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1 中國哲學的精神

方東美

(1899—1977)，字珣，當代著名學者、哲學家。

1921年金陵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後轉入俄亥俄州師事萊森，獲博士學位，學成歸國，先後任武昌高等師範、東南大學、中央政治學校、中央大學教授。1948年去臺灣，受聘為臺灣大學、輔仁大學教授，先後應邀訪美，作南達柯州大學、密蘇里大學、密執安大學訪問教授。1977年去世，根據方先生生前遺願，將骨灰沉入大陸一側的海灣中。其主要著作有《科學哲學與人生》、《華嚴宗哲學》、《哲學三慧》、《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中國哲學之通情與特點》、《方東美先生演講集》和《方東美詩詞》。

我從小三歲讀《詩經》，在儒家的家庭氣氛中長大，但是進了大學後，興趣卻在西方哲學，後來所讀的書和所教的書多是有關西方哲學的。直到抗戰時，才有了轉變，覺得應當注意自己民族文化中的哲學，於是逐漸由西方轉回東方。

這期間還有一段插曲：當時印度剛剛獨立，印度的學者拉達克利斯南到“中央大學”訪問，希望中國的政府和學術界能夠幫助印度。談到印度人對印度哲學的興趣與中國人對中國哲學的興趣時，他問道：“從中國人念哲學的立場，對於西方之介紹中國哲學是否滿意?”我否認他的話。因為哲學大異於任何其他的學問，別的學問可能客觀，哲學則不然，尤其是東方哲學，東方哲學所講的智慧是“內證聖智”(《楞伽經》)，外在的經驗和事實只能助其發展。

東方哲學首先當有內在精神。如果只在外面兜圈子，就根本不是內行。從這個觀點來看中國哲學和印度哲學，雖然目前交通頻繁，西方也有不少名家，但是他們的精神與心態還是西方式的，所以沒有辦法透視這種內在的精神。內在觀照重於外在觀察。他又談到，雖然西方人重新瞭解梵文的重要，重新恢復了這種語言，但是仍然不能透入其精神。正因為印度學者不滿意西方人之介紹印度哲學，所以才自己出來介紹，他們在語文上受英國的影響，已經可以自由運用了；在這方面中國學者瞠乎其後，因為中國文字複雜微妙，數千年以來形音義雖稍有改變，仍舊是一種活的文字。中國人對此有一種Pride(自豪)，認為自己的文字是可以表達自己的智慧。

古代中國所謂的西方、西天，指的是印度。紀元後一世紀，印度思想東漸，當時正值漢代，國勢強盛，民族自尊心重，於是設法翻譯外來語文。直到六朝隋唐，在各個譯場都有許多中國學者專家精通梵文。唐宋以後，重要經典已經譯成，便視梵文為不重要。歷史上，中國向來很少用外來語文向外人講述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在近代也很少用西方的語文在西方傳播本國思想。不像印度所做的，能夠因而使誤解漸消。

中國思想的介紹人都是由西方來華學者所擔任，可是他們心靈差別仍然存在，使得誤解愈來愈多。拉達克里斯南乃向我挑戰，用西方文字講中國思想，我便在中央大學逐漸由西方轉回東方。

到了臺灣後，我利用一年的休假以英文寫成 The Chinese View of Life(《中國人生觀》)，有人說這本書的名字太謙虛了，此書實寫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Life(中國人生哲學)。初到臺大時，我教的仍以西方哲學為主，一九六四至六六年間在美國任客座教授，與西方哲學直接接觸後，發現西方學生對東方哲學常感到困難，我於是由西方說起，辨其好壞，然後再講東方哲學，使他們更容易瞭解。

在一九六四年東西哲學家會議中，我談到“中國形上學中之宇宙與個人”，發現西方哲學家雖然專注於西方的智慧，可是對於東方哲學，尤其是中國哲學，並沒有難處。在密西根任教時，發現青年的心態也有些改變了。他們對於東方几位大家，對於中國哲學，漸不感覺困難。回到臺大時，反而看到我國的思想界偏差很大，關於這一點，老一輩的學人要負大責任。

近五十年來，中國文化、典章制度、學術，都有現代化的必要，可是他們把現代化只看成西方化，口喊西化，但是對於西化並非由西方的根源談起，如：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只知道從外表去看，如：政治、經濟、商業等，前輩學人對此應為負責。

因為這使得近代青年一直覺得西方月亮比東方圓。西方學者固然只從外表看中國，充滿誤解，但中國學者自己不少人忘本，使得中國青年由文字起，到思想習慣，都有一種內在貧乏症，這一點在西方也是一樣的。

西方人的歷史觀念以為歷史是Linear Progression(直線的進程)，到了近代就把Progres—sion(進程)與Progress(進步)混而為一，以為一切都是後來居上的。現代西方人說“上帝死了，宗教死了”，但是應當問問“是誰殺死了上帝?誰殺死了宗教”?老實說，就是西方人自己。他們使希臘中世和近代古典文化都趨於毀滅，只知前瞻而不知回顧。

以中世為黑暗時代，只證明說的人是盲目，是知識上的盲目。因此西方青年也有“外國月亮比西方圓”的心理，使得中國、印度、日本的思想也能大暢其行，然而他們的立場只是未來主義，先把自己許多重要的文化遺產都遺忘了，再盲目地追求東方，可是又無法越過語言隔閡，於是談禪都成了狂禪，並無法解救西方的危機，所找的也根本不是中國文化中的精華。

所以，如果要使東西方相互瞭解，先應當觀念正確，生活在自己的國家民族中，有真正的東方心態，再去研究西方。

拿梁漱溟來說吧，他本身是一位好學者，可是談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卻有些根本的誤解。譬如說，他一談到印度佛學，就說印度文化是“向後的文化”，這是根本未曾瞭解佛學。看到羅素、杜威到中國演講，以為他們就代表了西方，以為歐洲只有羅素，美國只有杜威；拿這兩人去了解西方，自然很淺薄，對下一代青年的影響也就不堪設想了。

談西化，應當原原本本地由希臘到中世到近代到當代。空袋子本身是站不起來的。各主要文化的決定因素，在希臘是哲學，在印度是宗教與哲學，在中國是藝術與哲學；我們承受中國的文化傳統，應當在這種優美的精神傳統中，先自己立定腳跟，再在自己的立場上發展內在的寶貴生命和創造精神，然後培養成內在的智慧，虛心反省自己的優劣，再原原本本地去看西方文化，以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1966年我回到臺灣以後，在中山北路一家書店裡，看到一本《中國哲學史》，我真不知道它是怎麼寫的？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雖然是抄日本宇野哲人的，可是還抄得象樣；這一本書卻荒謬百出，中國人怎麼可能會寫出這種書來？我於是放下一切西洋哲學的課程，改教中國哲學，由上古、魏晉三玄、惰唐大乘到宋明清新儒家哲學，一共花了四年時間，期待能有所收穫，可是下一代一些青年畢業後，教這門課仍然感到很困難，我便再重教一遍。輔大是個有新希望的大學，在臺覆校後充滿蓬勃的精神，改掉舊的習氣，而由西方哲學原原本木研究起，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我在臺大開這門課，第一次四年，第二次三年，只講到大乘佛學。我摘要地寫一部書 Nature and 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 （按：此即後來定名為《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的英文著作），現在就是根據此書而講，以英文寫作，再以中文講述。哲學思想原來幾乎是不能翻譯的，現在經過這兩道曲折，難免有不少困難。當代也有不少人談中國哲學精神，其中有正也有誤。像馮友蘭的《新原道》由英國人翻譯成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其中的中國哲學完全是由宋明理學出發到新理學的觀念。只佔中國哲學四分之一的份量，再加上他之瞭解宋明理學，乃是透過西方新實在論的解釋，因此剩下的中國哲學精神便小之又小。西方也有不少人談中國的 Intellectual History（中國學術史），但多半把中國真正的哲學內在精神犧牲了，再以西方的觀點去解釋，誤解難免就越大了……

我這部書是就思想傳承、時代背景而作的，以儒家為例，由先秦、兩漢、魏晉直下宋明清。

在先秦時代產生的許多哲學思想體系，應當就其時代精神去了解。兩漢時，由於國家、社會、典章制度都改變，思想有新的發展，此時的儒家已經大異於先秦的儒家。再到魏晉，儒家衰退，道家興起，是為新道家，以王弼、何晏為代表人物，何晏號稱儒已人道；王弼則將漢代的易學、象數全用新的解釋。周易原自乾坤二掛，王弼卻由復卦說起，就是不再出哲學上的Ontology（本體論）立論。不由乾坤推展到萬有，改用Meontology（超本體論）的方式，由無推展到萬有，這是透過道家的解釋對儒家完全誤解。後代許多人，由於文字的困難不能克服，講儒家由宋儒說起，由北宋五子、南宋及明清新儒家講起。事實上，宋明是十世紀以後的儒家，已經受六朝佛學、禪宗、新道家、道教等思想所影響，如果說宋明理學可以代表原始儒家，也是一種誤解。

近代許多作家並不是作家，而是文抄公，把……以前的著作拿來抄襲而已。西方對於這點卻很負責任，都有附註的。不能以為住在這個小島上面，四面隔絕了，就可以把別人的著作拿來隨便抄錄。

在胡適寫的哲學史（按：指《中國哲學史大綱》，僅上卷）裡面，重要如道家，他卻把老子看成反政治意識，孟子的重要明明在教育學說，他卻根本沒碰上邊。另外也有人看佛學非常複雜，難以整理，就到日本去亂抄。

中國哲學通史很少人能寫，為什麼原因呢？

第一、材料不充分，第二、無法駕馭材料。從三國起，原始佛學由西域（不是印度）介紹過來，後來玄奘去印度，才把原始資料取回來。北宋以後能讀的人很少，只好束之高閣。古代到北宋的思想危機是原始的儒家、道家，佛學衰退，然後再有新儒家興起。學術是有時代性的，中國哲學的發展應當先把漢學的各門學問，包括文字、訓詁、典章制度等分開，其生命精神才是哲學。如顧炎武、黃梨洲等人是學問家，但不是哲學家。中國哲學到清初已經死了。

所有創造的思想停止了，到今天三百多年，哲學已經死了三個世紀。西方思想於是乘虛而入，朝廷與士大夫所知道的只是天文、科學等等應用思想。而無法得到西方思想的精華。

所以今天談哲學，根本上我們要認清：漢武帝時，原始儒家已經衰退了，漢儒所說的是經學。魏晉到宋朝末年，道家哲學也衰退了，道教起而代之。北宋以後，佛學衰退而產生了宋明理學。到了清朝，因受異族壓迫，哲學生機早衰。我們如今受外力的激盪，如果回顧西方，尤其是希臘，再對照原始儒家，倒非常相似。如果瞭解希臘哲學深刻的語，也可以因而更瞭解我們本身。西方十四世紀時想要復古，回到古希臘，但是十四——十六世紀仍然辦不到，因為文獻缺乏。十八、九世紀時西方學者所寫的西方哲學史，許多成為笑料。

後來才有許多希臘文、拉丁文專家，原原本本地從第一手資料去研究，所以十九、二十世紀產生了不少好的哲學史。近年來能寫好西方哲學史的人很少，大體上 Catholic Scholar 可以勝任這項工作，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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