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山带着记者参观整齐美观的新社区。

李云山的3个笔记本记录着身边的变化。

核心提示

1978年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村民将鲜红的手印，按在了分田到户的一纸契约上，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半年多之后的1979年9月，陕西省南郑县红茶人民公社铁匠街生产队（现为南郑区红庙镇红庙社区铁匠组）也开始了分地分田、包产到户。1980年9月，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1980年75号文件，肯定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到1981年底，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到1983年底，全国农村基本上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当年带领铁匠街生产队实施包产到户大胆举措的是生产队队长李云山，他因此被称为“我省联产承包到户第一人”

6月初夏，陕南汉中到处一片绿色。

通往四川的省道从南郑区红庙镇穿街而过，街道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从街道一直往南就是曾经辉煌而略显神秘的铁匠街了，大街上显得自然而平静……

生产队“当家人”的记忆：

“村民爱面子，只在晚上去别的村借粮”

李云山，出生于1942年，17岁考入西安美术学院学习国画，20岁响应号召参军入伍，1963年再次响应号召回乡务农。当时的红庙镇称为红茶人民公社，李云山会画画，所以出板报、写标语、画毛主席像就成了他的主业。1979年下半年，当上生产队长的李云山决定将公社田地分给每户村民耕种。

在李云山家的客厅，76岁的老李向记者讲述1979年9月那次偷分公社田地的情景——

“那时候，耕地是公社的，牛是公家的牛，连人也叫社员，别说想把田地分到每户，就是一根草绳用烂了也别想拿回家。成天喊公有制，可是大家都吃不饱啊，干活都是你哄我，我哄你的。”

铁匠街人自古都有做生意的习惯，可在当时从上到下实行“割资本主义尾巴”，做生意可就是投机倒把的勾当，弄不好再给你头上扣个“资本家”的帽子，饿得没法的村民只好偷偷摸摸地干一点。“全村人都没有吃的了，穷，还好面子，于是很多人只有晚上去别的村借粮吃。”李云山比画着说。

据李云山讲，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铁匠街生产队的社员是上工迟到，分工乱闹，记工计较，成了全公社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穿衣靠救济，用钱靠贷款，插秧靠上面。在一次县上召开的村镇县三级干部会上，有县上领导很不留情地指责说铁匠街的稻子割完了，全县的粮食就收完了；铁匠街的秧插完了，全公社的播种就结束了。

1977年到1979年初，铁匠街生产队社员一个劳动工才值9分钱，一年下来，村民们分的粮食不够吃不说，工分钱也被提前预支光了。1978年底，原来的生产队队长因为首先不能让大家吃饱，被迫辞职。

36户村民深夜做出的大胆举动：

把耕田分了自己种粮食

1979年2月，当时的公社书记邹义军告诉刚从部队回来的李云山：“让你当队长，只要想办法让大伙吃饱就行。”本身对治理村子穷困面貌已有些想法的李云山则直截了当地提条件说：“要干也行，但一是不得干涉我工作；二是我只干三年，把村民生活弄好就辞职。”看到村民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李云山一直很心酸。“那阵子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在想如何让乡亲们尽快吃饱肚子。”老李说。

在看到村民把自家自留地务弄得非常好而集体田地却只见干活没有收成时，李云山就思谋着把地分给每家每户去种，但当时的形势是没有人敢对这做法拍板的，说是“犯法呢”。后来驻村工作队的胡忠贵经不住李云山的死缠硬磨就默许了，但最后一再声明：“如果出事自己不承担任何责任！”

当年6月，经过李云山和几个社员连续几晚上偷偷地协商、酝酿，李云山把生产队36户的150多名村民分成了三个作业组，以粮食产量给各组记工分，把地里的红苕估产后分给各家各户，由各家各户自行收获折算成口粮。秋收后，李云山决定把旱地分到各家各户作为口粮地，得到了全体社员的一致赞同，因为每家每户有吃的了啊！尽管李云山也担心上面来查私自分地，但他再也不用为社员出工不出活而烦心了，社员们就像照顾自留地一样种着地里的庄稼。

当年秋天，铁匠村的旱地玉米、豆子等作物大获丰收。“同样的人，同样的地，产量翻了一番。”李云山说。

但在后来的劳作中，由于秧田没有分到户，插秧时个别社员出工不出力的老毛病又犯了。李云山便找工作队商量着想把水田也分到户，在同几个骨干村民联系时，大家纷纷摇头说不是不想，而是不敢，那时来来回回的运动实在是让 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害怕。

在经过几次激烈的争论，李云山最终和村民达成一致：秘密分田耕种！这个大胆的决定距离党中央75号文件早了整整一年，此刻，历史的时钟将铁匠街生产队的“大胆分田”行为定格在1979年9月！

“开完会专门告诉每个社员，要保密，给谁也不能说！”事过千秋，但李云山回忆起来的神情看起来仍然很沉重。

李云山做法获得肯定：

“他是敢吃螃蟹第一人”

在分地到户过程中，李云山组织社员还偷偷将生产队的田地分成三等九级平均分配，集体的农具按市场价折旧后分到一户或几户社员手中，社员在完成了公购粮后，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土地分到户的当年，全队的播种进行得很顺利，由原来的最后一名一跃成为全公社头一个完成夏收、夏插和夏粮入库任务的生产队。根据当地相关资料记载，1980年秋，铁匠街生产队粮食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收成，给国家交售的公购粮是一年前的4倍，剩下的粮食也够村民吃了。

但就在同时，有人把铁匠街生产队告到了县委，说是人吃饱了，却把集体的地分给了个人，大队的牛也快被累死了。

当地一位老干部回忆：“当时上面还派了工作组来调查，县上有领导曾想让把个人收获的小麦和油菜籽一颗不少地收归集体，甚至还有个别领导想以破坏生产罪抓人问罪。但当时的区委书记李万堂明确提出，邓小平同志早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中已经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同时也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对于铁匠街生产队出现的新问题，还是应该看结果，看群众是否拥护；并称赞李云山是敢吃螃蟹第一人。”

南郑区委一位干部告诉记者说，从史料记载上看，当年的铁匠街生产队提前分产到户是相当成功的，村民富了，有吃的了，生活状况也好了，当时还有很多村子都偷着去参观学习呢。原南郑县红庙区委一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铁匠街生产队将田地分到户，说实在的，当年的领导都是捏了一把汗的，但在当时全省其他地区还没有人这样做，为此我们还受到地区以及省上表扬了的！”

李云山说，当年在知道村民将村里的田地偷着分了种植的做法得到“公社以及地区领导的肯定之后”心中喜悦，连夜到几个老哥们家中相互告知，“一高兴还弄了点苞谷酒就着自己做的泡菜祝贺了一下”。

提起39年前因为种地却差点被抓而之后又被领导肯定做法的事，村民老赵感慨万千：“知道被上面表扬后，大家种田的劲头更足了，而老李则一再强调不敢把地荒芜了，一定要高质量务做，记得老李说‘粮食种好了，大家才不会饿肚子嘛’！”

“39年前的生活对于铁匠生产队人来说是苦涩的，但这几十年来都是在逐步好起来的，这不能不归功于那次私分耕田种！”老李的大儿子说。

老李记录的变迁：

从生病硬扛到受益农村医疗保险

采访中，李云山拿出了藏在箱底、已经发黄的3个笔记本：“这一般是不让别人随便看的！”老李笑着告诉记者说。

随手翻开，就看见笔记本里的《病苦》：乡村五月人倍忙，又收又插又抢场；无油无盐无人问，谁能管谁肚饥荒；苦旱暑热终累病，怎能求钱去药方……落款是1979年6月25日。从这些笔记本上记载的内容记者得知，这是细心的李云山老人记录了近三十多年来发生在自己身边或者附近村组的事情，有顺口溜，有日记，还有随笔。李云山说，现在生活可好了，吃穿根本不用愁，可是农业社那阵子，人多穷苦啊，妇女生娃娃都是由赤脚医生接生，大小病只能硬扛着。

老李乐呵呵地告诉记者，快40年了，我看着乡亲们由生病硬扛到自己掏钱治疗再到现在的看病还能报销，日子一个比一个过得好，都说早知道偷着分地也是改革，还不如那会儿多搞些名堂呢。

“农村合疗彻底解决了农民看病的难处，村子里的每个人都参加了农村医疗保险，不用再为看病发难了！说句心里话，三十多年前就根本没想过会有现在这好日子！”在一旁的老李大儿子笑着说。

现今的社区小组：

村民人均收入超1.6万元

昨天，红庙社区主任张平向记者介绍说，现在的铁匠街是社区的一个小组，共有206人，基本上都在经商、外出务工、搞运输和种植茶叶等；村里通了水泥公路，也通了自来水，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存款，村民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16800元，还涌现出了40多个好公婆好媳妇呢！

在张平的引领下，记者眼前呈现的是座座拔地而起的小洋楼，街面上商铺林立，叫卖声、吆喝声充满耳朵，大街上一片繁华景象。

之前铁匠街的命名来源于很多匠人在此地靠打铁器谋生，有的还把生意做到了外地。“但现在基本没有人弄这传统手艺活了，都去搞其他的了！”李云山不无遗憾地说。

李云山就住在一幢四层的小楼内，墙上到处挂着自己的画和装裱好的书法作品。“上下四层，每层都有卫生间，还有客厅，都是我设计的，花了20多万呢！”李云山自豪地说。他指着不远处悠闲喝茶打牌的几个老人说：“乡亲们如今生活都好着呢，不愁吃不愁穿的！”

在落日的照耀下，放眼望去，昔日的老铁匠街已经不复存在，替代它的是整体如一的新街道和村民幸福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