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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出兵外蒙古与西伯利亚，分别有内政、外交和历史原因三个层面的考虑。

先说内政问题。北洋政府所控制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一直是以被自己推翻的大清王朝继承者自居的。也就是说，任何清朝时期的控制区都应该自然的被移交给新的中华民国手中。

但麻烦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种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激烈碰撞。一种就是比较狭义的民族主义。按照这种主义，不同民族应该按照自己的民族区域建国。早期反对清王朝的同盟会，就是这种理念的支持者。结果，这种民族主义反过来也开始刺激蒙古地区的民族主义。这就造成了外蒙古和传统内地之间开始有了隔阂。

另一种就是旧式的封建社会效忠主义。即无论民族属性如何，实际的管理者都可以向别族领袖效忠。比如蒙古王公就对满清皇室效忠，不少蒙古贵族本身甚至是八旗制度的一部分。既然清王朝已经被推翻了，那么贵族阶层认同的效忠也就被解除了。这就在外蒙古地区也造成了与内地分家的心理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以清朝一切权力继承人自居的北洋政府，自然要出兵外蒙古地区。在当时，南方各省实际上并不在北洋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所以，如果放任继承自清朝的外蒙古自立，就会给南方各省的地方派，留下口实。

出兵西伯利亚，也是由清朝留下的老黄历问题，但更多的属于外交层面。北洋政府由于清朝垮台，而失去了原本的政府信用。南方各省的实际自立，让大量赋税无法供养北方的军政府。这就让北洋政府更为依赖国际间的贷款来维持本身地位。加入各国干涉西伯利亚的联军，有助于新政府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去加入国际社会体系。

当时出兵的各国中，日本因为实力强、距离近，扮演了很重要的地步。而日本也是当时各国中最愿意借款给北洋政府的国家。所以，跟着日本一起加入联军，既可以表现出一种不成文的同盟状态，也可以在实际上拔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抗衡日本的强势。

当然，在对内宣传中，清朝当年留下的老黄历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出兵依据。上图是19世纪初的俄罗斯帝国版图。但到20世纪初的时候，版图上就增添了不少新的原属于清朝控制的地区。

北洋出兵的海参崴，也就是俄罗斯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距离脱离清朝控制不过几十年而已。以大清继承人自居的北洋，为了提高对内的威望，也有跟着列强出兵西伯利亚的理由。

所以，在北洋初年的这次意外出兵，实际上是北洋政府出于内政、外交和自身形象的考虑的折中结果。历史问题本身，则成为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米南德王问道

苏俄十月革命，确实是中国收复失地的一大良机，当时的北洋政府也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前苏也说，中华民国是“干涉苏俄的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之一。私以为，中华民国居然能被列为帝国主义国家，扮演攻的一方而非防御的一方，实在也是难得一见。

先上地图一张，以证明所言非虚。

当时的俄国，正陷入一片混乱，红军在俄国的欧洲部分闹革命，远东领土则落入无政府状态，原来由俄国支持的外蒙古独立势力也顿失重心。所以，这是中国收复失地的最好时机。

北洋政府确实也没放过这个机会，他们分兵两路，一路参与列强组织的联合干涉军，去海参崴和庙屯方向维持秩序，这一路后来成果并不算太大。而另一路，则由徐树铮将军带领，直插外蒙和唐努乌梁海，试图一举光复失地。

徐树铮是江苏人，属于北洋军阀皖系，当时也小有名气，是段琪瑞的得力助手，时任陆军部次长。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之际，外蒙古在沙俄的威逼利诱和卖国王公的唆使下，宣布独立，脱离祖国。徐树铮对此曾表示强烈愤怒，报界称为“当时中国唯一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外蒙失土的爱国者”。但苦于军力实在太弱，中国居然只能坐视自己在外蒙的权利丧失殆尽，外蒙一步步沦为沙俄的殖民地！

而此时，十月革命造成的混乱，无异于天赐良机，就看中国人能否拿捏得住。

当时，中国已宣布参加一战，徐树铮负责编练中国参战军，驻屯西北，他认为，名义上准备投入对德作战，实际上是随时准备出兵库仑(乌兰巴托)，收复外蒙。

1919年，德国战败，北洋政府将参战军和原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合编为西北边防军，徐树铮随即派出一旅兵力，在大青山北进行军事演习，并从西北边防军中选拔精锐积极备战，他本人在多伦建立前进指挥所。

同时，外蒙那边，也遣使来多伦表示愿意回归祖国。于是，北洋政府派都护使陈毅（此陈毅非彼陈毅），到库仑与外蒙王公谈判，达成的《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三条》。

同年10月，徐树铮率部（两个步兵旅一骑兵团），正式打响收复外蒙的第一枪。

面对徐树铮，蒙古人表示欢迎，只有原来驻扎在蒙古的俄军顾问团，摇身一变成了白俄匪帮沿途劫掠物资，但也无法阻挡徐树铮的挺进。所以，徐树铮部队迅速收复了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11月，徐树铮部队开进乌兰巴托。

1919年11月，外蒙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蒙古全境包括唐努乌梁海重归祖国，中国版图在辛亥革命后，此时达到顶点！

徐树铮同时也向南方的孙中山发电报告知此事，孙中山先生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不顾某些人的反对，回电庆贺大功。

由此可见，收复外蒙（包括唐努乌梁海），是当时中国各界喜闻乐见之事。

随后，中国政府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在外蒙古驻防。

但，徐树铮在漠北的时间并不长，1920年，他招致直系的大总统徐世昌撤职（徐是皖系）。徐树铮被免职后，外蒙商民忧心忡忡，恰克图商会于1920年7月8日致电大总统、总理、各部总长、参众两院，恳求收回徐树铮免职之成命。

徐树铮走后，继任者陈毅（非新四军军长陈毅）没能守住外蒙，白俄与苏俄相继到来，策动外蒙二度独立，随后中国便永久性失去了将这一块土地留在版图之内的机会。

司马路的历史会客厅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俄国国内爆发十月革命。随后，其他列强国家为了干预俄国内政，相继组织了一系列的军事、外交活动。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北洋政府为了收复已经独立的外蒙古和割让给沙俄的远东地区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并出兵到外蒙古和西伯利亚。

沙俄10月革命后，北洋政府兵分两路，一路派徐树铮收复外蒙，另一路派林建章向海参崴挺进，试图同时收复外蒙和远东。这一事情被后来的苏联列入了史书，称中国是“干预苏俄内政的14个帝国主义”之一。

但实际上，北洋政府出兵的行为是受到日本的攒动。沙俄10月革命后，日本想趁俄国不稳从中牟取利益，但又唯恐自己势单力薄，所以积极怂恿北洋政府一同参战。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而且国内积贫积弱，并不具备与列强争夺的实力。但在渴望收复失地的民族情绪的作用下和日本政府的挑拨下，也决定介入俄国内战。

不过好在当时的俄国忙于内战，所以并没有与北洋政府的派遣军发生大规模冲突。出兵的北洋政府在名义上收复了外蒙古、海参崴等地。但是，由于北洋政府很快陷入自身的内战中以及苏联政权的稳固等原因，出兵北上的北洋派遣军最终撤回了国内。而外蒙古和海参崴等地也很快再次被俄国人（苏联）掌握。

归根结底，北洋政府收复失地的想法是好的，但当时的旧中国并没有强大的工业能力和经济能力作为后盾，甚至连国内军阀混战的局面都没有结束，所以这次对外出兵行动是得不偿失的。同时，日本方面积极挑动北洋政府介入俄国内战，让当时的中国陷入外交困局，既未能如期恢复失地，也得罪了后来的苏联。

世界人文通史

毅品文团队：作者 安娜 ，无授权禁转！

自1644清朝入关入主中原以来，蒙古就正式成为了中华帝国版图的一部分。清朝 皇帝通过武力威慑、和亲怀柔、利益共享等方式，让蒙古贵族臣服于清朝的统治。蒙古和清朝中央的主臣关系一直和谐的维持到清末。俄国从16世纪越过乌拉尔山之后，一直向东扩张；以雅库茨克等殖民据点为中心，逐渐开始骚扰中国的黑龙江流域以及蒙古高原地区。但是由于清朝正值强盛的康乾盛世，俄国人南下的计划并没有得逞。

（雅克萨之战）

直到19世纪，大清的统治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摇摇欲坠，虚弱的清朝再也没有能力有效的对全国进行管辖。此时的俄国逐渐开始向蒙古、东北、新疆地区渗透。尤其是蒙古地区，俄国人通过恩威并施的方法让蒙古王公们觉得俄国人可以更好地保护他们而不是现在虚弱的大清朝。大清的统治者看蒙古王公和满洲贵族开始离心离德，也开始实行一些政策来试图挽救他们在蒙古的统治。时值清末新政，清朝的统治者也在蒙古开始改革。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其政策的失误使蒙古上下对朝廷更加厌恶，蒙古的离心倾向越来越高。

（外蒙古形势）

（外蒙王公）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独立。外蒙古也在沙俄的怂恿下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可是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坚决不承认蒙古独立。但是迫于国内混乱的形势，以及国力的差距，经过中俄双方的多次谈判后，双方决定签订《中俄蒙条约》，内容如下：北京政府可以向外蒙派遣都护使和副使等分驻要区监督,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拥有宗主权，外蒙应将“独立”改为“自治”。但是中国对蒙古的主权基本丧失，俄罗斯帝国成为外蒙古的实际保护者。

（蒙古喇嘛）

1917年，俄国国内爆发了革命，沙皇政府被推翻，俄国同样陷入了十几年的内乱期。同时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宣布废除沙皇政府与中、日等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且宣布蒙古、满洲地区的人民可以自行选择自己所归属的国家。中国政府认为这是收复外蒙的好机会，但是依旧有白俄军队的谢米诺夫等在日本的支持下继续策动蒙古独立。在一战西欧各国无暇顾及中国以及俄国国内混乱，日本一支独大的危机情况下，中国政府毅然决定准备通过和平和武力的方式收回外蒙古的主权。

（徐树铮）

一开始，北洋政府命令都护使陈毅积极同蒙古王公沟通协调回归问题，并派遣徐树铮在外蒙古边境组织西北边防军，名义上是准备对德作战，实质是在必要之时出兵蒙古。北洋政府遂正式命令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准备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蒙古问题。在次启动谈判的同时，继续在蒙古边境增加兵力，向蒙古政权施压。

在中国的武力威压下，失去靠山的蒙古王公很快又回到了谈判桌前，都护使陈毅经过努力，中蒙双方提出了《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三条》，但是遭到外蒙“议会”的否决。

眼看和平谈判不成，北洋政府决定依靠武力收回外蒙。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西北边防军进军乌兰巴托，蒙古贵族内部彻底分裂，战和不定。在蒙古内部陷入混乱的同时，北洋政府的强兵劲旅也对蒙古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迫。一路上没有蒙古军队敢以身试法。北洋军队甚至出动了飞机来恐吓蒙古人，与世隔绝的蒙古士兵从来没见到过这等怪物，飞机遂被称为“神鹰”，在蒙古军民里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中国军队进军蒙古）

当然，也有不信邪的蒙古王公，但是徐树铮在门戈拓草原摆下鸿门宴，将这些不服的蒙古贵族统统整治，杀一儆百，一路势如破竹，甚至俄国方面都没料到中国军队竟如此迅速的控制蒙古。

此时的蒙古王公也开始察觉到蒙古的局势已经恶化到难以收拾的地步，随着中国政府的步步紧逼，谢米诺夫在日本的支持下也开始蠢蠢欲动，由于日本和白俄的搅动，外蒙古治安混乱，民不聊生，蒙古王公也开始寻求北洋政府的帮助。在蒙古内部的一番斗争下，外蒙古最终决定撤销自治，回归中央政府。蒙古王公上疏大总统徐世昌，自愿放弃沙俄与“外蒙”订立的一切条约和协议。

外蒙重新回归中国版图，实在是中国一大幸事。然而好景不长，二战后，美英为争取苏联对日本开战，未通知中国就私下签署《雅尔塔协定》，协定中明确重申苏联在外蒙的权益，最终在美国的帮腔和苏联的压力之下，国府发表公报，承认外蒙独立。而外蒙也在苏联的控制下逐渐被西里尔化，与中国渐行渐远。参考资料 ：《中华民国外交史料选编》《中俄关系史料》《中华民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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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史

北京政府出兵外蒙充分展现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决心。

辛亥鼎革之际，沙俄积极策划外蒙独立，但是遭到北京政府的强烈抵制。中、俄、蒙三方展开了长期的交涉，直至1915年6月，三方签订《中俄蒙协约》，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国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呼图克图汗名号受大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但是也承认了沙俄在外蒙的特权，限制了北京政府对外蒙的领导。

（中俄蒙协约签订现场）

1917年10月，因为十月革命，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出兵西伯利亚进行干涉俄国革命, 外蒙边境异常动荡, 危机四伏。面对边境危机，北京政府认为：“外蒙为我领土，商民众多，万一有警，我国因有土地人民关系，断难默视。”于是决定先行调遣军队向外蒙进发。先后两次大规模调兵入驻外蒙库伦地区，大大稳定了外蒙局势和民心。

此次派兵外蒙，加强了中央政府在外蒙的力量，为以后外蒙撤治提供了实力保障。在北洋军和外蒙自治政府军队的共同努力下，月收复了沙俄占领5 年之久的唐努乌梁海，一时中国政府声威大振，外蒙人民为之欢欣。

老照片

诚邀，如题。北洋政府应该是中国历代中央政府中最差劲的一届了，不仅无力控制全国，还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相互勾结，出卖中国主权利益，袁世凯的卖国二十一条就是最好的例子，北洋政府的种种劣性让国人怨声载道。但是你知道吗？北洋政府也曾为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那就是北洋政府出兵外蒙的壮举。

众所周知，外蒙（今天的蒙古共和国）自清朝时期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但鸦片战争后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四周边疆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在列强的暗中支持下，蒙古也逐渐有了脱离中央，另立王朝之心。

于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沙俄的支持下，蒙古当地的王公驱逐了大清驻蒙将军，同年12月28日，“外蒙”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政府，由于满清忙于应付辛亥革命，所以外蒙古此时实际脱离了中国中央的控制。

万幸的是，中国不缺爱国之人，从清朝手中丢掉的外蒙又被北洋军夺了回来。

在北洋政府的指令下，徐树铮于1919年10月率领西北边防军拉开了收复外蒙古的战幕。11月，北洋军迅速攻入乌兰巴托，由于沙俄此时忙于一战和国内的叛乱，外蒙伪政权失去了依赖只好俯首称臣。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至此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早已被沙俄侵占的唐努乌良海等失地，也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于是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又一次达到最大的顶点。

可惜的是，二战中英美为了换取苏联对日宣战，出卖中国主权，宣布外蒙维持独立现状，蒋介石政府也默认了这件事情，中国又一次，也是永远失去了外蒙。

以上就是小编的看法，如有出入还请斧正

电视剧里看历史

在满清时期外蒙古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在1911年12月28日，外蒙古当局趁清王朝与民国政权交替之际，在沙俄政府的支持下，外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独立”，而沙俄政府以保护者自居，实际则为外蒙古的控制者。民国成立后，袁世凯为获取沙俄的支持和援助，于1913年11月5日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和《中俄声明另件》，这两份文件中沙俄虽承认外蒙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北洋政府默认了沙俄对外蒙的控制权。而后，中俄政府在1915年6月7日签订《中俄蒙协约》，勉强保住了北洋政府在法律意义上对外蒙古的主权。

i综合来看，无论是北洋政府也好，徐树铮也罢，都是从民族大义出发，希望收复被列强割占的领土，但是，无奈国家积贫积弱，无法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对民国时期的军阀，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徐树铮、吴佩孚他们虽然为了各自集团的利益互相争斗，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从没有任何退缩，评价他们不能仅凭从历史课本中学到的东西，要抛开一切政治立场，从当时国家处境来看待这些军阀的行为，你会发现其实袁世凯并不是“窃国大盗”，段祺瑞也不是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中描叙的反动军阀的样子。

StayFighting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治下的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1858年5月28日签订的《瑷珲条约》令中国失去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1860年11月14日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又使中国失去了包括库页岛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64年10月7日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使中国失去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淖尔（今斋桑泊）南北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此后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一时间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沙俄势力趁机进入外蒙扶植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宣布独立。独立后的外蒙在沙俄的策动鼓励之下一度出兵入侵内蒙古，但被当时的北洋政府击退。1913年11月2日北洋政府在沙俄的胁迫下缔结的《中俄声明文件》承认了外蒙的自治权。1915年中俄又签订了《恰克图协定》：名义上沙俄承认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但以自治的名义对外蒙进行实际控制。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极力主张参战，以便在战后以战胜国身份修改之前与列强签订的不利于中国的条约，为此段祺瑞还专门成立了一支部队打算用于参加一战。然而还没等这支军队赴欧参战，段祺瑞就在北洋军阀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失势。尽管参战军没有遭到解散，但在国内外追求和平的潮流下依赖日本借款、挑起南北战争的皖系军阀已成为众矢之的。恰在此时在一战中遭受重创的俄国相继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此时俄国国内沙皇政权的残部、效忠临时政府的势力以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三方混战。这时正忙于同德、奥作战的英、法两国为遏制俄国革命的蔓延决定干涉苏俄革命，但由于分身乏力而不得不寻求帮助，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英、法两国开始策动美、日等国加入到干涉苏俄革命的行列，中国北洋政府也在这一时期收到了英、法的邀约。

和英、法、美、日等国所不同的是：中国无意对苏俄革命进行干涉，但北洋政府最终还是选择出兵，这主要是为了解决外蒙问题和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三江通航的问题。在1858年之前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三江皆为中国内河，然而随着《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已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成为中俄界河，本来即使是根据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而言：作为界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是中、俄两国船只都可以通航的，但实际上沙俄却垄断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通航权，甚至连属于中国内河的松花江也只能通行俄国船只。与此同时滞留在俄国远东地区的100多万华侨也面临着俄国内战的威胁，一时间大量告急求援的电报被传递回国内。北洋政府深知此时出兵正是解决外蒙问题和三江航行权问题的最佳时机，同时武装护侨的任务也刻不容缓，然而这时日本跳出来极力阻扰中国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亚——这是因为日本也想趁俄国内乱之机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

北洋政府顶住日本的压力决定出兵西伯利亚武装护侨并借机解决三江航行权问题：1918年7月18日陆军第九师先遣部队官兵661人在团长宋焕章带领下从北京出发启程奔赴海参崴，至10月26日已先后共有6批2000多名陆军官兵乘火车经哈尔滨赴海参崴。与此同时海军将领林建章率领当时中国海军的主力战舰“海容”号奔赴海参崴，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在同一时间抽调兵力进驻图们江。进驻海参崴的中国军队牢牢把守着海参崴到东北的撤侨通道，在当时俄国内战最激烈的伊尔库茨克一线有3万多名被困华侨通过这条通道顺利回国。中国军队在当时的各国干涉军中被公认为军纪最佳——中国军队从不像其他干涉军那样骚扰当地人民，一心只为保护侨民和维护航运权。由于日俄战争的缘故俄国人对日本人怀有敌视心态，以致于常有零散日军小分队遭红军游击队消灭，相比之下中国军队几乎与苏俄红军没爆发过冲突，所以也没什么战斗损失。在1920年协约国从俄国远东撤军的过程中北洋政府也撤回了驻扎在海参崴的部队，不过在此之后中国船只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三江的自由通航已成为常态。

在出兵西伯利亚武装护侨的同时当初段祺瑞一手创建的准备参加一战欧洲战争的参战军在段祺瑞的心腹爱将徐树铮率领下出兵外蒙：徐树铮收复外蒙所面对的并不是来自俄国政府的干预，而是留在外蒙的沙俄白军残部以及外蒙的独立势力。另外日本此时想趁机填补沙俄留下的权力真空，于是在外蒙首府库伦（今乌兰巴托）设立办事处并暗中给沙俄白军残部和外蒙的独立势力提供支持。徐树铮进入外蒙后最先遭遇的不是外蒙正规军，而是由日本扶植的两股土匪武装——外蒙本地的富升阿和出身布里亚特人的白俄军官谢苗诺夫。徐树铮利用两股势力之间的矛盾分别用蒙语和俄语给双方各写了一封信——内容均是声称愿协助其消灭另一股势力。结果富升阿和谢苗诺夫被徐树铮的反间计成功煽动，以致于徐树铮不废一枪一弹就得以坐收渔利。于是徐树铮趁势进入外蒙收复库伦。外蒙活佛自知不敌，而支持其独立的俄国目前又指望不上，于是外蒙总理巴德玛多尔济前往日本驻库伦办事处寻求支援。不过徐树铮早已料到这点，于是事先给日本驻库伦的代表松井打好招呼：“限驻库伦的日军3小时之内将武器移交于我方并撤出库伦，否则后果自负”。在徐树铮的压力下松井交出了武器并率部撤离库伦，于是外蒙方面希望从日本获得支援的打算落空。

外蒙方面见俄国、日本皆指望不上，只好向仍驻留在外面的沙俄白军残部求援。徐树铮认为：白俄骑兵机动性强，战斗力也强于北洋军，但由于俄国的内部问题已使其无路可退，因此导致军心不稳，极易分崩离析。于是徐树铮在白俄军的必经之路上设下三处伏兵并告诫士兵不必过多纠缠，只需击毙一些俄军即行撤退。白俄军在接连遭遇三处伏击后徐树铮又亲率一支骑兵从其背后杀来，一时间白俄军阵脚大乱，四散逃去。在这样的局面下活佛赶紧召集所有外蒙王公贵族商讨出一个秘密对策：外蒙军队暂且按兵不动，待北洋军松懈后即刻发兵叛乱。尽管徐树铮并不知晓外蒙活佛和王公会面的具体情况，但他对可能出现的变故是有所提防的，于是他当即在库轮城外安营扎寨，而不急于入城。待一切准备就绪后徐树铮派出一支由80辆大型卡车组成的车队载着士兵们入城，所有卡车均用黑布覆盖，库伦人只听到里面士兵的说话声，却看不见士兵的面貌。士兵们将武器显露在外——全是德式枪炮。车队驶入袁世凯当年在西郊修建的军营“红城”，此地有北洋军把守，无人敢近。士兵们跳下车来，随即又换乘车辆再上演一次入城仪式——如此不断循环往复的入城式令库伦人傻了眼，一时不知北洋军究竟来了多少人，装备有多少先进武器。被入城仪式震惊的不只是普通库伦人，还有外蒙高层。然而还没等他们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徐树铮就邀请他们前去赴宴，此时早已被吓破胆的外蒙官员们哪还敢推托？当他们走进徐树铮的军营后徐树铮当机立断扣押了外蒙总理巴德玛多尔济，在徐树铮的压力下外蒙王公们不得不表示废除之前中俄蒙之间一切条约，外蒙全境回归中国。

鸿鹄高飞一举万里

不吹不黑，北洋政府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亚没有太多可值得夸耀和吹捧的战绩，没有改变中国近代的积贫积弱，也没有收复外蒙。

事实上，这段历史并不被人熟知，我也是之前在某军事网上偶然看到的，说是这次军事行动是当时中国难得拿的出手的一次对外军事行动，按照当地后来的记载，这次行动中军纪最差的是日军，军容最整，战绩最好的是华军。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给人的印象是是逢战必败，所以，这段历史被一些人扒出来以后吹捧的就有些过了。中国近代不缺爱国的人和愿意报国的人，但由于清政府的腐朽和军阀的内斗，使得当时的中国不堪一击。熟读《三国演义》的朋友应该知道，蜀国诸葛亮在世的时候打出了很多漂亮的战绩，后期姜维虽然比不上诸葛亮，但也能勉强支撑局面，可是却被邓艾带的两千军马，偷渡阴平，直逼成都，后主刘禅出城投降。近代中国比当时蜀国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优秀的将领，国家也已经腐朽到骨子里了，外国侵略者一来，中国就是割地赔款，窝囊到家了！而这次北洋政府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亚，

取得了不错的战绩，同时也差点收复外蒙，是当时国人为保卫国家主权，维护国际地位做出的努力，即使没有很好的战绩同样也值得我们尊重。

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我们看历史的角度也总是以胜利者的角度去看的，这使我们在评价一个人或者一段历史的时候，往往会有偏颇，或吹或黑，看不到全部的真相。如果我们置身当时的情景中，可能才能体会到当时的人们是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和牺牲，才换来现在我们的生活，无论如何，致敬历史，致敬历史上所有努力的人！

桑志扬269

对于北洋政府出兵外蒙与西伯利亚是正确的！极具有前瞻性！领土问题是国家的主权问题不可以放弃！否则后果很严重，要费很大财力，物力都难以要回！由自家的领土自家的人！变成另外一个国家！给自己添堵，不利和平发展！象阿拉期加就是个典型案例！失去很多东西！也带来很多隐患！

關鍵字: 历史 中华民国 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