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是我國封建社會選拔官吏的特有方式。科舉制度始創於隋代，確立於唐，完善於宋。明清科舉制度在前代的基礎又有所發展，其體制更為嚴密，其特點是科舉與學校相結合，並推行八股取士，從而使科舉制度成為鉗制、束縛知識分子的無形枷鎖，無數學子們為了考取一世功名，以實現其“金榜題名”的人生最高目標，不惜皓首窮經，傾其畢生精力埋頭沉緬於《四書》《五經》與程朱註疏中，絲毫不聞寒窗之外發生的變化，這種制度選拔出來的所謂人才其實只是一個專於考據，不諳世勢的書痴。到了清代末葉，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大舉人侵，中國傳統社會的封閉性被打破，在前所未有的變局面前，舊有的私塾傳道、開科取士的教育模式已無法滿足時代的需要。科舉制的廢除已成為時代的必然。
清末新政上諭發佈未幾，一些思想開明的朝臣就上書清廷，要求改革科舉制。時任管學大臣的張百熙和直隸總督袁世凱對於改良科舉的態度尤為堅決。光緒三十年（1904年)，張百熙聯合其他大臣奏請遞減科舉取士名額，代之以學堂畢業生。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二日，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為首的疆吏更是上書清廷，請立停科舉，推廣學堂，表達了廢除科舉的急切心情。這是張百熙（左一)、袁世凱（中)、朱啟鈐（右一）的合影。
在全國一片要求改革科舉的呼聲中，清廷被迫於光緒三十一年 (1905年 ）八月初四日正式下詔，廢除一切科舉考試，至此延續千餘年的科舉制度壽終正寢。科舉制的廢除，為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掃清了障礙，推進了中國教育現代化的進程。
張百熙（1847-1907年 )，湖南長沙人，同治朝進士。授編修,督山東學政，命值南書房，再遷侍讀學士。中日甲午戰爭時，屢陳兵事，嚴劾李鴻章陽作戰備，陰實主和。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出督廣東學政，遷內閣學士。戊戌政變後，因薦舉康有為獲罪，被革職留任。光緒二十六年，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後，張西熙疏請改官制，理財政，變科舉，辦學堂，設報館。充任管學大臣，主持京師大學堂，創醫學及譯學館、實業館，選派留學生出國深造，積極參與新學制的制訂。革新教育的卓著成績使他成為晚清名臣。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 )，清政府在張百熙等原來擬定的《欽定學堂章程》基礎上修訂成《奏定學堂章程》，又稱癸卯學制，在全國推行新學制。《奏定學堂章程》》將學校分為三段七級，第一段為初等教育，設立蒙學堂、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第二段為中等教育，設置中學堂；第三段為高等教育，設高等學堂或大學預備科，分科大學堂和通儒院。新學制的建立，使中國傳統教育體制迅速地向新式教育體制轉變，擴大了受教育的對象，對中國近代教育產生深遠的影響。
清政府推行的學制改革，很大程度上是照搬日本已經實行的學制。《奏定學堂章程》就是仿效日本學制而出籠的。以後，清政府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仿照德國的學制，在中學實行文實分科制：文科重經學，實科重工藝，使癸卯學制得到充分改進和完善。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 ）八月，山西學政寶熙上奏，請仿照日本文部省，設立學部。經籌劃和推行新政的權力機關政務處和學務大臣議復，十一月發佈上諭，設立學部，以榮慶調補學部尚書，學部左侍郎著熙英補授，翰林編修嚴修，由以三品京堂候補，署理學部右侍郎。自此，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正式成立，為中國有史以來中央專設管理教育的領導機構之始。這是當時總務司案牘科編輯的《學部奏諮輯要》。
20世紀初起，清政府通過一系列鼓勵學生留學出國的政策，有力地激發了留學潮，美國成為一些學子們出國留學的選擇地。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美國退還部分庚子賠款返還中國，作為留學生經費。清廷在北京西郊清華園成立遊美學務處，決定逐年遞增向美國派出留學生，掀起赴美留學新熱潮。截止到清亡以前，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達到了650人，其數目在當時是相當可觀的。
勸學所是新政時期設立的督辦地方學務的教育機關。其創始於直隸學務處，當時學界名流嚴修任學務處督辦，熱心於小學教育，在袁世凱就任直隸總督期間，特設天津勸學所，管理天津全境內的初等及中等教育事宜。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學部根據嚴修所擬章程，制定勸學所章程，通行全國。
《直隸試辦師範學堂暫行章程折稿》為晚清新政時較為重要的一部師範學堂章程，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由直隸總督袁世凱督修而成，對直隸師範學堂的編制、學堂課程、學堂經費、學堂條規都作了具體的規定，可以說是極盡其詳。在《師範學堂暫行章程折稿》課程表裡，可以看出師範學堂的在校學生要學習經學、文學、教育學、史學、地學、算學、格致學、農學、體操學、教育學、教育心理學、近世外交史、學校管理、理財學、動植物學、礦物學、農學和公法學等許多課程。課程設置基本上做到了文理科全面兼顧，其教學大綱已經與世界上其他發達國家的師範院校相接軌，最大程度地豐富了學生的知識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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