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筆者在津巴布韋調研，驚訝地發現該國在2019年初已運用區塊鏈原理，摒棄紙幣，全面推行加密電子貨幣，成為當前領銜推行數字貨幣的國家。但中國人對津巴布韋的普遍印象仍停留在十年前一張鈔票面額高達100萬億的年代，幾乎沒有任何關於津巴布韋數字貨幣先行先試的深度介紹。事實上，近年來數字貨幣在中國金融界是相當熱門的研究議題。津巴布韋的案例，哪怕是失敗的實踐，也值得中國人實地考察與深入研究。然而，事實上，關於數字貨幣，中國研究還停留在理論探索階段，且大多引用美國學術界的觀點。
津巴布韋之行令人深思，新時代中國對國際動態的觀察可能存在陷入“深度美國化”“過度自我化”的風險。
津巴布韋2007-2008版的100萬億津元
新時代的中國對外傳播切忌“偏科”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學術界、媒體界長期關注國外動態，樂於將國外先進經驗與失敗教訓介紹至國內。以轉載境外輿論為報道特點的《參考消息》是國內發行量最大的日報，還有《國外理論動態》《國外社會科學》等學術期刊也很受歡迎。對國外動態的把握，是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但近年來，隨著新媒體的發展，傳統紙媒的影響力被稀釋，在輿論界開始出現對中國能力的過度溢美，以及對國際事務過於關注的“偏科”趨勢。
一是對中國發展現狀的高估。在中國新媒體上，近年來越來越多地出現帶有“全球領先”“國際首次”“震驚世界”“最大”“最好”“100%自主”等類似字眼的標題。這裡當然有一些是事實，如北京大興機場、貴州“天眼”、高鐵、電子支付等，值得全體中國人自豪，但是反覆報道、過度溢美，尤其是對一些領域進展的誇大其詞，容易導致國民心態膨脹，引發人們夜郎自大、盲目自負的驕傲自滿情緒，更不符合黨中央對“中國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高瞻遠矚的戰略判斷。
二是對美國近況認識的分裂。在中國學術界，對美國仍存在過度崇拜的現象，如過度重視在美國期刊上發文、對美國高校諾貝爾獎得主的迷信、熱衷赴美國留學訪學“鍍金”、傾向於高薪引進美國大學的博士等等。而中國媒體界則充斥著對美國的負面報道，如特朗普的各類醜聞、槍擊事件、經濟潛在風險等，對美國的正面信息，如重大科技成果創新、共和黨空前團結、社會活力提升、失業率極低等的關注則相對較少。久而久之，精英仍崇拜美國，一些老百姓則出現了對美國敵視、鄙視情緒。
三是對老牌強國的漠視。近年來，中國輿論界對歐洲和日本的重視程度遠不如改革開放初期。這主要是源於近十多年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相繼超越了西歐諸強國和日本。但GDP總量超越並不代表著整體綜合實力及各個分項已強於對方。事實上，歐洲近年來在高科技領域的研發、日本“藏富於民”與社會治理經驗等，仍有許多值得中國重視與主動尋求合作之處。中國社會發展還沒有到漠視歐日的時候。
四是對發展中國家的輕視。 雖然中央高層高度重視“一帶一路”，但民間仍有許多聲音認為尋求“一帶一路”合作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不足為重，常以“風險過高”“政局不穩”“國民太懶”等大而化之地籠統概括，更有甚者還鄙視其為窮國等。事實上，全球增長最快的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筆者曾多次撰文論述坦桑尼亞登山旅遊管理經驗、埃塞俄比亞首都機場服務、印度IT業、菲律賓電信服務外包業以及津巴布韋經驗等，這些表明，中國人需要有更多發現發展中國家之“美”的眼睛，以及從發展中國家的諸多案例中自我審視的意識。
總之，近年來的中國對外傳播似乎出現了一個誤區，即過度重視對外講述中國，而不像過去那樣重視對內介紹國外動態，尤其是他國仍值得中國學習的經驗。
《對外傳播》2019年11期《不妨也介紹些他國的亮點》文章截圖
中國進入“新時代”，世界也處在“新階段”
誠如筆者此前的一篇文章《中國要善於當好學生，也要當好老師》所言，新時代的中國對外傳播既要追求對外講好中國故事，也不能停止對內介紹國際經驗。這並不是說，當前中國輿論界的諸多國際報道完全失真，而是說那些報道可能只是世界動態的一個層面，真實的世界還有多個層面。
中國媒體不能效仿“走下神壇”的西方媒體。後者常常從意識形態、政治考量的角度去有選擇性地、以雙重標準報道中國與世界。但作為文明型國家的中國，有信心、有理由比西方媒體更全面、更真實地講述世界，進而培養新一代中國人的大國國民心態與全球公民意識。當然，在報道中，中國立場、中國角度也是不可或缺的。
對於美國，其國力處於頹勢是事實，但中國輿論更應注意的是，這種頹勢可能持續相當長的時間。目前美國精英層在如何抑制中國崛起上實現了空前團結，特朗普成功實現了美國的全球戰略目標轉移以及對抑制中國的戰略動員，這裡面的諸多細節非常值得中國關注。更重要的是，美國一些企業界和社會活躍人士捍衛美國領導權的熱情空前高漲，中國輿論大可不必總轉引那些批評特朗普的聲音。對美國試圖“重新崛起”的全面關注，有助於激發國人的危機感，強化憂患意識，有助於推動中國更快、更好地可持續發展。
對於歐日，其老齡化、難民衝擊等也是事實，但中國輿論更應關注到歐洲尋求“脫美國化”的自主趨向。有關歐洲或自主成為“世界一極”的可能性對中國產生影響的分析與動態追蹤，幾乎被中國輿論集體忽視。中國輿論對日本的關注，同樣也需要引起注意。日本海外資產的大幅增長、基礎科技研發的突破對中國下一步的發展有重大影響。安倍晉三已成為日本歷史上任期最長的首相，近期頻頻對華主動示好，中國媒體應抓住積極報道日本正面動態的良機。
對於發展中國家，部分區域危機頻發的確是事實，但中國輿論大可不必只關注那些動盪地區。佔全球國土面積超過70%、人口超過85%的非西方世界的多彩多元性，遠比中國媒體的報道更為豐富。近年來，中國對金磚國家的關注度增強。但另一個尤為值得注意的現實是，諸多“非金磚”的第三世界國家正在集體性謀求崛起，如哈薩克斯坦、尼日利亞、印度尼西亞、伊朗、智利等，諸多積極動態對中國發展的參考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可見，中國發展處在新時代，世界變化也處在新階段，與十年前大不相同。中國人的眼光不能總是停留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的狀態並基於此判斷當下的世界。
新時代的中國需要更多深層的詮釋，新階段的世界也需要更多全面的認識。媒體應追求雙向交流，謹防自說自話
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反覆強調的，中國人應戒驕戒躁，永遠保持學習之心。這也是中國對外傳播事業同樣應該遵循的。近年來，對外講述中國故事的力度明顯在加大，但這並不等於要減弱對內介紹國外先進經驗。
好的對外傳播，既要把中國經驗對外介紹好，也要把國外經驗對內介紹足。在全球輿論紛繁複雜的當下，中國對外傳播切不可“自嗨”、自說自話，而應該追求雙向交流。在很多時候，“知識輸入”顯得更為重要。正如一個工作數年的職場人士需要時時“充電”，中國發展也需要時時“充電”，就像改革開放初期不斷引進國外先進管理經驗、知識那樣。
好的對外傳播，既要全面介紹中國，也要全面認識世界。這不僅僅指對美國、歐洲與日本等老牌發達國家的全面報道，也指對諸多第三世界的區域研究與探討。新媒體時代，報道容量無限放大，應該能容下更多的激烈爭辯、更多的對等討論、更多的新鮮內容。一些媒體怕出錯，過度依賴央媒，常以“複製”“粘貼”的轉載方式報道世界；一些媒體負責人創新能力不強，機械化地理解執行中央宣傳政策；一些年輕媒體人偷懶、怕風險，不願到國外艱苦地區工作，更不願花力氣撰寫高質量的深度報道。處於新階段的世界，恰恰最能考驗與遴選新時代優秀的中國國際新聞人。
總之，國際競爭如逆水行舟。中國人對世界的瞭解，切不可刻舟求劍。自信的中國，應是海納百川的中國。自信中國人的世界觀，更應是開放、包容、嚴謹的世界觀。我們應密切全面追蹤國際動態，並有效地轉化為中國實踐，進而加快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千秋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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