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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1978年春，中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郭沫若以诗人的豪情吟诵道: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当时，郭沫若重病在身，他原想坐着轮椅参加当年3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人们怕他支持不住，劝阻了,而他还是在闭幕大会上准备已久的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讲话。
邓小平说“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首先请几十位中国著名科学家和大学教授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天天面对面地认真听取科学家和教授们对恢复和发展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意见、建议，这就是史上有名的“8·8座谈会”。这年的8月4日，33位科学家和教授们走进大会堂的四川厅。从这天起，邓小平每天上午8点半准时到会，晚上直到掌灯时分才离去。
这是一次畅所欲言的座谈会。会上，科学家和教授们提出:“四人帮”把科学和教育战线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说成是黑线为主”，大批科学家和教授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严重地挫伤了科学家和教授们的积极性，阻碍了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人们争先恐后地发言，有人建议高等学校应尽快恢复招生考试制度，有人呼吁关心和改善教师和科技人员的生活待遇,有人主张立即恢复每周5/6的时间搞科研.....
邓小平认真地听取人们的发言，他说:“我看，17年的主导方向是红线。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无论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大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如果对17年不做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了。”
座谈会上，邓小平还谈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问题。他说:“四人帮’制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就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
谈到这里，邓小平严肃地说:“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转眼间1978年的春天来临。3月18日，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数千位科技人员，怀着热烈期盼的心情，前来参加全国科学大会。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与著名数学家陈景润握手
“同志们，我们今天能够举行这样一个在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就清楚地说明‘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邓小平的话音刚落，场上立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科学家们迎接春天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讯息传开之后，科学和教育界一片欢腾。根据大会精神，会后，中国科学院立即恢复了技术职称评定工作。第一批被评上高级职称的有陈景润(正研究员)，提升为副研究员的有杨乐、张广厚等。在这同时，中青年科技人员也立即享受科研津贴。
被“四人帮”解散了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也迅速地重建起来，国家重新颁布了发明奖励条例，科学院和高等院校(在这之前已恢复高考)开始招收研究生，科学院一系列研究所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各个研究所实行每周5/6的科研时间后，多年来暗淡无光的北京中关村各个研究所里又亮起了灿烂的灯光。
在计算技术研究所，实验室的灯光照得如同白昼。“我们要用跑短跑的速度跑长跑，快速发展计算机科学，哪怕日夜连轴转，也要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抢回来!”一位正在工作的研究人员说。在科学的春天里，各个研究所都出现了许多挑灯夜战的动人景象。
著名数学家关肇直当时已是快60岁的人了,仍每天工作到深夜，人们劝他休息,他却说:“余年不多了,更要加倍努力!”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文革”中被造反派赶出实验室，让他打扫厕所。我见到他时，他也与灯火为伴。他说:“一分时间，一分成果。对科学工作者来说，就不是一天8小时， 而是寸阴必珍，寸阴必争!”春天的气息传到海外。许多著名的华裔科学家也坐不住了，纷纷来中国或讲学，或进行学术交流。
1979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
1979年暮春5月，来自全国33个科研单位、78个高等院校的数百名研究生、教师和科研人员齐集北京科学会堂，听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讲学。在长达7周的时间里，天天座无虚席。应中国科学院邀请，李政道越过太平洋，不远万里来中国讲学，共讲授了统计力学和粒子物理两门]课程。
在国外，每年他平均只讲28-30个小时，这两门课程一般要讲两三年。这年，他感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急需科技人才，决定用两个月的时间讲完几年的课程。
1979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时，他的夫人秦惠说:“政道变了。政道过去对这类事(指组织和联系工作)从来不感兴趣，去年为了给中国培养高能物理人才，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亲自打了很多长途电话，联系培训问题，别人都说政道变了，就连讲课政道也变了，过去他从来没有这样集中讲过。”
这年秋天，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也来中国讲学。他因发现J粒子获得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是继李政道、杨振宁之后，第三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学者。当大家对他和他的小组找到胶子存在的证据表示祝贺时，他笑着说:“最值得祝贺的事情，是中国人民决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说“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
也是在1978年春季的一天，一封由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等十几位科学家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件，通过新华社送给了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在信中，科学家们叙述了世界各国高能物理以及高能加速器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殷切希望党中央能够关注这门尖端科学，积极筹措资金,调集人力物力，尽快建造出中国的高能加速器。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从此启航。中国的大科学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历时10余年，于1988年10月16日凌晨5点56分，首次实现了低亮度下的正负电子对撞。消息传开，立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国内外的著名科学家纷纷发表谈话，认为这是中国科学发展的伟大进步，是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里程碑。
1988年10月24日9时40分左右，邓小平等来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向参加工程建设的人们表示祝贺。“任何时候, 中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中国没有研制出原子弹、氢弹，卫星上天，我们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高科技的发展和成就，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在场的科学家们听了邓小平的讲话，抚今追昔，感慨万干。当年冒着风险从美国归来，全身心投人建造高能加速器的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这天也坐着轮椅来了，听着听着，这位已经失去语言表达能力的科学家，泣不成声。
时光飞逝。进入21世纪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不断传出好消息。实验室负责人称，经过努力，国家又投入了20亿元人民币，对撞机的性能提高了100倍。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获得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眼下，位于北京西郊八宝山附近地层深处的中国第一台，也是唯的一台高能加速器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正年复一年昼夜不停地运转着。它吸引了全世界的科学家不远万里前来做实验，或是进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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