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亞瑟·戈德哈默（Arthur Goldhammer）
法意導言
本文由亞瑟·戈德哈默（Arthur Goldhammer）在美國政治和公共政策雜誌《美國前景》（The American Prospect）上發表，文中對三位作家即將發佈的新書內容作了簡要介紹與評析。這三本書分別是史蒂芬· 列維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合著的《民主之死》（How Democracies Die）、由大衛·弗魯姆（David Frun）所著的《特朗普式民主：美國的腐敗》（Trumpocracy：The Corrup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和由雅斯查·蒙克（Yascha Mounk）所著的《人民與民主之爭》（The People vs. Democracy: Why Our Freedom Is in Danger and How to Save It）。三本書的作者均表達了對當下美國民主困境的擔憂，並對其產生原因和出路進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以下是正文部分。
在整個冷戰的四五十年中，“自由世界”一直在用“民主政治乃政治演變的最終形態”這種說法進行自我安慰。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指出，一旦鐵幕另一邊那飽受摧殘的社會走向了民主，就是“歷史的終結”之開端。政治上的爭論始終不會消失，但是今後的競爭將圍繞著“經濟計算”和“技術問題解決”，而不再侷限於根本的政治意識形態。
這三本正在等待過審的書有一個共同的觀點，那就是現實情況並不如福山所設想的那樣。三本書中都認為，民主並不是一個完全不可逆的政治制度，它其實並不穩定且弱點長存，同時也遭受著內部癥結和外部敵人的雙重襲擊。
如今，對民主制度穩定度的焦慮已並非密談。在整個西方，曾經認為自己是“先進民主”典範的國家正面臨著對其既定政治制度的質疑。這種質疑並非來自反抗軍隊或武裝革命分子，而是來自他們自己的公民。
這些質疑者通常被歸類於“民粹主義者（populist）”、“民粹獨裁主義者（populist authoritarian）”、“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者（nationalist-populist）”或“極右派民粹主義者（far-right populist）”的標籤之下。民粹主義者聲稱代表人民發言，同時譴責其他人稱為“少數分子”或“異類”。如果民粹主義運動成功地吸引了大批追隨者，它是否能夠隨心所欲地進行統治呢？畢竟，這難道不正是民主的含義嗎？
如托克維爾警告的一樣，
無約束的多數人民主容易演變成多數人的暴政
自由民主支持者的回答是，不能。正如托克維爾所警告的（以及我們的憲法創始人贊同的）那樣，無約束的多數人統治可能很容易變成多數人的暴政。更糟的是，它可能成為少數人以多數人之名義掩蓋自己殘暴統治的工具。民主的基礎可能因此遭到削弱，因為主權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甚至可以通過肆意改變選區劃分、取消潛在選民的資格等手段篡改選舉制度規則；可以任命有偏見的法官，並使其政策的批評者沉默。顯然，這樣的主權並不寄希望於贏得少數人的默許。除非掌權者和失勢者之間存在交接的可能性，否則即使保留了選舉等某些外部形式，民主也不再正統。
因此民主就是一個矛盾。如果一個民主體系的政府要存續下去，那麼各黨派都必須承認，維護該體系中的規則要優先於獲取權力。然而與此同時，對權力的追求卻是各黨派存在的理由。對權力的渴望必須受到抑制，至少要足以保護民主體系本身。因為只要體系能夠維持下去，敗者還有再戰的機會，但是如果這個體系本身被顛覆了，失敗者可能會被剝奪參與政治的權利。本傑明·富蘭克林曾言，只有在民眾知道如何維護共和國時，這個共和國才真正屬於他們。於是當共和黨人聚集在2016年提名大會上齊聲叫喊著“把她關起來！”以釋放對對方候選人希拉里的仇恨時，許多美國人也第一次開始為共和國的未來而戰。
政治科學家史蒂芬· 列維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通過研究其他國家的民主是如何走向失敗來推測美國民主基礎動盪的程度。他們舉辦的巡迴展覽涵蓋了兩個世紀以來全球各個角落的民主歷史。他們發現，維繫民主有兩個條件。
“驢象之爭”：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
首先，組成該體系的政黨們需要擔當守門人的角色。競爭高級職位的男性和女性必須先得到其合作者和競爭對手的審查，因為他們能夠比普通投票者更密切和地審查候選人的人格特質和管理能力，至少理想狀況下是這樣。黨派間很可能總是充滿著腐敗交易，他們可能完全無法承擔守門人的角色：“當恐懼、機會主義或者判斷錯誤使黨派將極端主義者帶入了主流，民主就會陷入危險。”
正是由於黨派有時無法勝任守門員的角色，所以需要第二道防線，那就是規則和規範。即使有人肆無忌憚地避開了守門人併成功獲得了權力，他們也不能自由地改變規則和規範。這些規則規範能夠管理整個體系的運作，並能夠從恣意的多數人手中保護少數人。沒有這種對大多數人意願的限制，民主可能存在，但那並不是自由民主。
值得注意的是，列維茨基和齊布拉特認為，至關重要的規則並不是寫入美國憲法的規則和程序。憲法的確備受推崇，許多美國人模糊地記得他們在公民課上學到過相關知識，並習慣於將他們的信仰寄託於此。作者們詳細說明了其他地區與美國相似的憲法保障措施遭受到的破壞，以此說明美國憲法並非萬能，並提出還需要更多的措施。他們在書中寫道：“在不成文的民主規範對憲法進行了支援的地方，民主制度運行得最好。”有兩個這種不成文的民主規範非常突出：一是“相互容忍”，也就是承認反對派存在的合理性；二是“忍耐”，也就是制度權力層面的“剋制”。
這兩位哈佛大學的政治科學家對目前的政治環境中這些規範的穩健性並不樂觀。為什麼呢？他們認為，“極端的黨派兩極分化”產生於“種族與文化的存在主義衝突”，並開始逐漸腐化。現在，任何被認為是“存在主義”的政治衝突都會帶來災難性的風險。
今日的右派民粹主義政黨認為存在主義威脅主要是人口變化的結果。人們對於主流的種族或等級的瓦解感到恐懼。在美國，特朗普的顧問史蒂夫·班農或許比特朗普本人更清楚地看見了這個問題。共和黨的支持率很大程度上由白人選票維持，但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民主黨的非白人選票佔比有了大幅提升。
前美國總統首席戰略專家和高級顧問史蒂夫·班農
圖片來源：Creative Commons
在列維茨基和和齊布拉特的書裡存在著一對矛盾。一方面是規範的破裂，另一方面是存在主義危機。種族和文化的“存在主義”問題總是導致規範的破裂，否則就是以犧牲少數群體為代價。過去，黨派在使用行政權力時都選擇對反對意見保持容忍，當然，這可以說是以犧牲而不是支持民主公平為代價。
正如列維茨基和齊布拉特所言，19世紀末的情況就是如此。美國重建時期結束時，北方的政治家們做好了容忍南方黑人的準備；南方的保守派則在經濟問題上妥協，以維持對他們來說非常重要的種族和等級秩序，於是雙方達成了一份默示協議。在同一時期，類似的不成文規範對新生的工人運動中的民主主義造成了衝擊。最高法院中多數人都贊同這個與“合同自由”概念相符的做法。
像列維茨基和齊布拉特一樣，托克維爾知道民主的生存不能僅僅依賴於書面憲法和正式立法。他寫道：“法律並沒有習慣重要”。托克維爾指的並不是兩位學者所說的“內心習慣”如相互寬容和忍耐，而是“形成思維習慣的整個思想…一個人的整個道德和智力狀態”。
托克維爾所指的習慣，儘管已足以涵蓋列維茨基和齊布拉特提出的默示規範，但實際上它的範圍還要廣泛得多。兩位政治科學家僅關注到了政治家和官員的行為，而托克維爾則權衡了“人民的整個道德和智力狀態”。《民主之死》是一本優點眾多的書，但其一根筋地專注於規範而忽略了其他的部分。作者們強調了民主因官員不當行為受到威脅的許多事例，但幾乎未提到道德狀況。
世界上建立過的所有多民族的民主國家，
都存在佔群體多數的民族
在書的末尾，列維茨基和齊布拉特不再僅聚焦於美國官場，還把目光投向了美國人民。他們悲觀地引用了哈佛大學的同事丹尼爾·艾倫的話：“事實上，世界上從未建立起過一個沒有主體民族的多民族民主國家。” 值得讚揚的是他們並因缺乏先人觀點的支持而卻步，他們仍然堅決主張，不管對於人口變化的憤恨多大程度上使得規範破裂加重，美國政治體系的包容性也不會因此而衰減。他們進一步觀察到，“經濟增長放緩”只會使得白人民族逐漸喪失優越感的焦慮更加深重。無論他們持有何種樂觀主義，那都可以歸結為一點：希望通過恢復經濟增長並更平等地傳播其成果，使得種族焦慮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放緩。面對前述有些慘淡的歷史境況，這一希望對於共和國的命運來說似乎有些脆弱。
大衛·弗魯姆（David Frun）是一名記者也曾是保守派運動者，他對於托克維爾所指的廣義上的“美國習俗”的衰落有更多的看法。和列維茨基、齊布拉特一樣，他指責政治家對權力的追求會導致其蔑視維繫民主制度的規範。但他也指責這些政治家的“簇擁者”和“勸解人”，其中包括為一個極端主義的候選人做宣傳的保守派，以及出於自身利益的原因而為其提供資助的精英。在弗魯姆的分析中，富豪集團和民粹主義之間微妙的共生關係很關鍵，但列維茨基和齊布拉特很少提及這一點。作為熱衷於限制國家權力的保守派，他對個人使用國家權力獲取私利感到震驚：“儘管特朗普家族為總統職位付出了高昂代價，但總統職位對特朗普家族及其朋友也是相當有利的。”
競選演講期間轉過身面對選民的唐納德·特朗普
圖片攝影：羅斯·富蘭克林（Ross D. Franklin）
然而，弗魯姆不僅是對那些熱衷於填補自己口袋的“海盜”們進行指責，這些人對任何使共和黨有望獲選的人都是滿意的。為了解釋共和黨轉向支持那位打破規矩的候選人（注：指特朗普）的原因，曾任布什演講稿撰寫者的他感到必須從保守派運動中尋找答案。他抨擊了那些擁護這位衝破規範的領跑者的“數以百萬計的普通共和黨人”。他開始承認“人民的整個道德和知識狀態”的滑坡，脫離了政治科學所追求的、傾向於強調自身利益而不是民主的激憤（例如對精英的嫉妒和怨恨）的價值中立。如果說弗魯姆對於民主道德基礎的擔心體現了他保守派的本質，那麼這也反映了他對這種道德基礎的推崇。
弗魯姆在群眾反抗的眾多怨恨情緒中看到了他們對“政治正確”的強烈反對。 根據候選人特朗普的說法，政治正確“削弱了我們交談、思考和行動的能力”。曾經沉默的大多數人從來沒有真正保持沉默，他們對“優秀人士”拒絕將恐怖分子稱為“伊斯蘭恐怖分子”、拒絕將非法移民稱為“非法外來人員”的現象直白地表達了厭惡。在一些人眼裡看來有些言論是階級偏見，但另一些人卻從中看見了表達者與現實坦率抗爭的意願。那些心裡認為“自由主義者在合謀摧毀西方白人男子氣概”卻又對他人點破這一內心想法感到被冒犯的人，其實非常容易被說服。
到目前為止，前文所討論的兩本書都聚焦於唐納德·特朗普時代美國民主的困境。列維茨基和齊布拉特採取了對比的方法，他們主要是從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來思考美國民主的命運。弗魯姆寫的是他作為內部參與者所看到美國政治。 雅斯查·蒙克（Yascha Mounk）的書則有所不同。蒙克在德國出生，現在是美國公民，他認為“特朗普災難”只是一系列民粹主義反抗現狀的事件之一。他寫的書是《人民與民主之爭》（The People vs. Democracy）。
大多數政治科學家沒有注意到，
一種非民主的自由主義在北美和西歐已經紮根。
由於這種反對派開始在許多國家湧現，蒙克認為這背後一定存在一個共同的原因。他認為這個原因就是“非民主的自由主義”：“大多數政治科學家都沒有注意到，一種非民主的自由主義在北美和西歐已經紮根。這種形式的政府中，大多數情況下程序受到嚴格遵循、個人權利受到尊重，但是選民們也早已斷定他們無法對公共政策施加影響。”
可以認為，蒙克抓住了列維茨基和齊布拉特所指出的難題的另一要點。列維茨基和齊布拉特擔心的是當正式、非正式的民主規範都不受尊重時,民主會遭遇什麼。蒙克所擔心的是當對規範的尊重掩蓋了拒絕民主的聲音時，會發生什麼。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蒙克從二戰後自由民主蓬勃發展的環境中指出了三個變化。首先，維持福利國家擴張的經濟增長已經結束。發達國家的工資停滯不前，不平等現象增加。全球化限制了各國實現有序增長的能力。其次，立法機構變得無能為力，因為過去對經濟主權加以限制的部門已經轉移至行政機構，或成為像中央銀行那樣獨立的實體，而不是簡單地被分到歐盟委員會這樣的超國家機構。此外，經濟利益者的遊說已經滲透到所有這些機構，機構的決定越來越被強有力的經濟行為者的意志所俘虜，而不是響應人民的意願。所有這些變化都破壞了內部的自由民主，從而產生了蒙克所稱的非民主的自由主義。
任由非民主的自由主義腐化就是作者所說的非自由的民主。這是全球化反應在文化方面的體現。如果非民主的自由主義在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中蓬勃發展，那麼非自由的民主就將從人口的自由流動中產生，這迫使曾經同質化的國家要與外來人員相抗衡，因為這些外來者的語言，宗教，文化，心靈和思維的習慣（即托克維爾所說的習俗）與本地人並不相同。
據蒙克所說，自由民主最終的威脅來自於互聯網。民主政治在有共同公民文化的地方最能興旺發達起來，社交媒體通過網絡迅速傳播，這意味著人們不再需要再暴露於與自己不一致的觀點之中。他們的偏見從未受到挑戰，而是在這種溫室環境中不受阻礙地增長。
互聯網中的各類社交媒體
熟悉西方民主中發生的事情和這些事情本身一樣可怕。蒙克對於民粹主義批評的讓步可能已經超過了正常範圍。例如，他承認“在民主競爭中採取這麼多政策決定可能完全合理…非民主的自由主義可能有很大的好處，但這並不能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理由盲目地認同其本質。”但究竟它的本質是什麼呢？當民主的意志並非完全自相矛盾時，它通常和德爾菲神諭（譯註：一句傳說中在希臘德爾斐神廟前留下的石刻銘文：“認識你自己”）一樣高深莫測--這一認知導致了對技術官僚政治的依賴，或者說是過度依賴。人們希望在生病時能報銷醫療費用，但在健康時卻不想支付醫療保險金；他們想要優秀的學校，卻又對能夠支持這些學校的稅款進行抵制；他們希望獲得低成本進口的好處，但同時又想在那些已將生產轉移至低工資國家的行業中找到工作。
特別是在歐洲，技術官僚政治的興起一定程度上是對前一波民粹主義的回應。同時，由於人們認為只有達到布魯塞爾專家規劃的規模經濟時，歐洲才能繼續在全球範圍內展開競爭，技術官僚政治開始加速發展。蒙克的非民主自由主義並沒有區分社會民主的雅克·德洛爾（Jacques Delors，1985-1995年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和保守的若澤·曼努埃爾·巴羅佐（José Manuel Barroso，2004-2014年任歐盟委員會主席）之間的區別。這本書所描繪的自由民主的黃金時代，與法國所稱的二戰後“輝煌的三十年”相吻合。當時的法國可以說是非民主自由主義的突出代表：一個由技術官僚精英通過強執行力領導的強政府國家，溫順屈從的議會幾乎無法施加影響力。回想起來，這個政權當時引起的強烈反對可以說是合理而有約束、民主且理性的，而不是民粹主義的、非理性的。但其實這僅限於回想之中--當時，它被反對者斥為獨裁主義的、超國家主義的，反抗者於1968年5月在街頭暴發了激烈的鬥爭。
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
蒙克的書以一系列政策建議結尾，他認為這將有助於重新確立對技術官僚主義的民主控制權而不會給其批評者過多的空間。自由民主主義者應該在他們的故土與民粹主義者對抗。作為一名外籍人士和世界公民，他曾認為民族主義的“毒性”是可以被消除的，但他現在已開始相信民族主義將對人類事務產生強大而永久的影響。因此，自由民主黨人應該擁護他所說的“包容愛國主義”，利用與民族國家有關的強大情感和象徵來推動事業發展。小馬丁·路德·金和巴拉克·奧巴馬就是做到了這一點。埃馬紐埃爾·馬克龍也是如此，他在馬賽的就職演講頌揚了蒙克所致敬的法國民族的優秀特質。然而，馬克龍自該那場演講以來一直遵循的政策路線卻少有被提及。演講中強調要對政治庇護設置更嚴格的條件，並且要加速將不符合條件的非法移民驅逐出境。
事實上，對於蒙克的政策秘方來說，馬克龍是一個很好的案例。他究竟是一個自由民主主義者呢？還是一個集技術專家、務實政治家、花言巧語的修辭學家、資本主義企業家、愛國主義者於一身的複合體呢？我認為，讓“自由民主”成為一個承載著廣泛支持卻又未被詳盡分析的詞語是危險的。目前，成功的民主國家依靠的是各種矛盾要素的混合，但不是所有要素都可以被稱為“民主的”，因此需要有像托克維爾那樣的洞察力。事實上，托克維爾觀點的核心是，成功的民主必須包含“貴族社會國家”中與民主完全相反的要素。從托克維爾所在的時代以來，情況已發生了變化，因此用來維繫日益分離的民主社會的要素也發生了變化。
總之，這三本書都以自己的方式揭示了民主當代困境的一部分，但要闡明當下的難題，仍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翻譯：湯心儀
翻譯文章：
Democracy and Its Discontents: Three authors engage with the threats to a liberal society, The American Prospect, February 16, 2018.
網絡鏈接：
http://prospect.org/article/democracy-and-its-discontents
親，還在公眾號上搜索法意推送的編譯文章嗎？現在不需要了！從2016年開始，法意編譯的精華文章已經整理出版了！目前我們已經出版了《法意看世界（2016年卷）》，與此同時，2017年的編譯合輯也在整理之中，相信不久就會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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