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鸞先生，文壇巨擘，報界宗師。謀國之忠，立言之達，尤為士林所矜式。”

中國報業自民國以來，執筆為槍的英雄無數，但稱得上巨頭的卻鮮少，而能尊為宗師的就更加稀有，僅僅只有一位。那就是張季鸞先生。

圖 | 張季鸞

人生多喪

張季鸞的人生可謂是充滿了苦難，似乎他的人生從起點就應證了那句“屋漏偏逢連夜雨。”張季鸞出生在山東濟南，祖籍陝北榆林，他的父親張楚林是榆林的傳奇人物，文武雙全，還曾在山東曲阜、鄒平、寧陽等地做過縣令，為官清正，很受當地百姓的擁戴。

可惜的是，在張季鸞13歲的時候，張楚林就不幸去世。由於他為官清廉，所以死後並沒有給妻子和三個年幼的孩子留下什麼，父親去世後，張季鸞成為家中唯一的男丁，身上的擔子自然沉重。由於家中貧困，張季鸞很長時間無錢上學，好在父親生前的好友陳兆璜相助，他才可以繼續學業。

然而，命運的苦難卻一波又一波地向張季鸞湧來。1902年，他的三妹去世；1903年，他的老師劉古愚去世；1904年，他的母親去世。短短三年之間，張季鸞便承受著親人好友相繼離去的痛苦，而當時的張季鸞不過17歲。後來他在日記中回憶道：“這尤是我終天大恨，三十年來，時時想起，不由感到無可如何的悲哀。”

投入報業

在母親去世後，張季鸞的家庭更為窘迫了。雖然人生充滿了艱難，但張季鸞卻始終沒有放棄對生活的希望，他變得更加刻苦努力。1905年，張季鸞被推薦作為官費留學生去往日本留學。在日本的張季鸞經常夜以繼日地學習，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都稱他為“會背日本的百科全書”。1911年辛亥革命期間，張季鸞回到中國，受到于右任先生的邀請，在上海擔任《民立報》的編輯，1912年，張季鸞參與起草了《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等重要文稿。

張季鸞筆鋒犀利，做人不畏強權，在他筆下經常能夠做出“驚人之舉”，以筆為武器，揭露真相。1913年初，袁世凱與英、法、德等五國簽訂了出賣主權的《善後借款合同》。張季鸞得知後，立即在《民立報》揭露了袁世凱賣國的骯髒交易。由於張季鸞筆風勇猛，很快就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而這也成為了“二次革命”的導火線。

袁世凱事後憤懣不已，立即下令查封《民立報》，逮捕了張季鸞，後來在朋友的營救下張季鸞才得以出獄。出獄後的張季鸞並沒有就此收斂變老實，在段祺瑞當政執掌北京政府的時候，他又發文揭露段祺瑞的卑劣行徑，結果被拘押了半個多月。好在後來民眾抗議，張季鸞才得以出獄。

在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政府執政期間，全國就有60多名記者被捕，24人被殺。然而，即使環境如此惡劣，張季鸞卻始終不放下他身為報人的風骨。“報館不封門，不是好報館；主筆不入獄，不是好主筆。”側面稱讚了張季鸞不畏強權的精神。

圖 | 胡政之(右二)、張季鸞(右三)1939年合影

中年大成，成為報業巨頭

在張季鸞步入報界生涯後，他的人生依舊像他年少的命運那樣充滿了曲折坦坷。1913年，他所在的《民立報》被袁世凱查封；1917年，在北京《中華新報》工作的張季鸞再次失業。窮困潦倒的張季鸞甚至到了典賣家當維持生計的地步；1924年出任上海《中華新報》總編輯的張季鸞因《中華民報》經營不善再次失業。此後張季鸞一直過著漂泊不定，經濟困頓的生活。不過37歲的他已經是斑斑白髮，為此他給自己起了筆名叫“少白”。

1926年，38歲張季鸞迎來了人生的轉折點。從這一年開始，他的人生彷彿脫胎換骨一般，開始變得輝煌起來。在這一年裡，他和胡政之、吳鼎昌合夥開辦了新記大公報公司。新報大公報出版後，因其報人不畏強權，敢於揭露真相而受到大眾歡迎。1927年，蔣介石和宋美齡大婚，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說：“餘確信餘今日與宋女士結婚以後，餘之革命工作必有進步，餘能安心盡革命之責任，即今日始也。”

蔣新婚第二日，張季鸞便在大公報上寫下了社評，斥責蔣“累累河邊之骨，悽悽夢裡之人，兵士徇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極點。”由於文章字字犀利，很快就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應，一躍成為民國最好的報紙，日發行量超過五萬份。每月光是宣傳業務收入就超過萬元。胡適為此稱讚道：“期望他打破中國最好報紙的記錄，在世界最好的報紙中佔據榮譽地位。”而張季鸞也因其不畏強權，筆鋒犀利成為了民國報界的一代宗師。

圖 | 張季鸞出席大公報號滑翔機在珊瑚壩機場的飛行

堅守四不主義，三罵社論驚動全國

在張季鸞主持《大公報》期間，他所在的大公報便堅持“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思想，被國人稱之為“四不主義”。即是“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輔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人入股股資。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智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他們只為人民而寫，只為真實而寫。而大公報中撰時評論大多都是由張季鸞一人承包，而其中最為有名的便是他的“三罵”社論。一罵吳佩孚，二罵汪精衛，三罵蔣介石。此三人都是民國時期手握重權的人物，可是張季鸞絲毫沒有因為他們的地位就畏懼他們。而張季鸞也因不偏不倚，不畏強權而受到了很多人的敬重。他筆下所披露的，是背棄國家，背棄人民的人。他筆下傳揚的是民族大義，而不是自己。國民政府曾出錢十五萬元收買他為政府效命，他都不為所動，他總是說：“文人就是不能發財，否則文章寫不出來。”

圖 | 張季鸞與大公報同仁合影

淡泊名利，高風亮節

在張季鸞執筆的一生中，他從來都是敢於直言，為的從來都不是自己，而是國家，是人民。他總是說：“新聞記者不為威脅易，不為利誘易，惟不畏名惑最難。”他寫文章概不署名，從來不為了名利，只是為了民族大義。他的高風亮節讓人敬佩不已。

1937年，張季鸞老來得子。某些高層要員贈送了很多貴重的金銀飾物作為賀禮相送。張季鸞推辭不得，便全部封存。他說：“抗戰期間，前方將士為國灑熱血犧牲，後方民眾死於炮火或家破人亡者不知幾萬家，我張某不能為得一子而收此巨禮。”

1939年，張季鸞慷慨解囊，將之前封存的所有金銀首飾全部捐出，以作抗戰所用，妻子本想留下一兩件作為紀念，也被他直言拒絕。

1941年6月，張季鸞在重慶病逝，享年53歲。臨終前他的身上只有10元錢，他一生從來沒有給自己的兒子留下積蓄，一生所賺的錢財悉數都捐給了國家。在他死後，社會各界人士紛紛為他送行，就連曾被他痛罵的蔣介石都十分敬重他，為他弔唁道：“季鸞先生，一代論宗，精誠愛國，忘劬積瘁，致耗其軀。……斯人不作，天下所悲。”

1942年9月5日，陝西為張季鸞舉行了公祭大會，蔣介石親臨大會至祭，西安全市下半旗為他志哀。

一生為良知鞠躬盡瘁，報界一代宗師，非張季鸞莫屬。

文丨鹿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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