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老人哲学”的传与变
下面，我们不妨就老子的学说本身，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我刚才已经表明，老子的《道德经》就是“老人哲学”，明确讲就是对婆罗门教的一次颠覆和解构，通过这种方式，他证明所有被鄙视和抛弃的东西是有价值的，而且具有主宰性价值。到了庄子手里，老弱病残这些哲学观念，就得到了进一步的美学化。庄子反复告诫我们，病残就是美，无用就是美，这些在世俗生活里遭到鄙视的事物，被庄周提升到了美学的高度。他的逍遥游和齐物论，是“老人美学”的最高代表。
《道德经》向我们提供的，首先是“道”，而它的概念原型，出自印度吠陀哲学的两个基本语词，一个是“梵”，指终极实在，也就是那种超越和不可规范的唯一实在；另一个是“哩多”，跟混沌相对，指宇宙、人和德性的普遍规律，它是有序和周而复始的。这跟今天中国人对“道”的解释极为相似。这两个语词合成了老子之“道”的基本范畴。
第二，吠陀经，包括奥义书，已经出现了“有”和“无”，所以，这两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吠陀经里。吠陀经提供了“太一”和“气”之类的原型概念。印度四元素“地水火风”中的“风”，其实就是古希腊人说的“气”，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元素。中国“五行”概念来自波斯祆教的五个神，所有没有“气”，战国以来的中国人，整合了这两组概念，把气放到比五行更高的位置。另外，吠陀经里很早就出现了“经络”概念，今天在瑜珈术里被翻译成“脉轮”，因为它拥有一个轮式结构。印度是七个脉轮的互相套叠，而《皇帝内经-素问》把脉轮打开，改变了它的轮式结构，让它沿肢体自然行走，看起来不像轮子，而是一种树形结构。
此外，吠陀经注重聆听，它是人跟梵、哩多之间沟通的最重要的方式。所以吠陀文化重视耳朵的价值。老子也是如此，他不仅指李树为姓，还给自己起名叫“耳”——“李耳”，这还不够，还要加上一个字号，叫做“老耽”，这个“耽”就是大耳朵的意思。老子还教导我们说，“大音希声”。你看，他在不厌其烦地向我们揭示谛听的伟大意义。
释迦摩尼创立的佛教，因为同样源于吠陀经，所有也很强调听的意义。这种观念影响了所有汉传佛教的造像范式。我们看到的佛像，把耳朵都塑造得很大。佛、道是同门兄弟，有共同的耳朵崇拜，使用相同的盘腿、调息、观想等修炼方式，两者出自同一个宗教母本。过去对这种现象无法解释，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昭然若揭。
道德经里出现的关于车轮中毂和辐条的比喻，曾经被各种《奥义书》所大量使用，这也是老子直接搬用《奥义书》的一个明证。
还有就是老子出走的方式，史记说他骑青牛而西归，为什么牛是重要的？只有在印度教里，牛是神兽，它受到长期的礼遇，不能杀戮。但在中国，牛虽然很重要，却是可以杀戮和食用的，它只是农夫用来耕地的工具而已，没有神学价值。
老子对吠陀哲学又传承的一面，但也有强烈的改造意向。道德经已经不是原来的吠陀经了，而是在原型基础上，融入了大量再创造的元素。这就是先秦思想的“传”（传承）和“变”（变革）的二元特征。
4墨家的犹太思想原型
先秦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时代，先秦人吸纳了大量的外部思想文化原型。除了道家，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墨家。墨子学说，还有所谓的“宋学”，在先秦时代就像是天外来物，跟当时春秋五霸之另外四霸，文化道统截然不同，所以成为各国嘲笑的对象，什么“守株待兔”、“拔苗助长”、“趾高气昂”等成语，都是用来嘲弄宋国人的。毛专门写了文章，嘲笑宋襄公的愚蠢，宋襄公在战场上居然不杀受伤者，不抓老年人，抓住俘虏后，一看头上长有白头发了，立马放掉，叫做“不擒二毛”。要是打了一半，对方战车突然坏掉了，就必须等对方把车修好在继续打。这种贵族精神，在流氓风起云涌的东周，就是一个道德异数。
这个国家的贵族像墨翟，当然也就成了一个异数。作为宋国文化（宋学）的精华，墨家在中国土壤里是难以生存的。它的基本主张，像“兼爱”、“尚同”(平等)、“节用”、“非攻”等等，都是今天的人类共同价值，但在中国的漫长历史里，终究还是被儒家干掉了。
我曾经做过一个文本比较，把墨子的文本拿来跟新、旧约做比较，把墨子讲的“天”跟基督教的上帝比较，会发现两者之间极其相似，由于时间关系，我无法在这里一一陈述。
当年，新巴比伦王国灭掉了以色列，犹太人向全世界逃散，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大离散”事件。其中有一支携带古犹太教的信仰到达远东，应该就在中国河南一带。墨子的行为方式跟犹太人的教派极其相似，比如法利赛人，早期的古犹太教生活方式简朴，而且纪律极其严明，犹如地下帮会组织，主要成员大多是下层小生产者，如工匠、农夫和渔夫等等，墨子的团队也是如此。他的墨家组织，可以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帮会组织。
更有趣的是，墨翟的“翟”，上古拟音叫rag，而rag跟犹太的Rabbi非常相似，墨家组织的领导人叫“钜子”，Rabbi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巨大”，语义上也完全一致。这些都是很好的语言考古的证据。我们知道，考古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考古学主要针对实物，而广义考古学还应包括语言考古、文献考古和生物考古，等等。
5十二金人的神秘来历
下面我再花点时间，讲一下波斯制度对秦帝国的影响。秦跟波斯帝国有着非常暧昧的关系。波斯帝国在公元前600—300年之间出现了一个伟大的王朝——阿契美尼德王朝，拥有著名的皇帝如居鲁士和大流士，曾经是世界上领土最广阔的超级帝国，不幸的是，它遇到了一个死对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这个战争天才灭掉了强大的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覆灭之后，它的贵族和骑士阶层。也就是上层祆教徒，开始向四处逃迁，其中一部分向远东地区逃迁，这里面又分为两支，其中的北支，经新疆和河西走廊，进入甘肃和陕西一带，它的大本营位于今天甘肃临洮地区，中国历史上称其为“狄人”。它的南支经过印度、泰国、缅甸等地区进入中国，聚居于楚国南部，也就是今天湖南衡阳一带。祆教的先知是琐罗亚斯德，因为崇拜火焰所代表的光明力量，被中国人误以为“火神”，叫他为“祝融”，他的主祭神庙，就在南岳衡山的主峰祝融峰上。
逃迁到秦国的那些波斯人，成为秦国的政治幕僚和工匠，完全融入了本地生活。虽然波斯帝国在300年前就已经灭亡，但这些侨民还是向秦始皇和李斯提供了很多它的政治管理经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文明结构——“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还有人工水渠和豪华陵墓。有的学者提出，烽火台也是从波斯学来的，秦始皇造的长城，真正连接起来的非常有限，大部分是孤零零的烽火台。史书上描写的“烽火戏诸侯”，是说西周就有了烽火台，但那不过是小说家的演绎。真正的烽火台，应该从秦才开始出现。陕西省考古队的研究还发现，就连秦代青铜水禽的铸造技术，也是从西亚和地中海一带学来的。
秦始皇陵考古队长段清波，从考古学的角度，对秦的出土文物来源做了进一步考证，证明秦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他的研究范围涉及更小的实物细节，比如箭形壶、凹形槽板之类。
秦帝国学习波斯的核心证据，是“十二金人”。为什么秦始皇“消天下之兵”，铸造了十二个巨大的铜人？为什么是十二个，而不是中国人喜欢使用的 “五数”模式？中国人不是信奉五行吗？中国本土从来没有出现过十二神体系，唯一关于十二神的记载，出现在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帛书里，他们有一些非常古怪的神名，一看就不是本土的东西。
在亚洲文化共同体里，只有波斯拥有类似的神祇组合，那是祆教的十二月神体系。袄教的崇拜体系是按月份排列的，每个月一位大神，加起来总共十二位。十二金人，就是十二位波斯祆教大神。东汉学者皇甫谧对《史记》做了很仔细考证和注释，说那十二金人，是照临洮地区的“长狄”模样铸造的，而这个所谓“长狄”，指的就是个子比较高大的波斯侨民。秦帝国居然使用这样的“狄人”模特儿作为“金人”的原型，这难道不是一个重要的文献佐证吗？
为什么秦始皇要用波斯众神来震慑自己的国民呢？因为波斯文明太强大了，一旦背后有强大的波斯帝国支撑，六国贵族就没有翻天的胆量。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恫吓。毫无疑问，秦帝国没有吸纳祆教的内在教义，也没有学到大流士的宽容大度，它的金人，充其量只是一些玩偶而已。它们无法捍卫这个本性残暴的政权。
6文明发生的三项基本原则
下面我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也就是重申文明发生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无论是世界上哪一种文明，都不是在封闭状态下发生的。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文明的交互原则”。先秦的事实已经证明，开放性跟伟大性之间是成正比的，越是开放，就越是伟大，反之，越是闭关自守，就越是孱弱和空虚。任何一种自我闭合的状态，都不可能诞生老子和墨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
就中国宗教史而言，我们不难发现，道教的发展势头明显不如佛教，这是因为佛教不断从海外输血，不断有新的圣徒进入，一会儿是迦叶摩，一会儿是达摩，一会儿又是谁谁谁，真是前赴后继。不仅如此，中国还不断有僧人去西天取经，像法显和玄奘，他们都成了人人传颂的文化英雄。佛教并不避讳这些外部输血的过程，相反，他们对此无限自豪。但在道教那里，这种外部关联却成了忌讳。道教拒绝谈论它的教义源头，也拒绝从异域吸纳新的血液，结果只能不断衰退和萎缩。道教跟佛教在中国的命运截然不同，而这是道教界人士应当反思的问题。开放性而不是自闭性，将是中国未来文化复兴的基本前提，此外没有其他任何捷径。
第二是“文明的模仿原则”。华夏农业文明已经死亡。当年鸦片战争给了它第一刀，后来又从农业精英、土地制度和农业技术等方面，给了它致命的几刀。农业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只剩下了农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把大门打开，让西方文明以投影的方式，重新投射到这片废墟上来，这样的文明，我称之为“投影文明”。投影文明的本质属性就是山寨、拷贝和模仿复制。中国制造业的基本语法，都是山寨的语法，而这无疑是由文明的本性所决定的。
第三是“文明的转化原则”。山寨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你足够开放，即便你从山寨开始，总有一天会转向原创，就像先秦时代，中国人曾经吸纳过如此多的优秀思想，但最后都转化了。中国人的聪明天性里，有极强的转化能力。
“五行”最初来自波斯的五个神，分别叫做金神、木神、水神、火神和土神，但邹衍把它们转变成五种哲学元素，这是从神学到哲学的重大转型。阴阳说也是如此，人家早就有了，但在阴阳家手里做了更大的升华，成为解释宇宙的基本模型。经络说来自印度，但我们在七脉轮能量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极富创造性的穴位说。所有这些异域文化原型，都在本土得到了有效的转化，证明中国人有很强的文化消化能力，它们是在原型基础上的二度创造。外部原创能够制造强大的激励效应，点燃中国文化的再创造激情。
在哈佛的短暂时日里，我听到的最具启示性的是哈佛校训：“追求真理，如人饮水，至死不渝，日日清空。”其中这“日日清空”四字，正是哈佛大学得以雄踞全球大学榜首的奥秘。对于身负数千年文化包袱的中国人来说，唯有不断清空历史，清空各种文化垃圾，不断追求人类真谛，我们才能负起改造和重建中国文化的重任。
谢谢大家的倾听。（全文完）
感谢王开元先生提供现场录音速记稿。本演讲稿系根据速记稿整理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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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与管理：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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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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