堂和通儒院。新学制的建立，使中国传统教育体制迅速地向新式教育体制转变，扩大了受教育的对象，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清政府推行的学制改革，很大程度上是照搬日本已经实行的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就是仿效日本学制而出笼的。以后，清政府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仿照德国的学制，在中学实行文实分科制：文科重经学，实科重工艺，使癸卯学制得到充分改进和完善。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八月，山西学政宝熙上奏，请仿照日本文部省，设立学部。经筹划和推行新政的权力机关政务处和学务大臣议复，十一月发布上谕，设立学部，以荣庆调补学部尚书，学部左侍郎著熙英补授，翰林编修严修，由以三品京堂候补，署理学部右侍郎。自此，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正式成立，为中国有史以来中央专设管理教育的领导机构之始。这是当时总务司案牍科编辑的《学部奏咨辑要》。
20世纪初起，清政府通过一系列鼓励学生留学出国的政策，有力地激发了留学潮，美国成为一些学子们出国留学的选择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返还中国，作为留学生经费。清廷在北京西郊清华园成立游美学务处，决定逐年递增向美国派出留学生，掀起赴美留学新热潮。截止到清亡以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达到了650人，其数目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
劝学所是新政时期设立的督办地方学务的教育机关。其创始于直隶学务处，当时学界名流严修任学务处督办，热心于小学教育，在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期间，特设天津劝学所，管理天津全境内的初等及中等教育事宜。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学部根据严修所拟章程，制定劝学所章程，通行全国。
《直隶试办师范学堂暂行章程折稿》为晚清新政时较为重要的一部师范学堂章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直隶总督袁世凯督修而成，对直隶师范学堂的编制、学堂课程、学堂经费、学堂条规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可以说是极尽其详。在《师范学堂暂行章程折稿》课程表里，可以看出师范学堂的在校学生要学习经学、文学、教育学、史学、地学、算学、格致学、农学、体操学、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近世外交史、学校管理、理财学、动植物学、矿物学、农学和公法学等许多课程。课程设置基本上做到了文理科全面兼顾，其教学大纲已经与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的师范院校相接轨，最大程度地丰富了学生的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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