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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应该不是真的，不仅民间有这个传说，日本也这样认为。1907年日本出版了一套《支那经济全书》，于1910年即溥仪在位期间翻译成中文，更名为《中国经济全书》，书中介绍了20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全貌，其中对于晋商暴富的原因引发了争议。
《中国经济全书》说票号“开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清初顺治年间，李闯王造反不利败走时，所有的金子携带不便，把手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亢氏的院子里面。亢氏忽拾得八百万两，因此将过去仅为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至是该地的巨商都是亢姓。”
这里的亢氏就指的山西平阳府（今临汾）的“亢百万”，实际上亢氏家产何止百万，据《清稗类钞》记载已有数千万银两。康熙时期有“江南泰兴季氏与山西平阳亢氏，俱以富闻于天下”的说法。历史学家邓之诚在《骨董琐记全编》中也写道：“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
可见，亢氏在清朝初期已经是名扬天下的山西首富，而亢氏之后，才出现了侯、曹、乔、渠、常、刘诸姓晋商大户。
那么，日本人所说的以亢氏为代表的晋商暴富，真的是因为捡到李自成兵败遗留的金子吗？
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虽然日本人研究中国经济是为了促进对华贸易，才对中国展开了大规模实地调查，但有些事情仍属浮于表面的道听途说，对于中国当时的国情并没有深入探究。
任何创业初期都是艰难的，试想一下，清兵入关后财政必定困难，清朝大臣祖可法等人就提议占据山西解决财政问题，可见当时晋商的富裕是公认的。
如果亢家真的寄存了李自成的大量财宝，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难道清廷不会前去亢家没收？再者，李自成死后，他的同事们仍然为理想而战斗，并且一直坚持到康熙初年，他们更加需要活动经费，岂能不想方设法把寄存的金银要回来？
最大的漏洞是时间上不对，亢氏家族在明朝中期就已经发展成富甲一方的盐商和粮商了，根本不用等明末清初的财宝。所以靠李自成的金银财宝发迹的说法，应该是人们对亢氏财富来源的一种猜测。
民间流传很多因李自成遗金暴富的商人，或许真的有，但绝对是个例。晋商是一个巨大的群体，大家致富靠的是几代人漫长的积累，靠的是中国人特有的勤劳和智慧！
地图帝
《明史·李自成传》：“自成至，悉镕所拷索金及宫中帑藏、器皿，铸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意思是说，李自成山海关兵败后，在北京弄了很多很多的黄金，把它们都铸为金饼，用骡车拉着回西安了。
他是曾经的山西首富，叫亢嗣鼎，据说有一年山西大旱，庄稼颗粒无收，灾民成千上万。人们吃光了树皮吃草根。他开仓放粮，每天赈济人数上万，还说：“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 亢嗣鼎赈灾的故事与亢家称雄商界
晋商商队
清初，山西平阳府的人都称亢氏为“亢百万”。这个“亢百万”就是前面说到的亢嗣鼎，他是亢氏家族的发家人，他的家族后为山西晋商八大家之首。其资产据《清稗类钞》载，有数千万银两。在亢氏之后，才是资产在七八百万银两到百万银两的侯、曹、乔、渠、常、刘诸姓人家。据史料统计，仅仅将这几个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而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要多，完全称得上“富可敌国”。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上，晋商稳居全国商帮之首，在商界称雄500余年。
亢嗣鼎，据考证，“他大约生于明末，一直到康熙末年仍然健在”。据据乾隆《临汾县志》记载，他是一个“事母孝，养抚侄如子。笃志力学，至老不倦。居乡尤多义举”的人。但有人也说，他是一个“恃富骄横，悭各贪婪，为富不仁的大商人、大地主。”
关于亢嗣鼎，在当地有一个著名的传说，康熙年间有年山西大旱，庄稼颗粒无收，灾民成千上万。人们吃光了树皮吃草根。他开仓放粮，每天赈济人数上万，还说：“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然而，关于这个传说反面的言论也有，即是亢嗣鼎的这一举动招骂了，有人说他是在灾荒之年，不得不捐献出一点钱粮，来赈灾施舍，装潢门面。
这里，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传说，也许能分析出一些道理来。
首先是，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都证实在传说的那个年馑里，亢嗣鼎确是开仓放粮了。而至于多少，总比不放的好。所以，反面说法的“施舍”不过是“自尊心”太强的说说辞而已。
其实是，人们不能从“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这句话中看出亢嗣鼎这个人张扬也大气的性格。如果炫富的人，分明不会是一个“守财奴”，而这与他家族延续的商业传奇在一起，基本上可以推翻他“为富不仁”之说。富人不是凭空而来的，但为富不仁不会长久，这是铁律。所以，“装潢门面”的说法应该是立不住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