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兩本蘇聯經濟書阻止“共產風”

事實上，在人民公社化運動普遍搞起來後，毛澤東就意識到一些做法難以為繼。1958年10月，他視察河北、河南等地農村，發現許多地方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了“共產風”，搞“一大二公”的平均主義，無償調撥農民的財物，急於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理論界也出現了否定商品生產、價值規律、按勞分配的傾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後，毛澤東開始糾偏、糾“左”。藉助的方法，還是閱讀。

讀什麼呢？毛澤東1958年11月上旬在鄭州中央工作會議上有過說明：“講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除了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這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成系統的東西還沒有。”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又說，“搞出了一本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總是一大功勞，不管裡面有多少問題。”這確實是不得已的選擇，在當時條件下，也只能結合中國的實際來研究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和理論。

毛澤東再次撿起此前閱讀推薦過的這兩本蘇聯政治經濟學著作。從1958年11月到1961年，幾乎是逢會必講，領導幹部要讀這兩本書，目的是“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

1958年11月4日，在鄭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直奔主題：我們研究公社的性質、交換、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這些問題，可以參考的材料還是斯大林那本《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我大體看了一下，可以找幾十本在這裡發一下。我們現在看，跟發表的時候看不同了。發表的時候，我們誰也不想這些問題。

11月9日，他給全黨縣委以上的領導幹部寫信，要大家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要聯繫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

11月9日和10日，他給鄭州會議的與會者們講解自己閱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體會：“第二章、第三章，講商品和價值法則，你們有什麼看法？我相當贊成其中的許多觀點，把這些問題講清楚很有必要。”“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在這方面，斯大林講了許多理由。”如此苦口婆心，毛澤東說自己是“搬斯大林，繼續對一些同志作說服工作”，即說服大家搞人民公社不能廢除商品經濟，不能刮“共產風”，必須運用價值法則作經濟核算。鄭州會議形成的兩個文件《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和《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基本上反映了毛澤東當時的這個思路。

在11月下旬召開的武漢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看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整理的材料《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補充》，立刻批示印發與會者。11月21日，在會議上又宣傳：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的要點，你們看一下。現在全國也議論紛紛，斯大林的書（指《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每人發一本，把社會主義部分看一遍。

在195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講：鄭州會議提出研究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大家沒有看，要拿出幾個月時間，請各省組織一下，為我們的事業和當前的工作來研究政治經濟學。

1959年7月召開的廬山中央工作會議，前期議程依然沿著糾偏和糾“左”的思路進行。毛澤東在會議開幕當天的講話中，把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列為廬山會議要討論的十八個問題之首。他說：“有鑑於去年許多領導同志，縣、社幹部，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還不大瞭解，不懂得經濟發展規律，有鑑於現在工作中還有事務主義，所以應當好好讀書。”“中央、省、市、地委一級委員，包括縣委書記，要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去年有了一年的實踐，再讀書會更好些。”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錯誤發動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會議方向大扭轉，實際上影響了領導幹部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安排。

1960年1月召開的上海中央工作會議，主要議題是討論國民經濟計劃。毛澤東在會上再次講：我有一個建議，中央各部門的黨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應組織起來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先讀下半部(社會主義部分)。以第一書記掛帥，組織個讀書小組，把它讀一遍；至於上半部(資本主義部分)，也要定個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讀經濟學；國慶節以前，把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完，讀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條主義的方法。

1961年6月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談到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急，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毛澤東依然懇切地說：“我這話一直講他幾年，你們作好思想準備，聽厭了，我就不講了。要重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本書寫得比較好，是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三十五年的總結。我們才十一年，寫不出政治經濟學來。這本書裡，斯大林講了兩個經濟法則：一是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一是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必然性。”

1961年6月12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又談《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本書只有極少數個別問題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講客觀規律，把社會科學的這種客觀真理，同自然科學的客觀真理並提，你違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懲罰。我們就是受了懲罰，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

在兩年半左右的時間裡，如此密集地閱讀推薦兩本書，在毛澤東的閱讀史上還未曾有過。正是在他的倡導下，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紛紛組織讀書小組研究《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劉少奇組織的讀書小組，參加者有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書記李明，以及王學文、薛暮橋等經濟學家，時間是1959年11月，地點在海南島。周恩來組織的讀書小組，有李富春、陶鑄、宋任窮、吳芝圃等中央和省部級領導幹部，還有許滌新、胡繩、薛暮橋等經濟學家和理論家，時間是1960年2月，地點在廣東從化。劉少奇、周恩來閱讀討論中的談話或筆記，都有留存。

為了讓省部級領導幹部能夠集中一段時間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共中央在1960年初還專門舉辦了自學和講課相結合的學習班。時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的王任重，在當時日記中，記載了他參加學習班前後的活動和自己的理論思考。為體會毛澤東和高級幹部們互動學習的氣氛，不妨作些引述——

1月4日：“今天聽一位同志講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意見，分析得很深刻，確實是高度的理論概括。”

1月7日：“這幾天，用幾個半天讀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問題，很有收穫。主席、少奇同志講的許多觀點是一致的。開腦筋。”

2月9日：“下午乘飛機從漢口機場到廣州來。明天正式開始學政治經濟學。每天至少要讀一章，不能心不在焉，而要用心讀。”

2月20日：“15日聽薛暮橋同志講政治經濟學中的若干問題。講得很好，理論聯繫實際。16日繼續由薛暮橋同志介紹第一單元，胡繩同志傳達主席的意見（讀書的意見）。18日下午許滌新、吳芝圃、宋任窮、陶鑄同志發言。我最後發言，講了六條，用了半個小時，雖然講得不深刻，但時間不多。”

2月25日：“10日開始到昨天讀完了政治經濟學前言和社會主義改造部分，又讀了幾本參考資料。打算明天開始寫筆記。”

3月13日：“補半月來的日記。3月2日學習班正式結束了。文件是讀完了，聽講也聽了許多，但是消化還是不夠。3日下午七時半主席找我們談話……從實踐到認識再到實踐，這樣無限反覆地認識問題，絲毫不停留。”

（待續，選自《新湘評論》2015年第7期，作者：陳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