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夢影
在北京市順義區，羅世偉絕對是家長中的異類。這裡以出產專注帶孩子的“順義媽媽”出名。兒子上學這幾年，他在家長裡從未見過同類。他猜測那些爸爸“都忙著賺大錢去了”。
中國家庭的一個傳統是“男主外、女主內”：一天開啟之時，父親們推開家門走向工作和社交，正如雄性離開山洞尋找食物和夥伴。
但這不是羅世偉的早晨——他的角色是全職爸爸。早上7點，他的首要任務是把上小學的大兒子餵飽、穿戴停當，送上校車。兒子蹦蹦跳跳的身影消失在黃色校車門後，剛過3歲的三胞胎女兒的清晨戰役又開始了。
4個孩子的家裡，隨時都可能發生破壞或建設。積木搭建成城堡；友誼突變為爭端；一餐飯完結又要準備新一餐飯；剛剛收拾過的房間，不一會兒彷彿又經歷了一場爆炸。
父親的角色外延正在擴展。他已經不必是刻板印象中養家餬口的人。一個父親般的意象甚至不必與性別和血緣相關。現代神經認知科學顯示，父親激發的情感反應能在孩子的腦電圖和核磁共振圖顯示出來。
而在順義的這個家庭裡，這個男人正在努力摸索作為父親的內核。
選擇
這是羅世偉捨棄全職工作的第三年。除了每週有一兩天需要處理和自己創業項目有關的事情，他的時間屬於家庭。
羅世偉說，自己沒有什麼“偉大的犧牲”，“普通人嘛，每一步都在找當下最划算的選擇，被生活推著走，轉頭才發現自己到了現在的地方。”
三胞胎的到來帶來了第一個選擇。羅世偉接到妻子短信時正在上課，他報了北京大學的一個在職研修課程。短信開頭是“你不要緊張”，跟著是一張B超圖片，沒尾巴小蝌蚪似的3個小傢伙擠在一處。那是他的女兒們，個個都健康。
他在未名湖邊坐了一中午，孩子帶來愛，也帶走錢和時間，他不知道怎麼選。醫生建議實在為難可以只留下一個，他問：哪一個呢？
分散在祖國各地的大家庭成員加入了討論。最終，90高齡的祖母的喜悅給了羅世偉夫妻決心。聽說三胞胎重孫女的消息，老人從躺椅上跳了起來，揮舞雙手，高聲唱起了少年時代學習過的《兒童團團歌》。
3個女孩出生後近一年，一名家長留在家中照料的需求變得格外迫切。
羅世偉夫婦幾乎沒有太多討論就達成了共識：在國際學校分校做中層的妻子保留工作，羅世偉暫停自己的創業項目照顧家庭。
他們已經算好：教育的機會比收入要有價值。教師家屬能享受學費的折扣福利，入學也有優先權。4個孩子都沒有北京戶口，妻子就職的國際學校是他們面前最有吸引力的教育選項。
在“一切為了孩子”的方針指導下，羅世偉的父母和岳母從四川和浙江老家來到北京，每人負責一個女孩的具體起居。出於管理方便和女孩們感情的因素，3位負責人互相不調換任務。羅世偉主抓兒子的學習，充當了家庭團隊有序運轉的主軸。
羅世偉決定迴歸家庭的那一年，更多家庭作出了與他不太一樣的選擇。當年，中國下一代教育基金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兒童國際夏令營”中國總部等聯合發佈的《中國家庭教育現狀》白皮書稱，父親主導孩子教育的中國家庭不到兩成，父親介入家庭事務的比例也遠遠低於母親。同時，有相當數量的孩子在經歷隔代養育。
每天早晨，羅世偉帶3個女兒去公園，附加3個小書包，3個水壺，乾溼紙巾、零食、玩具若干。3個小孩嘰嘰喳喳，整體前進的同時圍繞他做天體運動，他則不時將脫離軌道的某個拉回來。外出後是室內項目，唱歌跳舞——中文歌英文歌均有，讀繪本，玩玩具，然後才到午餐時間。
他不喜歡讓三胞胎有一樣的穿戴，“她們是3個不同的個體”。很多時候，這個家長剋制地做著兒童世界的見證者，而非主導者，讓小孩自己解決問題。一架藍色玩具飛機曾引發大姐和二姐的激烈矛盾，她們一個暴躁，一個敏感。大姐不耐煩，率先放棄，而沒人與自己搶奪顯然也削減了二姐的興趣。作壁上觀的小妹適時入局，成為小飛機最終的主人。
客居他鄉充當育兒勞動力，父母輩碰撞在同一屋簷下。羅世偉的爸媽出身農村，而岳父母家久居城市，雙方都在磨合生活習慣。他需要兩邊說好話。老人最易愧疚，小孩偶有磕碰都讓他們自責，也總擔心自己跟不上當前的育兒新理念。他又不時要做他們的鼓勵師。
最麻煩的是和孩子生活相關的無數個選擇題。他長駐家中，總做法官，給出的說法從來都是“都好”“都行”。“家裡的問題，最大的麻煩就是不止一個正確答案。”羅世偉想得挺明白，“選什麼都差不了太多，人舒心才是最重要的。”
這是他10年前考到北京的大學時完全想象不到的生活。夫妻倆雙雙通過高考跳離出生地，一步步躍遷，夠著了“中產的中低層”。
他的背後是一個正在興起的群體。瑞信發佈的《2015全球財富報告》顯示，在中國，人均擁有財富5萬至50萬美元的成年人達1.09億人，佔全國成年人口的11%。在這個收入區間裡，中國的人數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都多。
這個群體呈現出對教育分工的全新態度，甚至不再拘泥於“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構成。2016年，艾瑞諮詢調查了1015位家庭年收入在人民幣30萬至50萬元的家長。他們之中，父母共同負責教育、母親負責教育、父親負責教育的比例分別是27.3%，42.7%，30%，幾乎三足鼎立。
算計
至今，南京40歲的陳塔（應受訪人要求化名）做全職爸爸10年了。
他有兩個孩子，男孩讀高二，女孩讀初三。兩個孩子一早就上學，妻子上班，早7點到晚6點，他支配整個家。
只有全家的晚飯讓公寓短暫熱鬧一陣。孩子們又進入各自的房間，關上門，做作業，偶爾也打遊戲。他和妻子壓低電視的音量看一會兒。
公寓靠近“南京市第二好的高中”，方便長子上學，100多平方米。書櫃置於客廳，人人可以翻閱。沒有書房。因為他在哪裡讀到過，書房是男人逃避生活的地方——“也不真看書，就鑽進去，小孩哭聲、老婆做飯的油煙都不管，飯端上桌才出來”。他不允許家裡有這樣地方。
但他並不嚴格反對此類行為，婚後20年的歲月裡，他也有坐在車裡不立刻上樓的時刻。不過，待夠一首歌的時間，“差不多就行了”。
在家這10年，他在廚房的地位已無人可撼動。他下館子嘗兩口，回家就能復刻出一樣的菜。炸雞是家中餐桌上一道“較為簡單”的料理。“只需要”買好雞脯肉，擀麵杖錘松，與米飯、蒜泥、酸奶、一點日式醬油和白胡椒同入塑料袋密封，醃製至少半小時，兩面蘸麵包糠，下油鍋。最好有廚房溫度計，油燒熱到170攝氏度，再維持在160攝氏度。佐餐可以有包菜，一瓣檸檬。
“爸爸，你能不能不要再做炸雞了。”兩個孩子有一天和他攤牌，“你這樣我們永遠沒機會點外賣。”
陳塔說，他迴歸家庭，其實就是一筆經濟賬，可兼任“廚子、司機、家教、保姆”。在南京，這些職位單獨一個都意味著每月5000元以上的支出，“上不封頂”。“況且我比他們做得都要好，教育程度擺在那裡。”陳塔說，“而且，畢竟是自己的孩子嘛。用心程度就不一樣。”
職位的背後是剛需。陳塔說，“因為素質教育”，大部分學校下午三四點就下課，“996”工作的家長正常上下班根本無法接送。已經不是過去年代，他認為“沒有人敢”讓小朋友脖子上掛著鑰匙自己走過城市的紅綠燈口。
陳塔兩個孩子的同學家庭中，一些真的僱傭了這幾類人。有的家庭在追求同等效果時採用自己人節省開支。上一代充當了馬前卒，也漸漸顯示出不足，“教育理念太落後了”。妻子是緊跟著頂上的。陳塔兒子的班上，全職太太佔了家長的三成。羅世偉熟悉的家長裡，則有一半以上是全職太太。
上海松江，女作家毛利和他的丈夫陳華椋則達成了“爸爸回家”協議。那是2018年的一個週末，夫妻倆相對坐著，一人一臺電腦工作，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話。毛利的一本書剛剛賣掉了版權，收入100萬元，“有底氣過一點自己想要的生活”。她提議，不如丈夫辭掉工作回家全職帶小孩。
陳華椋不假思索說“好”。他以為那是一個玩笑。畢竟，“哪對夫妻平時不開開辭職的玩笑”。毛利又問了一遍。陳華椋從屏幕前抬起頭。
他大學畢業後在一家貿易公司工作，長期與妻子分隔兩地，每月只有幾天回到上海家中。兒子艾文在手機那頭長大，還有一年就要升入小學。父子倆幾乎日日都要視頻通話。其實哪有那麼多話聊，小男孩低頭玩著玩具，間或蹦兩句見聞，陳華椋就看著他玩。
他一直覺得自己有損失。岳母和妻子合力帶娃，他只知辛苦，卻不知道究竟是怎樣的辛苦。“那些辛苦本該也是屬於我的。”他說，“雖然是辛苦，但沒有經歷，人生也不完整。”
他想了一會兒，“最多一分鐘”，然後又說了一遍：好啊。第二天，他坐高鐵回到公司，遞交了辭職申請。
毛利依據陳華椋上一份工作的薪資水平，給他開據了兩萬元每月的全職爸爸“工資”，有需求可以申請追加預算。她覺得這很划算，100萬元至少可以發上3年。這些錢將保障家庭每日吃喝開銷，兒子的玩具和練習本，以及丈夫的勞動付出。
陳華椋忙前忙後時，她心安理得窩在一個角落寫稿不去幫忙。她如今處在傳統故事裡丈夫的位置，她不想像他們一樣，所以“工資”得發厚一點。她曾在自己的文章裡多次諷刺過他們：宣稱養著全家，其實妻子勞動折算的市場價值遠遠高於他們的供給——“算盤也打得太精了一點”。
她覺得，有些人可能天生不適合育兒，比如自己。不如讓合適的人去做合適的事。一個家裡，“有人出錢，有人出力，沒有輸贏”。
焦慮
陳華椋職務裡最重大的一項任務，是籌備艾文升入小學。
夫妻倆希望艾文能進入國際學校。踏入校門的流程和應屆生找工作差不多：準備簡歷，資料初篩、筆試、面試，不僅面學生，還要考家長。陳華椋也像所有求職期的大學生一樣，關注了20多個學校的微信公眾號，以便隨時獲取信息。
艾文被套入嶄新挺括毛呢料子的三件套西裝，拍攝了人生第一張簡歷照片。陳華椋花了一晚寫作800字闡述兒子的優點，這讓作家妻子自嘆不如。在毛利眼中，小小的孩子有時十分難纏，可以為獲得一顆糖手段頻出，且十分擅長與家長理論。對此，陳華椋寫道：最寶貴的是，他經常能指出長輩的一些錯誤……我們用這種方式互相進步。
“我這樣寫，是因為我真的是這樣看他的呀。”陳華椋說。
艾文不愛背古詩，也尚未在數學或寫作上展現出什麼異於常人的天賦。他迷戀了一陣葫蘆絲，堅持夜夜演奏。還有一陣子，陳華椋迷惑於高爾夫少年英才的美夢，向毛利申請了兩萬元報名參加了兩輪相關課程，成功讓兒子學會了揮杆。
小男孩的精力貢獻給了發呆，撿貝殼，堅持在每一趟旅行裡去遍能去的所有海灘。他的熱愛大多與升學無關，包括愛一切蟲子。陳華椋為這份熱愛驕傲，“你知道蝸牛的眼睛長在哪裡嗎？我兒子知道，他觀察得很仔細，畫得也很清晰，就在較長那對觸角的頂端。”
但他還需要說服學校理解兒子的寶貴。國際學校定期舉辦校園宣講，類似公司招聘開宣講會。最忙的時候，陳華椋一週要跑一家學校，參觀校園，聽聽辦學理念，順便分析揣測哪些特質能獲得主考官的喜愛。
有一次，一位校長的演講讓他心潮起伏几乎要大聲叫好，關鍵詞包括“個性”“關懷”“身心發展”。演講結束，家長將負責招生的老師團團圍住，老師開門見山：數學什麼基礎？英文到什麼程度了？練過鋼琴嗎？
更難熬的是面試。孩子們被領去一間大教室，家長則在另一間。孩子們的活動間有休息時段，能看動畫，吃零食，一切都安排得像一場遊戲。而家長們聽著音樂聲和笑聲傳過來，極力辨認著自家小孩的聲音。除了熟人能簡單聊幾句，他們全程沉默，人人盯著掛鐘，他心中兩個詞輪番閃現：“成功”“淘汰”。
似乎一整個新興群體都在為孩子而奔忙。艾瑞諮詢2016年的調查顯示，他們都生活在一二線城市，超過九成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一半以上是中高管理層及專業人士。這些家庭裡，超過一半以上的子女在上課外輔導班，78.9%在子女課外學習上投入萬元以上，而95.7%希望子女能接受“個性化教育”。
愛、金錢與孩子
上海的陳華椋正在努力踏上的升學之路，南京的陳塔已經走到了後半程。
陳塔的長子從小成績不錯，考入了重點高中的提高班。作業又多又難，他見兒子夜夜奮戰到零點後。重點班的家長們維持著疏離的禮貌，兩年間只集體活動過一次，還是學校硬性要求。微信群很少對話，家長們最常見的發言是“收到”。在陳塔看來，老師面對家長多少有些小心翼翼。
陳塔的女兒在一家並非頂尖的中學普通班就讀。在這個班的微信群裡，老師的聲音是“崇高的”。逢年過節，大段抒發的感謝師恩一次性耗費著幾百朵微信表情裡的玫瑰花。有一次，老師在群裡請求幫忙打印材料。幾分鐘裡，已經有3位家長搶先表白自己是最合適的人選。又過了十幾分鍾，一位之前一直沒發言的家長現身：材料已打好，他已開車到了教學樓外，煩請老師出門拿一下。
“其實也是沒有辦法。”陳塔還挺喜歡普通班的這些家長，“都是為了孩子。”他被推選為家委會主席，一學期要組織好幾次聚會。席間熱烈，無話不談，一位愛穿皮衣的老闆堅持要給每個人敬酒。沒有人知道陳塔是全職爸爸，他也覺得沒必要特別表明。
在北京順義後沙峪，整個社區的功能都被簡化成了兩個：上學和睡覺。成排別墅每棟造價可達8位數，少有超過3層，屋頂鮮豔，屋主中不乏明星的名字。千萬房產環繞著的是幾十家國際學校。配套的購物娛樂設施不過寥寥幾家。路標幾乎都是中英雙語。還有1個月才到聖誕節，不少人家已經掛出裝飾彩燈來。
這裡是北京市居民平均收入最高的區域之一，而財富已經作出表率：投資孩子。這裡有自己的節奏：4月底錄取信寄出，在那之前是安靜的競爭，之後是熱鬧的學習。而7月和12月後有一段時間，這裡會突然安靜許多，孩子們跟隨家長離開度假，“開闊眼界”。
接送孩子的家長有的一身Prada，也有的身著看不出牌子的T恤短褲。羅世偉見過一位母親當眾崩潰——她看不懂女兒用英文表達的作業要求。
羅世偉還記得自己上小學時，和小夥伴手牽手，在清晨的霧氣裡走上一個多小時才能到達學校。父母都是農民，不懂為小孩籌劃，只知讀書能改變命運。他的午餐通常是一個紅薯，涼的。
他在後沙峪的別墅群裡租下公寓，要給孩子描畫一番不同的生活。
羅世偉的大兒子在班上成績並不算最突出。一個不到40人的小班按照成績分成了近10個小組，每個小組進度不同，男孩兒從未感到被拋下。他每天的作業包括收集資料研究課題，做好PPT在班級演示，培養科研能力的要求“不亞於普通大學生”。“萬聖節”時，老師帶領著奇裝異服的小朋友，參與雙語派對，要糖果。
也有略感錯位的時刻。假期結束，班裡的小朋友談論著在瑞士滑雪，或是在歐洲逛了一整個假期的博物館。而他的兒子去了一趟九寨溝。
《愛、金錢與孩子》一書中說：調查數據顯示，相對於極高收入和低收入群體，中產階級更傾向於“雞娃”，即給孩子“打雞血”，設定較高的培養目標。這可能是因為，中產階級通過教育深造獲得了社會資源，相信奮鬥，又深感不安。害怕孩子會失去自己努力得來的一切。
這個觀點也讓毛利印象深刻。“可能因為類似的不安定感”，在艾文求學的道路上，她在兩種心情間反覆橫跳。和某個家長聊了兩句，她深感耽誤了小孩，要趕緊抓緊學習。過兩天翻了幾本書，她又恢復了“佛系”心態，要讓孩子有做孩子的權利。“做父母，很多時候要很久之後，才能判斷自己當時做的對不對啊”。
丈夫陳華椋從未陷入過這種搖擺中——“可能她是寫書的，比較細膩。”奔波之中，他下車後總能第一時間找到地方“快快樂樂地”買一根酸梅棒冰，連同焦慮時刻一起化掉。
角色
本世紀家庭關係研究中著述最多的理論之一是父親在位理論。研究指出，高質量的父親在位，涉及與孩子的情感、表達、教育指導、身體互動等一系列方面，通常還與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員有著良性關係。一個優秀的父親，面對問題要首當其衝 （before the other）又觸手可及的（at hand），總是在場（in attendance）且能起到實際作用的（his existence）。
如果陳華椋正走在通往這些優秀品質的路上，那麼搬家可以算作是一座里程碑。搬家前夜，他一個人躺在新家裡，激動得一夜未眠。
他們一家搬離了與岳父母同住的郊區大房子，住進了一套小公寓，租的。在原來的房子，做兒女的職責是接受無窮無盡的饋贈。艾文的三餐捧到嘴邊，30歲的毛利甚至會得到關心：吃魚小心刺啊。
房子外是松江區，“上海之根”。毛利的鄰居里，女孩從臨近大學拿到文憑，通常會在本地小夥子中挑選一番，比對過雙方手上的房本車本，相夫教子。毛利是個不太一樣的本地女孩。她身高過1.7米，短髮，站起來很有氣勢。她嫁給了一個福建男人，現在還給他開工資。
福建男人陳華椋搬入新家後，終於可以實施他一直心癢的一項工程：教兒子洗澡。艾文懼怕蓮蓬頭灑下來的水。陳華椋於是建議他佩戴護目鏡進浴室。鏡框是綠色的，小男孩最喜歡的顏色。他護衛在旁。
最開始的一段時間，每一次熱水從頭頂襲來，艾文都會大叫：爸爸！
陳華椋說：你自己能行！
他們保持著隨時翻船的友誼。陳華椋願意陪兒子在海灘挖上幾個小時的沙子，也最懂他的心思。艾文使盡手段買上好幾盒鮮肉月餅卻咬兩口就放在一邊，只有陳華椋看出他是為了要月餅盒子做紙船。
輔導作業時，陳華椋不得不一再控制自己的脾氣。丈母孃探視時趕上，在旁假裝經過好幾個來回，戰戰兢兢問女兒：是不是太兇了。毛利自己親身上場過一次，在兒子第20次擦橡皮擦掉沒錯的地方時破功大吼。陳華椋幽幽說，其實我每次都能忍到第50次。
他還沒忘了自己“員工”的身份。每天夜裡兒子睡著，他會回顧一下這一天的工作。如果兒子哭著說了“我再也不和爸爸做朋友了”，那麼這是客戶的負面反饋，他會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該有所改進。
他始終沒和在福建老家的父親細緻討論過自己全職爸爸的身份。他知道老父親並不支持。
今年4月，艾文被一所不錯的國際學校錄取了。促使陳華椋做全職爸爸的最大任務完成，他還想繼續做下去。
閒暇時，他和同住上海的幾個全職爸爸規律聚餐。席上幾乎都是外國面孔。大家聊足球、明星，不聊小孩。小孩已經佔據生活太多了，況且，男人聚會，聊天本來就是酒菜的陪襯。
在北京，羅世偉最近常常想自己的事。做全職爸爸似乎正趕上他30歲的人生轉折點，好像是正需要一點改變的時候。他的創業項目正有一點起色，但後沙峪鄰居的富貴似乎這輩子也與他無緣了。
“我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呢？”這個男人想不到。但他又想，如果兒子能想明白這個問題，這或許就是自己作為父親生活的意義了。
父親的權威曾經貫穿了陳塔的整個青年生活。他決定了陳塔的高考志願，為他提供了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在他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後幫助養育，開始把控住孩子看電視的遙控器。
那是個極有決斷的男人，在黑龍江省的一個三線城市，把握住改革的機會，從小工人一步步奮鬥成廠長，供養妻兒。他所在的飯桌鴉雀無聲。長大後，陳塔試圖與他對話，都以失敗告終。
陳塔的生活重啟於年過三十後的搬家，從黑龍江到南京。後來，在南京的飯桌上，陳塔成為一個囉嗦的爸爸。任何話題他都會發揮上至少15分鐘，說到兒女覺得煩。
在老家，他曾覺得自己生活在“楚門的世界”裡，一切故事從開始時就已經定好了走向,男人該什麼樣，女人該什麼樣，都規定好了。身邊的男人畢業，走進有限的幾家工廠。在差不多的年齡結婚，父母已經在同小區準備好了婚房。上班做相同的勞動，下班後走進差不多的幾家酒館，甚至“在差不多的年紀開始痛風”。孩子在父母成長之前就來了，有時候甚至長期養在祖父母家裡。
大兒子即將高中畢業，想要出國留學。陳塔全力支持，“哪怕賣房子，夫妻倆剩餘的錢租房子也夠了”。至於留學的學校，孩子自己有主意，陳塔也左右不了。再過3年，女兒也會離開。
他最近的興趣是做麵包。麵糰蓋著布發酵，等一兩個小時，冬天要更久一點。
他不斷嘮叨，提醒兩個孩子不要限定了自己，人生有很多種可能性。他念得太緊，一刻也不忍休息，“好像也給了孩子很大壓力”。
有時候他會在自己身上看見父親，一個暴躁的、著急主導的男人。他深吸一口氣，把他藏回去。
陳塔的微信名是“卡卡爸”。“卡卡”是他家的狗，10歲了，上了年紀。它曾是陳塔初到南京時送給孩子們的小玩伴。這隻拉布拉多犬如今的生活大部分由睡眠組成。陳塔的拖把戳過來，它就迤迤然升起鬆軟的肚皮，輕抖金毛，移至幾步遠處趴下。拖把再來，再挪幾步。
總有新加上微信的人禮貌地詢問“卡卡”的成長狀況——以討論孩子迅速拉近關係，是當代社交的通用手段之一。
“孩子總有一天要離開的，狗才會一直陪伴你。”陳塔跟他們解釋。
本文由中國青年報獨立出品，首發在中國青年報客戶端及頭條號，加入樹木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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