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錢穆生平的讀書人，都知道他1949年曾在廣州私立華僑大學任教，但這所大學位置何在、樣貌如何，可以說沒有人知道。得廣州文保志願者彭敏明之助，筆者確認廣州華僑大學的舊址，就在廣州海珠區沙園“永泰別墅”。
華僑大學圖書館，即永泰別墅“紅樓”
錢穆為何屈就華僑大學
廣州私立華僑大學1948年夏才在廣州成立，籍籍無名，歷史既短，學生素質也參差不齊。錢穆1930年已是北大教授，其著作《國史大綱》被教育部認定為“部定大學用書”。以他的聲望資歷，跑到廣州華僑大學任教，真是屈尊俯就、降格相從。當時，廣州有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兩所名牌大學，此外，廣東國民大學、廣州大學也有較長曆史，錢穆不向這些有基礎的大學求職，偏要跑到新成立的華僑大學，這個奇怪舉動，至今沒有人能給出滿意解釋。
錢穆在廣州華僑大學時期，結識培正中學教師羅慷烈（羅忼烈），隨後成為終生摯友，按兩人共同學生葉龍的說法，“極可能是唯一的知己”。羅慷烈（1918-2009），廣東合浦（今屬廣西）人，1940年中山大學中文系畢業，留校當助教，抗戰勝利後回到廣州，任教培正中學，並在華僑大學兼課。1949年，羅忼烈任教香港培正中學，再轉任羅富國師範學校、香港大學教師。錢、羅兩人都喜愛古典文學，有許多共同話題。更重要的是，錢穆在廣州、香港交往的人物，不是官員、同事就是學生，不免拘束，唯有羅慷烈屬於純粹的朋友，可以無所不談，葉龍的說法有一定道理。在《緬懷錢穆先生》一文中，羅慷烈寫道：
當年公立大專教授拿的薪金，實際不夠溫飽，而僑大以港幣發薪，水漲船高，十分可愛。校址在廣州市的河南，有宿舍，環境幽靜，但遠離市區，交通也不方便，因此錢先生和我都很少留宿。我在市區本來租有一層小洋房，有客房可以下榻，錢先生出市時常常住在這裡；我們晚上喝茶、抽菸、談天、下棋；白天逛書店、遊覽廣州的古蹟名勝，看望朋友。（葉龍：《錢穆老師寫給慷烈師六十封信讀後》，2014年4月30日《深圳商報》）
至此，錢穆屈就華僑大學的原因已水落石出。1948年國民黨政權發行金圓券，隨後即急速貶值，拿固定薪水的教師迅速降至赤貧。華僑大學雖然剛剛成立、規模不大、沒有名氣、設施不全，卻有一個誰也比不上的優勢，就是用港幣發薪。金圓券、廣東省紙幣的購買力每天縮水，只有港幣購買力不僅穩定還在升值，這就是羅忼烈所說的“水漲船高，十分可愛”。羅忼烈任教的培正中學，為教會創辦的名校，同樣是用港幣發薪，用這種辦法吸引高水平教師。
培正中學坐落在廣州東山，這個地區由教會、華僑開發，有小洋樓800多幢，居住環境優越。羅慷烈說他在市區租了一層小洋房，應該也在東山一帶。華僑大學位於河南（今海珠區）相間，交通不便，錢穆每次在市區停留，都住在羅慷烈租用的小洋房。
羅慷烈
王淑陶辦教育百折不回
華僑大學校長王淑陶（1907-1991），在今天的大陸寂焉無聞，大概只有一些港澳海外人士還記得他。論起中國華僑教育，他卻是響噹噹的角色。錢穆居港時期主要住在沙田，跟王淑陶率先在沙田辦學有直接關係。
王淑陶
王淑陶，廣東中山石岐人，父王詵，字灼三，為清末很有實力的僑商，曾牽頭建設“香洲商埠”（今珠海香洲），於1909年8月14日開業。王淑陶畢業於國立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前身），一直從事教育工作及哲學研究。受其父影響，王淑陶對興辦華僑教育一直情有獨鍾。
王淑陶有感我國華僑高等教育尚付闕如，說動他父親王詵捐出財產二十多萬元，在香港設立華僑學院，呈請港英當局、國民政府教育立案，於1938年秋正式成立，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樹人擔任校董，王淑陶出任院長，設中國文學、商學、新聞學、社會學4個系。這是香港第二所私立大專院校。
1939年秋，華僑學院奉國民政府教育部令，改名為香港華僑工商學院，停招文學系，增設會計系、土木工程系。1940秋，國民黨CC系曾養甫出任院長，增設化工、機械兩系。1941年底香港淪陷，師生內遷，1943年在廣西柳州河北琴園覆校，聘司徒美堂等人為校董，院長翟俊千，王淑陶任常務董事。1944年秋遷四川江津，次年秋再遷重慶，王淑陶復任院長。抗戰勝利，教務長袁稅伯率部分師生返港覆校，留川師生將渝校重組為重華學院。1947年春，王淑陶返港，遷校於新界沙田車站附近一座“八角樓”（何東樓），並添置宿舍等設施，呈欣欣向榮之態。（1950年《香港華僑工商學院畢業同學錄》）
沙田“八角樓”
廣州私立華僑大學
工商學院回港覆校後不久，王淑陶萌發了創辦華僑大學的念頭。他把校務交給教務長袁稅伯，本人一直在南京、上海一帶活動，遊說教育部，終於得到批准，於1947年成立改設大學籌備處。
6月9日，《香港華僑工商學院校刊》發佈“本院籌備就緒改大”消息，稱：“本院以華僑子弟來學者日眾，而每年畢業生又盡為各地僑胞爭先羅致，供不應求，加之本院素以分擔世界學術研究、發揚祖國文化為己任，若只以工商兩院作育人材，實感未足以應需求，乃決定增設文學院，擴充為華僑大學。自去年成立籌備處以來，各項計劃均以次第完成，校址亦擇定深圳羅湖……本年暑假，文、工、商三院將同時招生。”
王淑陶最初的計劃是將校址設在深圳羅湖，可能是考慮到沙田、羅湖相距甚近，便於管理，一些教師可在兩邊上課。籌備處向廣東省財政廳申請，要求借撥深圳又生公司原址以籌建校舍，可惜這個如意算盤落了空。財政廳引據《清查各縣市公有款產規則》第十六條“縣市管有之一切公產，除公用外，應以獲得最大收益之方法利用之”，稱“現香港華僑工商學院，既非國立、省立，撥借公產為私立學校使用，核與規則不符”。（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財政廳檔案）被財政廳拒絕後，王淑陶決定將校址設在廣州。
私立華僑大學設於廣州河南沙園，1948年夏秋開始招生，計劃招生人數：文學院150名，工學院80名，商學院150名。（1948年7月22日《廣東商報》）
華僑大學示意地圖
刊登於1948年8月19日《廣東商報》的招生廣告，言明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月廿五日”，考試時間為8月26日，借用中山大學附中（今廣東省實驗中學校園）進行入學考試。廣告註明，校址在“河南鳳凰崗沙園（梅園附近），上課時校車直達”。9月16日，招生考試放榜，17日開始一連三天為新生註冊日期。9月24日，華僑大學介紹教授陣容，特地指出“並聘定錢穆教授，南來講學”。（1948年9月24日《廣東商報》）由此推測，王淑陶這個時候已通過唐君毅與錢穆聯繫，並得到某種承諾。
據1949年第一期《華僑大學校刊》記載，校長王淑陶，校務秘書趙冰（香港大律師），教務長岑麟祥（語言學家、原中山大學教授），訓導長余文照，教務長戴詩成，文學院院長錢穆，法學院院長曾如柏，工學院院長冼榮熙（代），商學院院長徐佩昆，中文系主任唐君毅，教育系主任謝扶雅，經濟系主任吳文暉，商學系主任李權時，共有教授80餘人，可謂陣容鼎盛，濟濟多士。
校刊為吸引學生報名，將校址附會於廣州古老傳說的“素馨斜”。相傳南漢皇帝劉鋹有一妃子名“素馨”，身後歸葬此處，墳頭遍植廣州名花素馨花，其地遂名為“素馨斜”。其實據文獻記載，“素馨斜”在城西，與河南無涉。撇開附會，此地又確實跟素馨花有關，沙園村隔壁的莊頭村，是廣州著名的素馨花產地。
華僑大學地處河南腹地，來往市區（河北）較為不便，學校專門為師生開設校車、校船。校車從市區文德路開出直達校門。若搭乘校船，則是先到河南鳳安橋上船，沿馬湧前往，“春水碧波，一舸容輿，夾岸老樹低垂，漁舍錯落，比之荔灣，猶擅清靜，舟行約二十分鐘，抵馬湧橋，平疇芳野，一碧無際，校舍分佈於數百畝之廣大郊原間，大小十餘座，樓宇巍峨，莊嚴偉麗，洵勝地也！”
學校建築，據校刊介紹，除總辦事處外，有禮堂、文學院法學院辦公樓、工學院商學院辦公樓、圖書館，學生宿舍有綺園、端園、白屋等。圖書館為一座“二十餘井寬三層洋樓”。
儘管第一期校刊有這麼多文字描述，並不能從中確定華僑大學的精確位置。近日，筆者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參觀“百年僑刊·集體家書——廣東僑刊鄉訊創刊110週年文獻展”，得以翻拍到華僑大學第二期校刊，上面有兩張照片。
華僑大學圖書館老照片
廣州知名文保志願者彭敏明看到我翻拍的照片，脫口而出：“哇，永泰別墅舊照！”彭小姐對廣州老建築瞭如指掌，眼神犀利，令人佩服。永泰別墅在廣州文保圈有很高的知名度。2003年，廣州市啟動第四次文物普查，在市委、市政府直接領導下，市委宣傳部撥出專款，成立各級普查領導機構，以街、鎮、村以文化站為中心，歷時三年，出動2000多人，獲得文物新線索3000多條。2008年3月出版的《廣州市文物普查彙編·海珠區卷》，首次正式披露了海珠區沙園的民國建築“永泰別墅”。據該書稱，永泰別墅位於沙園大街，建於20世紀40年代，香港永泰正十字油公司所建，後歸軍閥李福林所有，其母曾住在該處。“永泰別墅”現存紅樓、八角樓兩座，產權歸廣州重型機器廠。紅樓位於今沙園大街37號大院內，八角樓則被隔絕於菩提園小學沙園校區圍牆之中，據說用作學校的教務處。
華僑大學“學藝中心”老照片
“學藝中心”新照片
“學藝中心”屋頂，彭敏明攝
從翻拍的照片看，華僑大學圖書館正是現存的永泰別墅紅樓，“學藝中心”則是現存的八角樓，也即華僑大學精華所在的兩座主要建築，雖有一些改動，仍大體完好，保存至今。
據港報報道，1950年3月1日，新政權接收了華僑大學，學生被介紹到省立文理學院、法商學院投考插班生，優先錄取。（1950年3月2日《香港工商日報》）至此，廣州私立華僑大學結束了一年多的歷史。
經此挫折，王淑陶依然不灰心，轉而在澳門重建華僑大學，1950年秋季開始招生。（1950年9月3日香港《華僑日報》）澳門華僑大學也可以說是中國第二個華僑大學。然而限於當時各方面的條件，這所大學據說在維持幾年以後也被迫停歇。
從“僑大”到香港中文大學
錢穆在香港創辦亞洲文商學院（1950年3月改稱新亞書院），充分利用了華僑大學、華僑工商學院的資源，這一點，他本人從來不說。
1949年5月27日，廣州《民大日報》（國民大學所辦報紙）報道，“華僑大學下期亦遷香港。”6月7日晚，錢穆、唐君毅由華僑大學主任秘書趙夫婦冰陪同，乘船赴港，在趙家住了幾天，然後遷入沙田華僑工商學院。（唐君毅：《趙蔚文先生二三事》）錢、唐、趙遷港，最初是華僑大學撤退計劃的一部分，即將教職人員歸併到香港華僑工商學院。後來，錢穆隻字不提他赴港與僑大的關係。
學者蘇克勤稱：
1949年6月7日晚，錢穆、唐君毅與趙冰夫婦等安全抵達香港。……兩天過後，錢穆得與好友張其昀相晤。此時，張其昀告訴錢穆說，他正擬與謝幼偉、崔書琴、吳文暉等在香港籌辦亞洲文商學院，力邀錢穆等人加盟。此時的錢穆，剛剛結束了在大陸的執教生涯，這不但是他後半生在港臺地區漂流之旅的開始，同時也是他人生中的又一個重大的轉折點。其實，錢穆此次從廣州出走香港，實在是迫不得已。在錢穆心中，自己的政見與當時大陸的主流趨向不太吻合，而其學術風格則又與主持臺灣史壇的傅斯年等人相左，大陸、臺灣這兩個地方雖好，但均不是自己理想的容身之地，所以他也就只能暫時屈居於彈丸之地的香港了。（《院士世家：錢穆·錢偉長·錢易》第73頁）
跟錢穆一起創辦亞洲文商學院的唐君毅、趙冰、謝幼偉、吳文暉，都是王淑陶請來的華僑大學教授。王淑陶還一直給錢穆和唐君毅提供宿舍。8月6日，工商學院沙田老校舍被港府徵用，王淑陶安排他們住到華僑中學，並迅速在沙田白田村重置校舍，安排錢、唐兩人於9月14日入住。（《唐君毅日記》上冊第21-23頁）在港辦學初期，錢穆充分地利用了王淑陶各方面的資源。
唐君毅
1950年冬，新亞書院經費捉襟見肘，錢穆專程赴臺北求助，次日一早由張其昀陪同晉謁蔣介石，蔣垂詢新亞書院事甚詳。不久，“總統府”秘書長王世傑告知，每月由“總統府”資助新亞書院港幣3000元，這個數額足以支撐新亞基本支出。王世傑又告知，萬一香港有變，“政府”派船去港，新亞書院人員可獲准第一批赴臺。（《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1冊，299-301頁）
世人至此應該明白，新亞書院從創辦、維持以至制定應變計劃，都有蔣介石、張其昀在背後支撐。1954年，新亞書院得到美國方面資助，才不再接受“總統府”撥款。錢穆創辦新亞書院，得到多方助力，把功勞歸於錢穆一人並不公平。除張其昀、王淑陶、唐君毅外，新亞書院總務長張丕介是徐復觀所辦《民主評論》總編輯，對新亞的維持與發展貢獻良多。正如徐復觀所說：“民國卅八年，唐先生來港，與錢賓四、張丕介兩先生，合力創辦新亞書院……他們三個人，真可謂相依為命，缺一不可。今日如果有人想抹煞這段事實，等於抹煞自己的良心。”（《悼唐君毅先生》）
1956年，華僑工商學院與廣僑、文化、光夏、平正等學校組成聯合書院，王淑陶任第三院院長。1959年，由於港府插手干預，聯合書院校長蔣法賢辭職，接著王淑陶與聯合書院校歌作詞人、中國文學系系主任陳湛銓也一併辭職，兩人重新開辦了華僑工商學院。1963年，聯合書院與崇基學院、新亞書院合併重組為香港中文大學。
廣州私立華僑大學存續時間不長，如流星劃過夜空，卻是我國第一所華僑大學。1910年，清廷學部尚書唐景崇曾提議籌設南洋華僑大學；1931年，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海外各黨部代表提出議案，擬在廣州設立華僑大學。這兩次動議均未得到實施。王淑陶以一介寒儒，能在1948年逆勢而行，實現近半世紀的夢想，他在華僑教育方面篳路藍縷的開創性功績，理應得到後人銘記。廣州沙園華僑大學舊址，乃是中國華僑教育的一個里程碑，理應得到更多重視。
華僑大學圖書館入口
（蒙海外友人詹紅提供王淑陶、香港華僑工商學院部分資料，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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