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忠君与爱国是必然连在一起的，那么严嵩也能算是千古忠臣的典范了，毕竟几十年里大肆敛财，却泰半归于嘉靖帝的口中，行事处处以皇帝的意志为唯一标准。大太监吕芳说徐阶一边要喝皇上的酒，一边要喝百官的酒，而严嵩几十年来只喝皇帝这一杯酒，便是这个意思。
所以严嵩训斥严世藩时说：“大明朝只有一个人能呼风唤雨，那就是皇上”、“皇上呼唤的风雨，要靠你爹在前面挡着”，后来又在书房里对他说：“是大明朝离不开你爹！”、“跟皇上做对的人要靠你爹去对付”。
基于严嵩的这种忠诚，嘉靖帝才能几十年不上朝却盘剥天下之财，而不受诟病——凡是牵涉于皇帝的事都有严嵩在前方担罪名，凡是将罪过牵扯到皇帝的便由严嵩父子来对付。一开始的内阁议事时，严世藩便想着要以周云逸诽谤皇帝的罪名来对付徐高张三人。
百官们未必不明白严嵩行事的背后往往是皇帝的意志，但又不能明说，只能怪严嵩奸猾：“严党之所以二十余年不倒，便是因为他们事事都牵扯到皇上”。同时，严嵩作为百官的首脑、内阁的首辅，却一味逢迎圣意，没有起到任何劝谏制衡的作用，自然也会被百官们诟病，再说他本身也是巨贪，奸臣之名理所当然地落在他头上。
嘉靖帝给予他的报酬就是二十年来执掌内阁，享受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无限风光。这是君臣间无声的契约。一个靠权力庇护另一个，另一个以能力趋奉前者。两人也各怀心思，嘉靖帝一边对严嵩委以重任，另一方面则培养徐阶这些清流，将他们派到裕王处，以制衡严党，而严嵩一面贪墨，一面却又实实在在地任命了一帮能臣干吏如胡宗宪等，指望皇帝将来要倒严有所顾忌。严嵩毕竟年过八十，很多事情都难以把握，鄢懋卿巡盐后侵吞的钱财超过了嘉靖帝的容忍限度，成了倒盐的一根重要稻草，事后嘉靖谈起来并不说严嵩腐败，而说严嵩父子无能。
与严嵩父子成对立面的清流们，相比严党，看起来，爱国的成分大于忠君。徐阶的学生赵贞吉为了提供军需、完成改稻为桑的国策催缴百姓生丝，此前的马宁远是胡宗宪手下，算来身属严党，同样为了完成改稻为桑的国策，不惜毁堤淹田。两人同样只看到了国家政策，却忽略了百姓生死。即使有意识到百姓生死，徐高张三人的主张却是“干脆让浙江乱起来，一把火烧到朝廷上”，以促成倒严。草民在他们眼中更多时候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而是一个阶级，必要时不过是政治博弈的工具罢了。
严嵩只知道忠君，赵、马二人但求完成国策稳定大局，而徐高张在危急时刻把百姓生死当成了倒严的筹码。刀尔登说中国历史“见君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确是至评。
另一类人是太监。严世藩说：“我大明朝谁都有退路，唯独太监们没有退路。”相比于严党，太监对皇帝的忠诚是更加极端的，不论是在朝局上，还是在生活细节上，他们都对皇帝表现出极端的忠诚。他们的想法，如黄锦所说的：“我们这些人都不是人，只因为有了主子万岁爷我们才像半个人。”
杨金水在浙江听到海瑞审案时把事情往宫里扯便急得七窍生烟：“我就是皇上和老祖宗派到浙江的一条狗，我要把这家看好。”保证事情都按皇帝的意志行事，而又不把任何罪责归结到皇帝身上，是他们的第一要务。为此，他不惜串通严世藩毁堤淹田以完成国策，皇帝也不会因此怪罪他，吕芳对他的说法是：“一两个县被淹而已，圣上心里装的是九洲万方。”而当事情无可避免要捅到宫里的时候，他也知道自己搞砸了，只能靠着装疯来躲过一劫。
事情都要做，一切罪责也要自己担，当他最终躲过了这一劫，听到吕芳告诉他不用再装疯了，下半辈子远离宫廷好好做人的时候，他跳进河中失声痛哭，将满腹委屈都化为泪水。
閱讀更多 歷史那年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