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帅ing

闯关东原因

闯关东的时候是处于清末民国初期时候，闯关东，关指的是山海关，东指的是东北，闯指的是政府不支持但民间社会上大量自发组织行为。

为什么选择严寒之地的东北而不是富裕的南方：第一是由于东北在清朝处于禁地，不让人随便进入关外，这是因为满人为了防止自己政权被汉人推翻，就给自己留了一块地，好让以后满人在中原混不下去还能退守关外。因此关外在清朝一直就处于未开发地区，适合大量的人过去开发。那时候东北除了辽宁可能人口还稍微多一点，再往北吉林、黑龙江那是人烟稀少，再加上土地肥沃，确实是适合人口移民和土地开发的好地方。

第二就是关内许多地方像山东、河北、山西等地闹饥荒，像黄河沿岸连年的水灾，造成饥荒，还有就是战乱等因素使得农民生活非常困难；还有就是政府的苛捐杂税，比如在清末宣统年间，山东莱阳地区遭遇灾害，农户们已经生活不下去了，当地的官吏和土豪却增加了农户的各种苛捐杂税，使得农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第三就是鸦片战争后，沙俄对东北的蚕食造成清朝对边境控制削弱，为了有效对东北地区加强控制，清朝也有意识地鼓励农民去关外谋生。

至于为什么不选择南方主要原因就是南方人口密布，土地本来就少，资源竞争激烈，也不利于移民。

闯关东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644年-1667年，根据《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对于招来开垦的流民多的有奖励“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蕃息”。这是最早一批到辽宁一带的闯关东。当时清政府允许辽东一带可以有移民在当地生活繁衍。

第二个时期是1668年到鸦片战争时期，1668年康熙为了维护满人固有的风俗和保护满人的土地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这段时期开始对东北实行禁封。

第三个时期是鸦片战争以后到民国初期，鸦片战争后，清朝对东北控制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沙俄不断蚕食东北，于是黑龙江将军建议废除禁封，鼓励移民开垦政策，以加强东北地区控制。

闯关东经过数百年时间的积累，东北人口从最初的几十万到1840年突破了300万人，再到鸦片战争以后全面开禁人口更是增长迅猛，到1910年增加至1800万人。

闯关东对当地影响

一、民风民俗的影响。原本当地都是满族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闯关东的汉人带去了原本家乡的民风民俗使得原来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风俗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促进了民族交流和融合。

二、促进了土地开发和农业技术传播。东北地区原本就是地广人稀，加上基本是游牧民族居多对于农耕农业技术掌握本来就不多，闯关东的移民带去先进了农业技术，开发土地是的东北成为粮仓。

三、保卫边境贡献。鸦片战争后期，沙俄的蚕食东北迫使清朝开放禁令。这期间大批闯关东移民进入东北垦荒，种地，仅加强了东北地区和内地联系，同时也加强东北地区控制。日本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后，面对几千万中华儿女，也不得不放弃移民计划，采取扶植傀儡政权。可见，闯关东的人民为了保卫祖国东北边疆也立下了功劳。

山中茅店

我老家是山东威海，听我妈说，我太姥爷那一辈儿，他们是哥俩，威海地少那叫一个穷，哥俩一商量在家饿死还不如岀去闯一闯，于是哥俩划了一个小舢板在大里飘了三天三夜，来到了辽宁省今天的宽甸县，举目望去袅无人烟大片的土地捏一把能捏岀油来，这可把这哥俩乐坏了，他们在那奋斗了二十年，种出的庄稼换成钱就攒起来，后来形成规模，他们雇了很多长工，后来那出现了土匪他们都回了老家，在威海盖房子置地，当年威海北门外的十三趟门楼很有名气，那就是我太老爷盖的，老爷子富了不忘夲，看见要饭的他怎么的都施舍，有青壮年岀来要饭，他都收留做伙记給他们娶上媳妇成个家，有些人想做点生意钱不够就找他入股，他问清楚之后告诉人家上柜上取，有些没良心的人把钱取走之后逃之夭夭，太老爷自己自言自语，这是买卖没做好不好意思来，為自己解嘲，太姥爷当年在威海有名的大善人，他去世时在家停放了七七四十九天大殡，岀殡那天的送葬的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威海市的大小商铺全关门。

茉莉花8888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原因如下：

第一，南方人口饱和。

山东人闯关东，比较理想的地方是相对富裕的地区，比如江苏的南部，上海，浙江北部。

然而，这些地方的人口非常多。除了太平天国时期的滥杀导致这里人口减少，但恢复也非常迅速。

而闯关东的都是山东农民，主要技能就是种地。

而江浙一带的耕地，尚不满足当地人自己种，哪里能够容纳移民。

相反，东北地广人稀，1740年东北总人口数不到40万人，到了1840年东北人口也就300万，有的是土地。

第二，南方很多地区还在战乱。

山东周边，河南和安徽的捻军横行，清朝花费20多年才彻底剿灭。

江浙皖又有太平军，反复攻杀10多年。

战乱影响了人民的迁移。

相反，东北虽然土匪横行，但在庚子事变之前，并没有大规模的战争。

第三，从山东去东北很方便。

胶东人去东北，基本都是坐船。

只要上船从山东沿海厉害，一二天就可以到达辽宁沿岸的港口，非常便捷。

相反，如果从山东到江浙，必须走陆路。

当时没有铁路，仅仅江苏省南北宽度就有接近500公里。在古代，拖家带口在陆路走500公里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第四，东北的山东老乡多。

闯关东的大部分是河北和山东人。从民国38年间开始有史料统计记载，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至东北留住的山东人达到800万之多

他们基本都是破产以后才被迫离乡背井。

这些人大多是赤贫，去了外地首先就得投靠亲友。

而山东人闯关东有很长久的历史，东北的山东后裔很多，新来的很容易找到亲友。

萨沙

闯关东中的“关东”，就是山海关以东、也就是山东北面隔海相望的东北地区。

在那个老百姓食不果腹的年代，山东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不饿着肚子。天灾人祸和连绵战争都造成大量山东农民的破产，山东人民人多地少，种庄稼都是好把式，可以没有足够的土地。举目一望，哪里有可以耕种的土地？山东人把目光都放在了东北黑土地上，开始举家北迁。

为啥往北而不是往南呢？

第一，南方人口众多，人均土地很少。

虽然南方比较富庶，但是南方人口基数大，像江浙地区，虽然土地不少，可是当地人口同样也不在少数，尚不能满足当地人的需求。哪还有多余的土地提供给山东人农耕。而闯关东的又大部分都是一些破产农民，没有土地就相当于断了他们的活路。

第二，南方多战乱。

清朝中后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捻乱，都是发生在山东以南的地方。河南和安徽有捻军横行，清朝花了20多年才成功剿灭，而江浙地区则是太平军的叛乱之地，在此地祸害十年左右。相比而已，东北只是土匪横行，在日俄战争之前，并没有什么大型战事发生。清朝覆灭之后，中原和江南一带也陷入军阀混战局势，山东人避之不及，哪里肯移民江南。

第三，东北地广人稀，且饮食习俗相近。

东北是满人的发祥地，满清入关后，人口才近二十万，而需要他们控制的人数却是达到了几千万人。他们怕自己的统治有一天被推翻，就把东北作为自己的备选之地。毕竟历史上可没有哪个帝国可以把统治一直延续万年，在他们还没有被推翻之前提前谋好退路才是上上之选，（然而这些谋划后来都给别人做了嫁衣，这都是后话。）因此他们严格控制东北土地的开垦，限制移民。这就造成了东北地广人稀的局面。

尽管留好了后手，可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还没等到汉人将他们赶出中原，北方的凶邻就开始对东北这块肥沃的土地垂涎欲滴。

在沙俄的蚕食威逼下，后期的清政府觉得这样把东北一直空着也不是个事，抵挡不住外部的觊觎，本就缺乏人口的东北需要外来人口来维持。禁令就这样被慢慢解开，随即开始了山东人闯关东的热潮。到了民国时期，这股热潮方兴未艾。

据统计，1921年关内向东北移民仅为20.9万人，1926年增为56.7万人，以后移民数量猛增，1927年达到105万人、1928年为108.9万人、1929年为104.6万人、1930年为67.3万人。即从1921年至1930年的10年间共有近618万余人到东北谋生。

山东人到了东北以后，因为土地广袤，便开始四处散落，只要你看中了荒地并且有力气耕种，那么这块土地就很可能成为你的固定财产，没有在南方要和别人抢土地的麻烦。而且又因为两地饮食习俗相差不多，山东人很快就能适应过来。语言各方面的障碍也不多，总比江南的话更容易沟通，因此山东人到了东北并不存在什么水土不服。而如果去了南方，则又是不一样的风格了。

第四，去往东北更加方便。

山东东部的人去往东北只需要在胶东坐船跨过海峡就可以直达辽东半岛，一两天便可到达。而如果山东西部的人选择陆路的话，虽然对于当时交通不便的年代也不是一个小问题，但对于穷人，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问题，除靠自己两条腿外， 也可能是推着木推车。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失地的山东人民对于土地的渴望。

如同山西人走西口、粤闽人士下南洋一样，山东人闯关东也是各种因素的综合选择，也是地理方面的自然选择。虽然冷是冷了点，可是东北广袤的黑土地却提供给了山东人良好的谋生条件，而且东北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也是十分贴近山东人。闯关东对于无路可走的山东人，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土地是对农耕民族最大的褒奖。

历来现实

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经历：

“要不是身体壮，现在咱也是大连人了”！

我的一个营口大石桥农村的朋友，有一次来大连，聊天的时候说道：他的祖辈也是从山东逃荒闯关东来到了大石桥。当时，大连还叫“青泥洼桥”，是个小渔村。

朋友祖辈一批人从威海码头坐个小货轮，在海上飘了十几天才到了“青泥洼桥”。

下船后，休息一会儿，大家议论去哪里生存，有人说要到黑龙江 ，有的要去吉林投靠老乡，还有的人因体力不支，就要在“青泥洼桥”这小渔村生活。然后，大家依依作别，各奔东西。哪些身强力壮的人挑起行李，怀揣着希望继续北上。

朋友的祖辈身体也比较结实，就继续向北一路跋涉。当走到营口大石桥时，身体生病，停下来了，没有力气继续向北再走。只好在大石桥附近找了一块看起来不错的无主荒地扎根生存了。

后来，再后来，当年的“青泥洼桥”村经过不断发展，变成了今天美丽的大连市。

而朋友的一大家子人，现在就居住在大石桥的农村务农。每当看见原来一起逃荒的朋友现在大连生活的美滋滋，无比羡慕。每当想到此事，他的老祖就不由感慨的说道：“要不是咱当年体力好，身体壮，多往北走了几步，现在咱们也是大连人了！那轮得到他们在那臭美”。“哈哈”，听到朋友的讲述，我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现在看来，当时，祖辈们体格好的都北上去黑龙江、吉林了；体力稍差的人也选择居住大连往北的瓦房店、营口、普兰店、庄河了；祖辈身体最差的一些人无力北上，就留在了大连生活，现在就成了大连市城市户口。真是应了那句“无心插柳柳成荫”了，时也运也！

致胜管理

闯关东顾名思义是从山海“关内”向山海关以东的“关外”进行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这次大规模人口迁徙的持续时间和迁徙人口都是历史之最。那么为什么闯关东时，当时的山东同胞选择了向当时的关东地区迁徙，而不是温暖的南方呢？

首先，闯关东的目的地绝对不是严寒之地，尤其是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气候差不多。从当时最关心的粮食来讲，关东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肥沃，非常适合作为迁徙的目的地，直到现在东北三省的粮食产量依然非常可观。对于南方人来说，适应北方气候可能比较困难，但对当时的山东百姓来说，冬天时间长一点，过年时气温低一些，还是可以克服的。

关东的地广人稀主要是因为清朝对关东实行的封禁政策，视东北为满人的“龙兴之地”和清朝统治者的退路。阻止汉人进入关外的同时，满人又在清朝建立后大量进入关内，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东北地区大量土地无人耕种的情况。为了阻止人口迁徙，顺治开始修建数千里“柳条边”，康熙中期便全线竣工。此工程被称为“东北长城”，但并不坚固，没有任何军事效用。

清朝虽然有这样禁止向东北地区迁徙的意图，但多数时间实施效果都不佳，对于小规模的迁徙不予理睬。这样一来关内关外虽然人口没有大规模流动，但信息传递没有太大障碍，对于关外的情况，山东人也有大概的了解。

在当时的情况下，和地广人稀的东北相比，南方作为迁徙目的地的条件并不好。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其他民间运动，所带来的影响都很大。清朝末年各地民不聊生的情况非常常见，起义对百姓的影响也非常大。而在当时作为清朝统治者后花园的东北地区则不会有这方面的困扰，不仅不会爆发大规模的起义，也不会受战乱之苦。（日俄战争是意料之外的，谁能想到两个其他国家在清朝的土地上约架？）

从当时群众最关心的土地来说，关东由于长期的封禁，地广人稀，有大量无主之地。闯关东的百姓到了东北地区就可以获得耕种的土地，甚至可以整村的迁移到关东。南方发展多年，没有那么多无主之地等待耕种，即使有人背井离乡也不会留下无主之地，地主富户对土地的热爱没有给这些山东百姓留有“余地”。

最后，大规模迁徙还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与原住民的关系问题。主客冲突问题很难避免，随着外来人越来越多，生存资源就会变得紧张，双方民风民俗也不一样，甚至语言都可能不通。向人少的地方迁徙可以从最大程度上减小这种冲突发生的可能，有更大几率在当地安家落户。

无论是闯关东还是走西口等大规模迁徙活动，都是向人口较少的地方迁徙，尤其是东北地区这种由于人为控制导致的人口较少的地区，更是成为移民首选。

邓海春

当年我爷爷领着一家老小闯关东到了黑龙江，黑龙江地广人稀，那时候只种小麦，主食就是馒头，我爸十三岁来的，十六岁就上班了，生产队，我爸说他二十岁左右回山东接我姑姑来黑龙江，跟山东的亲属说在黑龙江天天吃白面大馒头，山东的亲属说我爸吹牛逼，怎么说他们都不信，没办法只把我亲姑姑领来黑龙江了，一晃我爸今年70周岁了，黑龙江农垦退休了，现在山东发展的好了，我问过老爸后悔闯关东来黑龙江吗，他说不后悔，当年如果不来黑龙江在山东就会饿死，他说十几岁的时候一顿能吃十几个馒头，父辈们曾经经历的挨饿现在的小孩都不相信！所以请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墨绿色捷达

我是山东人，对人们为何下关东成人潮，我有发言权。我老家村近代有四次大迁徏流动，几乎家家有人闯关东下南洋。到今天还有近几十户人在关东和南洋，并和家乡有联系。

一次是三十年代初由于家乡遇灾，为找活路出现一次大的流动，大部去了三棵树，伊春一代，一般奔老乡去，那里有地种。

第二次是三十年代中末，掀起去南洋(印尼，马来等地)背包袱，(去给布商背布卖)，后有干好成商人，但大部解放前回国，一部分排华返回。

第三次是57年左右至60年，一部分青年去鞍钢，一部分全家去黑龙江佳木斯以北，和大杨树一带农场及林场。

第四次是64年家乡水灾，大部人成群去了新疆阿尔泰农村和南彊建设兵团。

后来陆续回来了一半人。

现在家乡好了，在东北的又都开始想回来了。

三茅居士

山东人当初之所以闯关东，而不往南方，主要是因为：

一，东北距离山东距离较近。

闯关东的的道路主要有两来，鲁西一带一般走陆路，沿海岸出津冀，过山海关，到东北。

胶东一带贫民则坐船过渤海湾，于辽南一带上岸。

关东地区的地理气侯虽然较为艰苦，但与山东差别不是太大，在心理上应该早有准备，不是问题。

二，东北具有广袤的，尚未开发的，肥沃的黑土地，这对于人多地贫，能吃苦的山东人来说，无疑是最具吸引力的。

东北农村有很多村庄的名称叫作XX窝棚，马架子等等，即是当初开发的明证。

三，东北的城市，其服务业，制造业等各项事业，当时还处于低端时代。这对于头脑灵活，善于钻营的山东人同样极具吸引力。

解放前，东北各城市的饭店，旅店，商业，以至于手工业，大多为山东人所控制（大工业一般由日本人或其他官僚，军阀所开发）。

四，清朝政府的初期，为保持发祥之地的民族风俗习惯得以延续，保护祖宗龙脉不被破坏，采取了封关政策，因此到东北谓之“闯关东”。

但到中后期，一来是控制不住，二来是朝庭意识到东北地区极需开发，增加税收，而且边彊也须有人丁守卫，因此来取了开放政策。

而南方在当时，虽然土地广大，但人口众多，早已开发殆尽。城市虽繁荣，但以南方人之精明，留给山东人的机会则较少。且当时跑荒的主要是基层贫民，相比之下，也缺乏拼争之勇气。

综合上述条件，我认为这就是山东人所以闯关东的主因。

国强8089

历史上的闯关东、走西口等人口迁移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下，受到政府政策导向影响的，不是山东人喜欢苦寒之地，而是在有清一朝的人口引进和流放中，山东人皆是被动的导向了东北地区，长久以往便形成了山东人“占领”东北的奇特现象。而特定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政府政策驱动，也推动了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山东人，在遇到天灾人祸时选择闯关东，而不是闯江南。

满清东北的禁边与开垦

满清一朝由顺治时期开始入关，这个关指的就是山海关，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函谷关不同，函谷关之关东是针对关中地区而言。而山海关则是划分中原与东北游牧民族的界限，是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由徐达亲自督建的防御堡垒。也正是在明朝时期，关外的辽东地区在行政划分上属于山东府管辖，到了满清入关才将辽东地区播离山东，毕竟那是满人的龙兴之地。

清军入关是在1644年，明将吴三桂引清军从山海关进入中原，随即就是明朝的灭亡和满蒙贵族的大肆南下，这也导致了关东地区的人员空虚，加之入关农耕地区之后的触动，顺治帝开始了导向性的人口迁移，将关内人口导向东北地区，旨在开发东北，聚集满清龙兴人气。顺治帝的第一步是设立辽阳府实行行政管辖；第二步便是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宣布开放辽东，奖励应招的官民。这一条例从官员的提拔到应招平民的优待政策，都体现了清政府满满的诚意，反应出清统治者复兴龙兴之地的强烈愿望。此条例一出，关内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人口纷纷出关，涌入大辽河右岸开荒“抢地”。

顺治的这一人口转移一方面是因为东北的人口流失严重，迫切需要改变有地无人的局面；另一方面是要维护入关满人的切身利益，满清入关以后，于京畿周围省份大肆圈地，因此在黄河流域出现一大批汉族无地流民，这种社会矛盾的激化无益于清朝统治，故满人入关、汉人出关成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事实上从顺治十年（1653年）开始引导人口迁移，至康熙初年，辽东地区的人丁田亩皆明显增加，以至“地利大辟，户益繁息”的局面，这是清初人口迁移政策的一大成就。

招募至辽东的移民多为贫苦农民，或因满清土地兼并失去衣食来源，或因战乱妻离子散，所以迁往辽东多为本本分分欲求谋生，这批人在满蒙异族的欺负下逐步站稳了脚跟。与此类出关者不同的是另一类，即以山东地区为主的流放罪犯，说是罪犯，其实就是奴性不强烈的彪悍平民，这部分人在历史上称“流人”。这两部分人的结合就成为汉人发展壮大的基础，其中山东人凭着坚韧的意志，满人和当地人不干的活他们都干，故而也对土著满人或者说旗人产生较大影响，这不止是在资源开发领域，甚至出现了汉人风俗习惯占据了上风，用现在的话说叫文化入侵。

时至康熙亲政，南明小朝廷已相继覆灭，满汉矛盾有所缓和，中原地区社会生产趋于正常，辽东开垦辅助内地的重要性不再突出。与此同时，三藩问题相对棘手，康熙主张南藩北调，即将三藩部众调往北部地区，因三藩首领都是辽东人士，故而调入辽东最为现实，所以康熙亲政以后改变了招垦策略，以免日后辽东无地安插三藩部众，故在康熙六年（1667年），以维护东北固有风俗、保护八旗生计为由废除招垦授官条例，并严格限制流民出关，这就是康熙一朝开始制定下的关东禁封政策，这一禁就是近200年。

闯关东的由来

广义上的闯关东就是指顺治入关到清末民初的人口迁移，大批流民进入东北这个地广人稀的肥沃土地开荒生存。而实际上在康熙之前的人口迁移皆是带有政府政策导向的，是清政府有规划的生产力迁移，这个时期说成闯，更多的是包含着汉民到达东北之后的艰辛创业。特别是文化冲突带来的“土客”矛盾，语言不通、习俗差异造成的仇视与欺凌。应招前往辽东的汉民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站稳脚跟，并通过开垦荒地制下家业，逐渐生根发芽，这些成功的经验成为源源不断的关内人企图闯出山海关的外在原因。

清政府为了控制汉人出关至龙兴之地，便在满境分段修建了千余公里的“柳条边”篱笆墙，也就是俗称的“东北长城”。这一工程至康熙中期竣工，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称“老边”；自开原东北到吉林市北部称为“新边”，“边里人”、“边外人”就成为清朝时期的满汉之分。时至乾隆时期，清政府加大了对汉人出关的控制，实行“封禁东北”计划，其中规定了山海关出入之人的资格审查；严禁商船携载多人；稽查保甲宜严；奉天空闲田地宜专令旗人垦种，民人禁止开垦；严禁凿山；严惩偷挖人参；此前移居奉天半年以上流民可以入当地民籍，不愿入籍和无业者一律遣返回籍。

不得不说乾隆的封禁其实是断了后来者的求生之路，汉民入东北者除了开荒就是“抬参”，淘金，这种封禁东北的政策属实是断了后来者赴东北的内心驱动。也正是如此，清朝至乾隆开始对东北疆域的控制衰减，以至日本、沙俄相继进入库页岛，埋下了北疆后患。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沙俄趁机扩大在东北的利益，强迫清廷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东北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便是封禁东北带来的恶果。因此清政府在同年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部分解除对闯关东的禁令，实行开禁放垦的政策，鼓励移民实边，这是清政府的又一次人口迁移导向。

这一次由清政府主导的充实边境的人口迁移仍然不可谓之闯关东，此次人口迁移尚且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流动。从光绪元年（1875年）至光绪四年（1878年），华北地区爆发了严重的旱灾，从而引起大规模的饥荒，这场饥荒波及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山东五省，受灾人口估计在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千万人左右；从重灾区逃亡在外的灾民不少于二千万人，史称“丁戊奇荒”。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称之为“二百年未有之灾”。这两千万的逃亡灾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顾封禁条例的约束，直接闯出了山海关，这便是狭义上的闯关东。

山东灾民向北流动的原因

山东灾民选择向东北流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东北流民的“成功经验”，他们的流动不仅需要解决当下的温饱问题，更要考虑长久的生计问题；二是山东距离东北更近，距离江南更远，本就是饥民，山东从水上和陆上都能较快到达东北，舍近求远不符合逻辑；三是清政府的救灾策略导向，这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丁戊奇荒的赈灾工作其实并非由清政府承担，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已经财政拮据。反而是民间组织的赈灾成为当时的主要力量，这也从侧面反应了清政府的腐败。清政府在赈灾时的主导思想并非人命关天，而是防止民变，所以清政府提出的“防流”思想凌驾于“救死”之上，因为在其看来，历史上的饥荒流民往往都是重大暴乱的诱发因素，所以不管是清政府也好，民间富绅也罢，甚至是国外的传教士，都是以开设粥棚收容的形式救济，但赈灾的速度远远比不上饥民增加的速度，这就无法达到收容防流的效果，因而大批流民是往南方移动的。

当华北地区粥厂不足以满足灾民所需时，出现了小规模的暴动和“吃大户”的行为，所以当灾民向南方移动的时候，富庶的江南士绅积极配合清政府搭建粥厂，这是截流的一个举动，史载当时在徐州、扬州、南京、苏州、上海等地皆有容纳数万人的粥厂。但百万流民光凭粥厂收容是不可能安抚的，故而有了江南各地的军队堵截，如江苏巡抚吴元炳在徐州扬州等地设军营哨卡。而这种堵截只是将流民拒之门外，解除不了他们潜在的威胁，因此江南士绅改变了策略，主动北上赈灾，将粥厂全部倾向华北特别是山东地区，这样一来灾民皆知江南堵截没有活路，华北、山东有粥喝。

江南士绅的这种救灾举动在现在看来，明显带有守卫乡土不被侵扰的主观愿望，但也不可否认他们在赈灾时期发挥的巨大作用。北方流民就是在这种政策导向下，深知南下无路，东北就成了一大诱人的“缺口”，因此闯关东成为一时间的人口流动热潮。这一次灾荒也为后来的逃避战乱开辟了道路，清政府亦于1897年全部开禁，不再阻碍关内人民出关进入东北，由于山东的地理“优势”，以及前辈的历史渊源，山东人成为闯关东的主要代表，乃至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中，山东人每年进入东北生活的约48万人，整个民国期间约1830万人，堪称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

综上，闯关东是我国历史上一次悲壮的移民壮举。他是由政府的内在政策导向，天灾人祸的在外诱导因素趋使，而山东人闯关东的实质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血泪史。

参考史料：

• 《清史稿》
  

• 《满洲旅行日记》
  
• 《中国档案精粹·黑龙江卷》
  
• 《近代大连地区的人口变迁与社会发展》，黄海燕，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關鍵字: 东指 农民 闯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