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国立艺专在建国之后改名中央美术学院，我一气在这个学校读了四年半的书，连同抗战时期读京华美术学院，可称为“美院三度”。
徐悲鸿师是写实派的大师，特别是解放后学校里来了一些从老区来的美术家，再加苏联的影响及功利主义意识，学校特别强调画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及领袖像，强调写生、素描、解剖。因此，我放下文人画，在素描、水彩、油画上又下了一番功夫。但这是很不情愿的。记得我们学校参加开国大典的游行时，我糊了一个灯笼，用草书写了口号，並画了几笔文入画，同学们为此还奚落了一番，说“这是八大山人笔意，可就是不合时宜”。再如作油画吧，我常在画面上题上一行字或诗，因为我对中国传统的诗、书、画太痴迷了，积习难改。再说，我在班级里是带艺进修。类乎“研究生”的资格，有的同学改我的别号“夜泊”为“狂伯”，谑称“颠倒狂伯”。大概徐悲鸿师觉得我的别号太书卷气，曾改作“夜帕”——夜幕上的帕米尔高原的意思。
1953年暑假前，我结业了。徐师说，本来应留我在学校任教，但墨画一科已不是发展方向，蒋兆和、黄均、叶浅予、李可染等老师都在探索顺应时代的新路子。就这样，我被分配到天津大学的美术教研室，从此，我算正式走向了社会。毕业之前，我曾要求参军，因为身体条件限制未获批准。
在天津大学任教之余，我兼到天津市工人文化宫为工人美术班讲授书画，还和著名木刻家马达组织了一个砖刻艺术研究组，同一批青年学员一起研究传统艺术。我曾为青年爱好者讲授汉画像石和砖瓦文字，马达则用方砖刻制屈原、杜甫像以作示范。马达先生早年曾投入鲁迅所倡导的木刻运动，同鲁迅相识，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担任过教授。在相处时，他爱收藏古器、怪石、古董。这个艺术研究组颇有成绩，一些青年人成了篆刻家，有的学员写出了砖瓦文字及铜镜铭识的专门著作。
在天津的另一位书画友人是赵佩瑶。他专攻“三公山碑”。藏有王铎所写的草篆《说剑篇》，计12大屏，书风奇伟，很多鉴赏家也不敢定其真伪。黄绮教授当时在河北大学任教，他在读西南联大时，从闻一多先生研究文字学，深于训诂，有一个阶段我们在一起研究书法理论，唱和诗词。
在天津任文史馆馆长的王襄老先生，是我素所仰慕的第一代甲骨文学者。他先住在天津城里的“十字中心”，我第一次拜访他时谈起他据以考证滕县汉画像石，还是我少年的手拓，王老笑道：“无怪当时就感到拓工不精，原来出自你们少年之手。”老人致力书法，特擅长于“毛公鼎”及“魏碑”，他的《簠室殷契征文考释》就是用“魏碑”碑意的小楷字写成。我们订交以后，曾有组织天津书法研究会的构想。为此，我受命到北京书法研究会找郑诵先先生联系。后因会址、经费等原因未能成功。王襄老先生不长于言辞、交游，晚年下肢瘫痪，但仍然每日坚持读书、写字。老人不同意我在书艺上的追求，说：不守旧法的作品容易火气，不能脱离古人的碑帖。他迁移到和平区睦南道居住后，我和马达时常前去拜候、请教。他的弟子中，最出色的是陈邦怀，长于汉简。王襄老先生逝世后，陈邦怀接任文史馆馆长。
六十年代，天津武清县出土了《雁门太守鲜于君碑》一通。我曾多次带领跟我学书法、绘画的学生前去观看、研究。碑阳写得端肃严整，而碑阴则较为流畅跌宕，结体和字型有些近于《张迁碑》，可为《爨宝子碑》的由隶而楷之先型。天津艺术博物馆的古代书画作品如范宽的《雪山寒林》、赵子固的《水仙长卷》、赵子昂的《洛神赋》、陈道复的书法佳作，我都借生活在天津的方便，反复鉴赏、观摹。再加自己的兴趣无年节、无假日地沉浸于绘画与书法之中，终于将自己的居室命名为“己出楼”。王襄老先生生前曾为之题额。
“己出楼”来自韩愈“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为剽贼”之句。又撰《我画我画歌》，声言：“前人若已有，何必要我在?姓氏越百种，一姓乌能代，我画即我姓，我写我所爱。牙慧不欲拾，凭人说好坏，酌古亦量今，会中复融外……我为鸣蝉飞，留画为蝉蜕。我仅似前人，如负前人债。我欲胜前人，今人又不耐。人言我似某，我闻惭自悔。人或有似我，我劝弃之快。”这是我向书画界同行宣布：我要从师承、借鉴阶段，转向表达一己之心性。
我特别喜欢老庄的哲学。如《庄子》的“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列子》的“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些话道出了东方美学的精华，表现了艺术的主体精神，因刻闲章一方“不为造化小儿所困”，决心给自己的心灵以超越之精神，以表现外在之新境。
我的己出楼成了诗朋画友与我切磋艺术的地方，我常向青年求艺者说：“我本是学无常师的人，有兴趣学我者，不要学我之面目，而应学我之所学。”
閱讀更多 彭門創作室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