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0年开始，脑梗这个疾病折磨着李生程。现在他与人回忆过去，说道关键处，就想不起人的名字或地名，他会低下头反复地念叨：“叫什么来着？”最终被打败了还是他自己，只能抬起头来无奈地说：“吃得那些药害得我想不起来了。”
明时著名“三边重镇”之一的安边镇，似乎被历史遗忘在另一隅了。破败的街道和土胚的黄土房子，穿插在新建的楼房丛中，60岁的李生程走在这其中，尽管腊月的陕北已经零下十多度了，他衣着随便，敞开着棉衣的外套，裤子和鞋上沾着土。被太阳和低温共同作用下，黝黑泛红的陕北汉子脸，与身边一切毫无违和之意。那个名播国内外的“长城通”似乎与他无关。多年来，镇上的人们已经很见惯了时不时有些背着“长枪短炮”的形形色色的外地人，甚至还是外国人来找李生程。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外地人走了，李生程还是他们认识的那个本乡本土的李生程。至于他做得那些事，这么多年也见多不怪了。
老旧到说不清年份的安边文化站大门,压上了六个新砌的微型长城跺台，李生程站在这个由古建专家罗哲文题字的：“陕北长城博物馆”下，大门后面直通他新建成的博物馆。通向博物馆的过道的土墙两边挂着放大的巨幅的嘉峪关、八达岭和山海关老龙头的照片，是他2006年徒步走长城时拍摄的作品。
坐在李生程长城博物馆楼下的家里，说起长城，他欲言又止，脸上写满了一个孤独灵魂30多年来的心思。
一切从五里墩开始
五里墩，是明长城的一个烽火台，因距安边城东南五里地而得名。1980年，李生程第一次将相机的镜头对准了它时，完全是下意识的。这种下意识地将相机镜头对准自己熟悉的农村生活的，还有陕西的另一位农民摄影家侯登科。
2014年1月13日冬日的夕阳中，李生程的镜头还是对着五里墩，他说：“我拍的第一张长城的照片，就是这里，后来我拍过无数张这里的照片。”
1976年定边县石洞沟公社郑寨子村22岁的村支书李生程，被公社以“社来社去”身份推荐为榆林师范美音班的学员。当时他心里有个结：“别人都推荐上了大学，我只能上个师范。”如果不是一个本家亲戚的劝导，他可能就错失了这次机会。
在榆林师范，李生程学的是最喜欢的美术专业。“一个农村的孩子，能有机会上学，我是拼命的学习。”李生程说,在这个阶段学校的刘国炎老师对他的影响最深。跟着这位老师，他学会了如何拍照和暗房冲洗。
“1976年，我拍了一张总理去世后，大街上举行纪念活动的照片，在《榆林日报》上发表了，一下子激起了我对摄影的兴趣。”两年后师范毕业的李生程回到了安边，本以为能通过考试，成为一名正式的老师，未料却失去了这次机会。“我花了70多块钱，买了一台红梅照相机，给老乡拍照，一张照片收一块钱。”李生程有个亲戚在剧团，他就跟着剧团赶会给人拍照片，很多时候他是在农家的洋芋窖里洗照片。现在他的博物馆中还收藏了当年他镜头对准的，那些陕北人的世俗生态印象。
在他自认为是流浪的这一年里，为了生存，他还将学到美术技艺运用到给农家油漆柜子中去。
一年后，李生程通过转正考试，成为定边县石洞沟中学的一名老师，不久被调入安边文化站工作。
“这下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总想着拍出点真正的作品。”此时的李生程在榆林摄影圈中已颇有名气了。“当时《榆林日报》的摄影师王健老是夸我：拍得不错。”他与榆林文化馆美工张琚琏，摄影师马树槐等人经常一起交流。
1981年李生程参加了在西安举办的陕西摄影学习班，在这个学习班里他认识了胡武功、侯登科等人。“老师是摄影大师吴印咸。”李生程觉得,从这个时期起他对摄影的理解，在意识领域有了质的飞跃。
回到安边后，他咬了咬牙，花了100多元买了一台135相机和一台120相机。“这个时间里我主要以拍陕北八大民俗为主”，李生程笑着说：“我也真能折腾，搞了个‘赛驴大会’，后来还上了中央电视台。”
但此时他的镜头已经开始对准了身边的长城。1983年，他用自己的135照相机拍摄的一张五里墩的照片，多次在全国发表获奖，并在国内外展出。
徒步走陕北长城
为出版长城摄影集《陕北长城》，李生程说他等了15年。
1986年李生程在榆林举办了首届个人摄影展，接着1989年又在陕西省美术家画廊举办了个人摄影展。“当时的影响非常大，刘文西是听美院的师生们在谈论这个摄影展后，来到了现场，看后题字：“美在自然” 。通过这两次摄影展，安边的五里墩和李生程逐渐开始被国内的摄影家们熟悉。
“在西安的摄影展结束后，很多家杂志社都想邀请我去做专职摄影师。”李生程犹豫的时候，三北林业局找到了他。“他们要搞全国绿色长城摄影展。”在三北林业局，李生程用上最先进的尼康F3相机，坐着飞机去航拍。但是由于说不清的人事原因，借调了近一年，李生程又面临着三种去向，他选择了回到了安边文化站。“接着《榆林日报》想调我去，社长给我打了‘保票’，最后还是被别人取代了。”李生程说：“这次回到安边后我下决心，哪儿也不去了，就留在安边，我一样能拍出好作品来。”说起纷纭往事，他的遗憾之感，溢于言表。
对于李生程为何早在1992年就能萌生出徒步走长城的想法，他说是因为一个人。多年后被疾病折磨的李生程是费了很力，才想起这个人的名字。 “1991年只身跑万里长城的闫庚华被老乡指引到我这里。”在李生程家住了的那晚，闫庚华将他用了80天时间跑完长城的往事讲给了李生程，“第二天一早我骑着自行车送他到了砖井镇。”
这个人的到来，为当时处于“瓶颈”期的李生程打开了另一新世界，他似乎悟到了应该如何走自己的路。“我当时想，长城就在我生活的周围，那么我为什么不能从记录自己身边长城做起呢？”
▲ 1992年李生程徒步陕北长城在府谷县长城留影
1992年农历的正月十五，李生程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一大早从宁夏的盐池县开始，沿着长城走回定边县城。“20多公里的路程，我走了一天，觉得很轻松。”回到定边时，已经是晚上了，街上到处是看花灯的人。认识李生程的人问他干吗去了？他回答说：“我走长城去了。”
李生程当时对摄影的苦闷、困惑，还有他对生活的挣扎，在这个陕北边远的小县城人眼中，是不被理解的。他不讳言，在他生活的圈子中，始终被认为是“异类。
有了一个人徒步走完陕北长城的打算后，李生程得到了时任榆林地区文管会主任康兰英的支持。“文管会给我开了个介绍信，给我借了一部海鸥135相机。我又和定边县公安局借了一个长焦镜头。”李生程还带上了自己的两部相机，买了50个黑白胶卷和30个彩色胶卷。
1992年5月15日，李生程从家中出发的时候，他的妻子刚生完小女儿，正在坐月子。“我还给县文化局写了一个保证书，说明这完全是个人行为，出了什么事，与单位无关。”
20多年过去了，李生程清晰记得其中的众多细节。“我先坐车到府谷，过黄河途经了山西的保德县，最后到了河曲县又过黄河。”李生程这次的路线，是根据明朝史料记载安排的。按预先的想法，他从河曲过黄河，就是明史中记载的陕西境内长城东起点，府谷的墙头村。“但一过黄河，当地的老乡们却说这里的长城是从北边的大辿村和小辿村开始的。”
长途跋涉，加上风吹日晒，李生程衣衫褴褛，长发散乱，拄着一支长棍。“要不是我拿着介绍信和相机，早就被当成要饭的或者逃犯了。”李生程说：“那会通讯也不发达，有时还惦记着家里的老婆孩子。一个人走得最苦闷、最艰难的的时候，也曾屡次地问自己：这是图什么？”一路上为了醒目，他特意穿了件红色的运动衫。“一开始吃住都是在老乡家，后来我总结出经验了，每到一个村子我拿着介绍信先找学校。”
▲ 李生程1992年拍陕北长城在横山县长城留影
李生程这次只身徒步调查的陕北长城（也是陕西境内的长城）共历时108天。从府谷出发，途经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吴起、定边七县，从东到西，约走了1500多公里。
在这次调查中，他将陕北境内的长城1115个墩台都详细编号记录，并且做了3万字的调查笔记。每个拍照的地点分别用黑白和彩色两个相机进行拍摄。在使用了简单的新闻体语言进行记录地同时，他还将拍摄的角度都做详细地说明，这在国内同期的摄影人中是很罕见的，而他自己却浑然不知。
问起原因，李生程说：“这是1980年我参加榆林文管会文物普查培训班时，学到的方法。”
回到家的李生程什么也不顾，先急着将拍摄的照片编了11本册子。“康老师打电话来说，她要去日本考察，想顺便找机会，将我这次的调查资料，出一本摄影集。”后来，康兰英还试图通过台湾出版社出版，均未成功。李生程只好将这黑白、彩色两套摄影资料，收藏起来，未料一搁就是15年。
而他这次徒步调查长城，唯一收到的赞助就是榆林文管所给的800元。“康老师说这是那套黑白照片的稿酬”，李生程说：“这800元将我的开支全部解决了。”
▲ 2015年和威廉·林赛在安边
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共同的情结
英国人威廉·林赛找到李生程时，已经距离他徒步考察长城过去18年了，他的身份也已经成了“国际长城之友协会”会长。1987年他在李生程的家乡定边境内跑长城时，被公安局当成了形迹可疑的外国人遭到驱赶。
2005年他找到李生程，是为了一个新的使命。李生程说：“威廉·林赛为寻找80到100年间外国人拍过的长城，与老照片对照后在同一地点重新拍照。”李生程说：“他后来出了一本书《百年长城回望》，还多次办展览。”
陕北境内的长城由于处于沙漠中间，受外力作用破坏最大，很多地方已经完全辨认不出昔日的模样了。威廉.林赛在一次次寻找失败后，经榆林长城学会和文管会众人的推荐下，找到了李生程。
“一条壮汉——这是李生程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他身穿军上衣，浑身是土，肩上扛着相机，一头长发被风吹乱，安详中透着英气。我听说，在整个陕西省，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长城了，于是，我在他的身上寄托了希望。”威廉.林赛说
这次考察，李生程又陪着威廉·林赛重新驱车走了一遍陕北境内的长城。“威廉.林赛带来的那些老照片，我也是凭着记忆和翻看了自己拍的照片，反复比对后，才辨认出来的。”
李生程带威廉·林赛去的第一站就是神木的高家堡，“老照片上的一座锋火楼不见了，原先两座烽火楼之间的那段相当长的长城已经被黄沙吞噬。”
而威廉·林赛在考察完陕北长城后遗憾地写道：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新修公路的规划路线穿过已经是土堆的长城残段；有些长城残段已经被不断推进的沙漠吞没，或者正在被风暴摧垮，或者在经历过地震后摇摇欲坠。“新旧照片对比陕西境内的长城，充分证明长城的确变了：高变低了，长变短了，宽变窄了，有些长城已经从地面上完全消失。”
在和李生程一起寻找“失踪”的长城时，威廉·林赛对李生程和他所做的工作心生了敬慕之心：“李生程对陕西境内的长城进行系统考察，是13年前以前的事情了。当时做这个事情就了不起了，现在更显示出它的历史意义。他的考察方法很简单，但十分有效，他用自己的方法，把考察时陕西境内的长城的状况完整地记录下来。我相信这些记录的价值和重要性，将与日俱增。”
而早在1996年国内的一位长城保护的权威专家，就给过李生程很高的评价。
1996年6月，榆林文化局通知李生程，中国长城学会在榆林召开年度学术会。“我用一个棕色大人造革的提包，将1000多张照片做成的12本册子，全都背到了榆林。”
多年后，李生程还记得，“中国长城第一人”的古建保护专家罗哲文，看到他拿出1992年拍摄的每一张照片时，都标有编码和文字说明，罗哲文很惊讶。“他仔细询问了我徒步调查长城的情况后，感叹地对与会所有的人说：小伙子搞的很不错，如果都像生程这样，全国的长城保护就能搞好了。”
“在场的专家们都感动地建议，榆林市文化文物单位一定要协助我出版一本关于陕北长城的画册。”李生程当即被吸收成为中国长城学会会员。
此后，直到2012年5月罗哲文去世，李生程再无缘与他见面。可李生程给罗哲文留下极其强烈的印象。
“我出《陕北长城》摄影集的时候，给中国长城学会打了个电话，很快，罗老欣然为我的摄影集提名。”李生程说：“此后不久我给威廉·林赛打电话说了个我的想法，办个‘陕北长城博物馆’，他听了非常高兴，专门跑去罗老家，为我未来的博物馆要了题字。”李生程说：“2007年，威廉·林赛在纪念他走长城20周年时，把罗老的提字，从北京带到了安边。”
背上国旗走长城
2006年5月的一天, 李生程接到威廉·林赛的妻子吴琪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参加国际长城之友协会协助南非组织2006万里长城活动。“当时我正是编辑《陕北长城》的关键阶段，所以很犹豫。”但李生程还是很诧异，其实2005年的威廉.林赛给李生程说起过有个活动，“当时我没当回事，以为说一说就过去了，没想到外国人说话那么认真，反倒我有些措手不及了。”
康兰英等很多人劝说李生程：书什么时候都可以出版，但是错过这次与老外一起走长城的机会，可能终身再不会有此机遇了。
李生程说:“按威廉·林赛最初的设想，我只陪两个外国人走山西、宁夏、陕西境内的长城。5月份到了北京见面交流后，他说，让我陪着走完全程。”明知李生程对陕西以外的长城尚未涉足，为什么威廉.林赛还会有这样的决定呢？“我想，每个他没到过因而不甚了解的地方，都会激发他的好奇心。” 威廉·林赛认为，这样会让李生程在引导别人考察的同时，“把自己的长城事业向前推进一步。”
李生程笑着说：“当时威廉·林赛觉得我有点胖，让我回来先锻炼身体。”
其实促使李生程说愿意参加这次活动的真实原因，还是固有的那种朴素：“这些外国人都对中国的长城都如此热衷，我是个中国人，更应该义无反顾。”
按计划，8月20日下午，李生程在安边的高速公路口与车队会合。到嘉峪关后，他们去火车站接到了威廉·林赛送参加徒步走长城的南非运动员大卫和布拉姆等四人。“大卫告诉我，他们俩打算跑步考察长城。” 威廉·林赛说：“他们俩是为了给南非嘴裂儿童筹款。方法非常简单，只要跑，就能筹到钱。”
▲在万里长城第一墩
2006年8月24日，李生程作为专家向导，带着南非两名运动员,和奥地利保健医生、摄影师,中方的队长,翻译、厨师和司机总共十人由嘉峪关附近的讨赖河出发，沿明长城东行。
“威廉·林赛知道我的经济十分拮据，给我工资最高的。” 李生程说：“我主要负责规划行走的路线、拍照和摄像。”在北京的时候，李生程新添置了佳能750卡片机和手持小型DV机。
外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的自我、长途跋涉带来的身心疲惫、甚至路途上脚部受伤后的伤痛，都是李生程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徒步走完长城后，大卫和布拉姆对李生程赞不绝口：“长城已经溶化在李生程的血液中，他自己也已经融入长城。”
途中的每一天李生程都要做《今日记事》，活动结束时，他记了4万多字的两大本日记。“在整个行程中我画了21张路线图，拍了50个135胶卷，1800多张照片,拍了10000多张数码照片, 拍了18盘DV录像带。”
李生程的博物馆中收藏着，当时走长城时穿的军绿色的万人签名服,还有一面签满字的国旗。“我就背着这面国旗走完全程的。”一路上只有到了一个地方，别人准备休息，他的第一个任务是找到当地的邮局盖上当地的邮戳。
2006年12月15日，身插着南非和中国国旗的大卫和布拉姆，从角山长城跑到了长城的山海关老龙头时，考察队所有的人欢呼在了一起。这次历时120天的行程，途经了九个省区，一共走了4528公里。李生程把盖满了邮戳的中国地图赠给了大卫和布郎姆，“两个老外把他们穿得运动鞋留给我做纪念。”
在《陕北长城》一书出版发行后，李生程就开始筹划《背上国旗走长城—中外联合万里长城行纪实》的出版。李生程说：“当时我就想把这本摄影集，当作是我献给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礼物。”
陕北长城36堡
面对面听李生程讲着30多年来他与摄影、长城的种种，其实远比不上家中四周墙上，挂着的那几幅长城的摄影作品，带给人的冲击力、穿透力和震撼力强，他自嘲自己：太不会表达情感了。
问起他：一个面对夕阳西下渺无人烟的大漠中，长城的烽火台凄美而雄壮地立在那时，是什么感受？他无言地沉默了……这一刻谁也剥开内心真实的情感，抑或是他无法表达出内心的很多东西?不得而知了。
呆在陕北安边小镇上的李生程现在有很多种身份，既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又是中国艺术摄影学会、民俗摄影学会会员，他还是陕西收藏学会会员，因为摄影和长城，他得过的各类奖杯、证书无数，全被他扔在博物馆的角落里蒙尘。他的博物馆收藏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民间收集到的很多民俗的东西，“后来我拍长城，就以收集与长城有关的东西为主了。”为了自费筹建他心目中的陕北长城博物馆，李生程和妻子吃尽苦头：“冬天年关跟前，我们就卖烟花和炮；有庙会，就去买香纸；夏天卖冰棍饮料。”安边镇李生程家的二楼就是他的陕北长城博物馆。“本来我想去年夏天博物馆就能对外开放了，结果岳母病重，只推到今年春节过后就开幕。”
了却了一个又一个愿望后，李生程又心生了新的想法：“明时的延绥镇基本就包括了现在的榆林，共在这段长城修建了36座城堡，如果说陕北长城上‘项链’，36堡就是串珠，所以我一直想拍一部陕北长城的电视大片。”李生程的想法萌芽于他看到电视纪实片《大秦岭》时。
2007年为编辑出版《陕北长城》一书时，李生程找到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赵硅教授。“我们那会也胆子太大了，开个奥拓车，那都敢去。”在临近出书的时候，李生程带着赵硅从东到西补拍了榆林卫36堡。“有天开车差点掉下崖去，沟底下深不可见”，李生程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
赵硅住在李生程家中数日，“赵教授说他是通过我也成了长城专家。”赵硅跟着李生程考察完榆林境内的这36个长城古堡后，对李生程的想法非常支持：“再不拍，这36堡也可能就没有了。”
“2009年我把写好《陕北长城36堡》脚本，送给了当时榆林市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 李生程曾担任过王全安导演的电影《惊蛰》的副导演，2005年还编导拍摄了《治沙英雄石光银》的电视片，所以他对拍摄影视作品非常熟悉。
“我和《大秦岭》的导演康建宁都联系的差不多了”，李生程说：“不料突然得了脑梗住了院，一病就是两年多，这事就耽搁下来了。”错了最佳的时机，再重拾此事，已经不是李生程所能掌控。
“我想等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以后，就去把36堡重新拍一遍。”李生程说，这是他现在唯一想做事了。
威廉·林赛在《陕北长城》序言最后写道：请允许我作这样的猜想二十年或五十年以后，到陕西黄土高原和沙漠中游览的人们将随身携带李生程写的书和照片。不过，欣赏李生程的巨大努力之余，他们怕是再也看不到1992年李生程为之奋斗的长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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