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亚瑟·戈德哈默（Arthur Goldhammer）
法意导言
本文由亚瑟·戈德哈默（Arthur Goldhammer）在美国政治和公共政策杂志《美国前景》（The American Prospect）上发表，文中对三位作家即将发布的新书内容作了简要介绍与评析。这三本书分别是史蒂芬· 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合著的《民主之死》（How Democracies Die）、由大卫·弗鲁姆（David Frun）所著的《特朗普式民主：美国的腐败》（Trumpocracy：The Corrup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和由雅斯查·蒙克（Yascha Mounk）所著的《人民与民主之争》（The People vs. Democracy: Why Our Freedom Is in Danger and How to Save It）。三本书的作者均表达了对当下美国民主困境的担忧，并对其产生原因和出路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以下是正文部分。
在整个冷战的四五十年中，“自由世界”一直在用“民主政治乃政治演变的最终形态”这种说法进行自我安慰。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指出，一旦铁幕另一边那饱受摧残的社会走向了民主，就是“历史的终结”之开端。政治上的争论始终不会消失，但是今后的竞争将围绕着“经济计算”和“技术问题解决”，而不再局限于根本的政治意识形态。
这三本正在等待过审的书有一个共同的观点，那就是现实情况并不如福山所设想的那样。三本书中都认为，民主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可逆的政治制度，它其实并不稳定且弱点长存，同时也遭受着内部症结和外部敌人的双重袭击。
如今，对民主制度稳定度的焦虑已并非密谈。在整个西方，曾经认为自己是“先进民主”典范的国家正面临着对其既定政治制度的质疑。这种质疑并非来自反抗军队或武装革命分子，而是来自他们自己的公民。
这些质疑者通常被归类于“民粹主义者（populist）”、“民粹独裁主义者（populist authoritarian）”、“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nationalist-populist）”或“极右派民粹主义者（far-right populist）”的标签之下。民粹主义者声称代表人民发言，同时谴责其他人称为“少数分子”或“异类”。如果民粹主义运动成功地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它是否能够随心所欲地进行统治呢？毕竟，这难道不正是民主的含义吗？
如托克维尔警告的一样，
无约束的多数人民主容易演变成多数人的暴政
自由民主支持者的回答是，不能。正如托克维尔所警告的（以及我们的宪法创始人赞同的）那样，无约束的多数人统治可能很容易变成多数人的暴政。更糟的是，它可能成为少数人以多数人之名义掩盖自己残暴统治的工具。民主的基础可能因此遭到削弱，因为主权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甚至可以通过肆意改变选区划分、取消潜在选民的资格等手段篡改选举制度规则；可以任命有偏见的法官，并使其政策的批评者沉默。显然，这样的主权并不寄希望于赢得少数人的默许。除非掌权者和失势者之间存在交接的可能性，否则即使保留了选举等某些外部形式，民主也不再正统。
因此民主就是一个矛盾。如果一个民主体系的政府要存续下去，那么各党派都必须承认，维护该体系中的规则要优先于获取权力。然而与此同时，对权力的追求却是各党派存在的理由。对权力的渴望必须受到抑制，至少要足以保护民主体系本身。因为只要体系能够维持下去，败者还有再战的机会，但是如果这个体系本身被颠覆了，失败者可能会被剥夺参与政治的权利。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言，只有在民众知道如何维护共和国时，这个共和国才真正属于他们。于是当共和党人聚集在2016年提名大会上齐声叫喊着“把她关起来！”以释放对对方候选人希拉里的仇恨时，许多美国人也第一次开始为共和国的未来而战。
政治科学家史蒂芬· 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通过研究其他国家的民主是如何走向失败来推测美国民主基础动荡的程度。他们举办的巡回展览涵盖了两个世纪以来全球各个角落的民主历史。他们发现，维系民主有两个条件。
“驴象之争”：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
首先，组成该体系的政党们需要担当守门人的角色。竞争高级职位的男性和女性必须先得到其合作者和竞争对手的审查，因为他们能够比普通投票者更密切和地审查候选人的人格特质和管理能力，至少理想状况下是这样。党派间很可能总是充满着腐败交易，他们可能完全无法承担守门人的角色：“当恐惧、机会主义或者判断错误使党派将极端主义者带入了主流，民主就会陷入危险。”
正是由于党派有时无法胜任守门员的角色，所以需要第二道防线，那就是规则和规范。即使有人肆无忌惮地避开了守门人并成功获得了权力，他们也不能自由地改变规则和规范。这些规则规范能够管理整个体系的运作，并能够从恣意的多数人手中保护少数人。没有这种对大多数人意愿的限制，民主可能存在，但那并不是自由民主。
值得注意的是，列维茨基和齐布拉特认为，至关重要的规则并不是写入美国宪法的规则和程序。宪法的确备受推崇，许多美国人模糊地记得他们在公民课上学到过相关知识，并习惯于将他们的信仰寄托于此。作者们详细说明了其他地区与美国相似的宪法保障措施遭受到的破坏，以此说明美国宪法并非万能，并提出还需要更多的措施。他们在书中写道：“在不成文的民主规范对宪法进行了支援的地方，民主制度运行得最好。”有两个这种不成文的民主规范非常突出：一是“相互容忍”，也就是承认反对派存在的合理性；二是“忍耐”，也就是制度权力层面的“克制”。
这两位哈佛大学的政治科学家对目前的政治环境中这些规范的稳健性并不乐观。为什么呢？他们认为，“极端的党派两极分化”产生于“种族与文化的存在主义冲突”，并开始逐渐腐化。现在，任何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政治冲突都会带来灾难性的风险。
今日的右派民粹主义政党认为存在主义威胁主要是人口变化的结果。人们对于主流的种族或等级的瓦解感到恐惧。在美国，特朗普的顾问史蒂夫·班农或许比特朗普本人更清楚地看见了这个问题。共和党的支持率很大程度上由白人选票维持，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民主党的非白人选票占比有了大幅提升。
前美国总统首席战略专家和高级顾问史蒂夫·班农
图片来源：Creative Commons
在列维茨基和和齐布拉特的书里存在着一对矛盾。一方面是规范的破裂，另一方面是存在主义危机。种族和文化的“存在主义”问题总是导致规范的破裂，否则就是以牺牲少数群体为代价。过去，党派在使用行政权力时都选择对反对意见保持容忍，当然，这可以说是以牺牲而不是支持民主公平为代价。
正如列维茨基和齐布拉特所言，19世纪末的情况就是如此。美国重建时期结束时，北方的政治家们做好了容忍南方黑人的准备；南方的保守派则在经济问题上妥协，以维持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种族和等级秩序，于是双方达成了一份默示协议。在同一时期，类似的不成文规范对新生的工人运动中的民主主义造成了冲击。最高法院中多数人都赞同这个与“合同自由”概念相符的做法。
像列维茨基和齐布拉特一样，托克维尔知道民主的生存不能仅仅依赖于书面宪法和正式立法。他写道：“法律并没有习惯重要”。托克维尔指的并不是两位学者所说的“内心习惯”如相互宽容和忍耐，而是“形成思维习惯的整个思想…一个人的整个道德和智力状态”。
托克维尔所指的习惯，尽管已足以涵盖列维茨基和齐布拉特提出的默示规范，但实际上它的范围还要广泛得多。两位政治科学家仅关注到了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而托克维尔则权衡了“人民的整个道德和智力状态”。《民主之死》是一本优点众多的书，但其一根筋地专注于规范而忽略了其他的部分。作者们强调了民主因官员不当行为受到威胁的许多事例，但几乎未提到道德状况。
世界上建立过的所有多民族的民主国家，
都存在占群体多数的民族
在书的末尾，列维茨基和齐布拉特不再仅聚焦于美国官场，还把目光投向了美国人民。他们悲观地引用了哈佛大学的同事丹尼尔·艾伦的话：“事实上，世界上从未建立起过一个没有主体民族的多民族民主国家。” 值得赞扬的是他们并因缺乏先人观点的支持而却步，他们仍然坚决主张，不管对于人口变化的愤恨多大程度上使得规范破裂加重，美国政治体系的包容性也不会因此而衰减。他们进一步观察到，“经济增长放缓”只会使得白人民族逐渐丧失优越感的焦虑更加深重。无论他们持有何种乐观主义，那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希望通过恢复经济增长并更平等地传播其成果，使得种族焦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放缓。面对前述有些惨淡的历史境况，这一希望对于共和国的命运来说似乎有些脆弱。
大卫·弗鲁姆（David Frun）是一名记者也曾是保守派运动者，他对于托克维尔所指的广义上的“美国习俗”的衰落有更多的看法。和列维茨基、齐布拉特一样，他指责政治家对权力的追求会导致其蔑视维系民主制度的规范。但他也指责这些政治家的“簇拥者”和“劝解人”，其中包括为一个极端主义的候选人做宣传的保守派，以及出于自身利益的原因而为其提供资助的精英。在弗鲁姆的分析中，富豪集团和民粹主义之间微妙的共生关系很关键，但列维茨基和齐布拉特很少提及这一点。作为热衷于限制国家权力的保守派，他对个人使用国家权力获取私利感到震惊：“尽管特朗普家族为总统职位付出了高昂代价，但总统职位对特朗普家族及其朋友也是相当有利的。”
竞选演讲期间转过身面对选民的唐纳德·特朗普
图片摄影：罗斯·富兰克林（Ross D. Franklin）
然而，弗鲁姆不仅是对那些热衷于填补自己口袋的“海盗”们进行指责，这些人对任何使共和党有望获选的人都是满意的。为了解释共和党转向支持那位打破规矩的候选人（注：指特朗普）的原因，曾任布什演讲稿撰写者的他感到必须从保守派运动中寻找答案。他抨击了那些拥护这位冲破规范的领跑者的“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共和党人”。他开始承认“人民的整个道德和知识状态”的滑坡，脱离了政治科学所追求的、倾向于强调自身利益而不是民主的激愤（例如对精英的嫉妒和怨恨）的价值中立。如果说弗鲁姆对于民主道德基础的担心体现了他保守派的本质，那么这也反映了他对这种道德基础的推崇。
弗鲁姆在群众反抗的众多怨恨情绪中看到了他们对“政治正确”的强烈反对。 根据候选人特朗普的说法，政治正确“削弱了我们交谈、思考和行动的能力”。曾经沉默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真正保持沉默，他们对“优秀人士”拒绝将恐怖分子称为“伊斯兰恐怖分子”、拒绝将非法移民称为“非法外来人员”的现象直白地表达了厌恶。在一些人眼里看来有些言论是阶级偏见，但另一些人却从中看见了表达者与现实坦率抗争的意愿。那些心里认为“自由主义者在合谋摧毁西方白人男子气概”却又对他人点破这一内心想法感到被冒犯的人，其实非常容易被说服。
到目前为止，前文所讨论的两本书都聚焦于唐纳德·特朗普时代美国民主的困境。列维茨基和齐布拉特采取了对比的方法，他们主要是从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来思考美国民主的命运。弗鲁姆写的是他作为内部参与者所看到美国政治。 雅斯查·蒙克（Yascha Mounk）的书则有所不同。蒙克在德国出生，现在是美国公民，他认为“特朗普灾难”只是一系列民粹主义反抗现状的事件之一。他写的书是《人民与民主之争》（The People vs. Democracy）。
大多数政治科学家没有注意到，
一种非民主的自由主义在北美和西欧已经扎根。
由于这种反对派开始在许多国家涌现，蒙克认为这背后一定存在一个共同的原因。他认为这个原因就是“非民主的自由主义”：“大多数政治科学家都没有注意到，一种非民主的自由主义在北美和西欧已经扎根。这种形式的政府中，大多数情况下程序受到严格遵循、个人权利受到尊重，但是选民们也早已断定他们无法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
可以认为，蒙克抓住了列维茨基和齐布拉特所指出的难题的另一要点。列维茨基和齐布拉特担心的是当正式、非正式的民主规范都不受尊重时,民主会遭遇什么。蒙克所担心的是当对规范的尊重掩盖了拒绝民主的声音时，会发生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蒙克从二战后自由民主蓬勃发展的环境中指出了三个变化。首先，维持福利国家扩张的经济增长已经结束。发达国家的工资停滞不前，不平等现象增加。全球化限制了各国实现有序增长的能力。其次，立法机构变得无能为力，因为过去对经济主权加以限制的部门已经转移至行政机构，或成为像中央银行那样独立的实体，而不是简单地被分到欧盟委员会这样的超国家机构。此外，经济利益者的游说已经渗透到所有这些机构，机构的决定越来越被强有力的经济行为者的意志所俘虏，而不是响应人民的意愿。所有这些变化都破坏了内部的自由民主，从而产生了蒙克所称的非民主的自由主义。
任由非民主的自由主义腐化就是作者所说的非自由的民主。这是全球化反应在文化方面的体现。如果非民主的自由主义在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中蓬勃发展，那么非自由的民主就将从人口的自由流动中产生，这迫使曾经同质化的国家要与外来人员相抗衡，因为这些外来者的语言，宗教，文化，心灵和思维的习惯（即托克维尔所说的习俗）与本地人并不相同。
据蒙克所说，自由民主最终的威胁来自于互联网。民主政治在有共同公民文化的地方最能兴旺发达起来，社交媒体通过网络迅速传播，这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再暴露于与自己不一致的观点之中。他们的偏见从未受到挑战，而是在这种温室环境中不受阻碍地增长。
互联网中的各类社交媒体
熟悉西方民主中发生的事情和这些事情本身一样可怕。蒙克对于民粹主义批评的让步可能已经超过了正常范围。例如，他承认“在民主竞争中采取这么多政策决定可能完全合理…非民主的自由主义可能有很大的好处，但这并不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理由盲目地认同其本质。”但究竟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当民主的意志并非完全自相矛盾时，它通常和德尔菲神谕（译注：一句传说中在希腊德尔斐神庙前留下的石刻铭文：“认识你自己”）一样高深莫测--这一认知导致了对技术官僚政治的依赖，或者说是过度依赖。人们希望在生病时能报销医疗费用，但在健康时却不想支付医疗保险金；他们想要优秀的学校，却又对能够支持这些学校的税款进行抵制；他们希望获得低成本进口的好处，但同时又想在那些已将生产转移至低工资国家的行业中找到工作。
特别是在欧洲，技术官僚政治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是对前一波民粹主义的回应。同时，由于人们认为只有达到布鲁塞尔专家规划的规模经济时，欧洲才能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技术官僚政治开始加速发展。蒙克的非民主自由主义并没有区分社会民主的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1985-1995年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和保守的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2004-2014年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之间的区别。这本书所描绘的自由民主的黄金时代，与法国所称的二战后“辉煌的三十年”相吻合。当时的法国可以说是非民主自由主义的突出代表：一个由技术官僚精英通过强执行力领导的强政府国家，温顺屈从的议会几乎无法施加影响力。回想起来，这个政权当时引起的强烈反对可以说是合理而有约束、民主且理性的，而不是民粹主义的、非理性的。但其实这仅限于回想之中--当时，它被反对者斥为独裁主义的、超国家主义的，反抗者于1968年5月在街头暴发了激烈的斗争。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蒙克的书以一系列政策建议结尾，他认为这将有助于重新确立对技术官僚主义的民主控制权而不会给其批评者过多的空间。自由民主主义者应该在他们的故土与民粹主义者对抗。作为一名外籍人士和世界公民，他曾认为民族主义的“毒性”是可以被消除的，但他现在已开始相信民族主义将对人类事务产生强大而永久的影响。因此，自由民主党人应该拥护他所说的“包容爱国主义”，利用与民族国家有关的强大情感和象征来推动事业发展。小马丁·路德·金和巴拉克·奥巴马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也是如此，他在马赛的就职演讲颂扬了蒙克所致敬的法国民族的优秀特质。然而，马克龙自该那场演讲以来一直遵循的政策路线却少有被提及。演讲中强调要对政治庇护设置更严格的条件，并且要加速将不符合条件的非法移民驱逐出境。
事实上，对于蒙克的政策秘方来说，马克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他究竟是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呢？还是一个集技术专家、务实政治家、花言巧语的修辞学家、资本主义企业家、爱国主义者于一身的复合体呢？我认为，让“自由民主”成为一个承载着广泛支持却又未被详尽分析的词语是危险的。目前，成功的民主国家依靠的是各种矛盾要素的混合，但不是所有要素都可以被称为“民主的”，因此需要有像托克维尔那样的洞察力。事实上，托克维尔观点的核心是，成功的民主必须包含“贵族社会国家”中与民主完全相反的要素。从托克维尔所在的时代以来，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因此用来维系日益分离的民主社会的要素也发生了变化。
总之，这三本书都以自己的方式揭示了民主当代困境的一部分，但要阐明当下的难题，仍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翻译：汤心仪
翻译文章：
Democracy and Its Discontents: Three authors engage with the threats to a liberal society, The American Prospect, February 16, 2018.
网络链接：
http://prospect.org/article/democracy-and-its-dis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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