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際，思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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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灣記事
閻連科
清水灣
世界是相異相悖的。
北京很誇張地把湖稱為海，不知是見識所致，還是狂傲的結果。雲南那，那麼巨大的湖，竟就叫為池，相比北京就真有些邊陲僕從的感覺了。而港島的東陲西貢這，有一地方叫作“清水灣”，以中文和中原的世俗文化去理解，清水灣既是一地名所賜，那就一定緣於一條河流的彎道和彎道所箍圍的村落而致使，自然也是潺潺水澈，嫋嫋煙青，如同一首淡詩，或是一篇富有韻致的散文吧。
然而間，清水灣並沒有那河水的灣流和炊煙。原來在山上——原來香港是島也是山；原來世上的島嶼都是山；原來世上所有的島山都是被海裂從地下擠壓出來的腫巖被時間拂撫為世間雜亂、鬧垢中的一點點的潔淨和聖清——原來香港也是這樣兒——可現在，香港已經不是這樣了。而落寞在西貢山上的清水灣，現在卻還持重稟賦，無瑕玉守成這樣兒。在一片島山雲霧裡，匿藏了香港固有村屋中的“丁戶房”和山脈間的筋道與人煙。那房無所謂好，也無所謂醜；更無所謂現代、傳統和落伍。它就那麼方方正正，半高不高，千篇一律地守著它的顏色、模樣和歲月，承繼著自己的記憶與文化。九龍、港島那裡的繁鬧是在它的窗眼下面開始的。整個香港雲空中的摩樓、飛機、船隻和百餘年的建設、紛爭、怒鬥與潛吵，也都被它完整地收拾、擺放在了它的記憶裡，如同一位百歲的老人，整齊地收藏在雜物箱中的舊髮卡和廢鍋勺。時間在它就像無始無終的海；記憶在它就是海里的點點島嶼和礁石。時間比記憶長到無法說，一如海水比起島嶼大到無法說。可是那又怎樣呢？雖然你生了我，而我依著你的囑託，默默地守著和活著，持之以恆地記憶著，當你需要人類的物事物非、人是人非時，不是還要到我的百寶箱中去翻找、取用和挪拿嗎？
我活著，就是為了記憶。
被遺落，則是為了更好的記憶和證明。
當記憶豐滿、久遠到如同一座島嶼上四季不衰的翠青時，我就長生了，如同海水、山脈、時間、星辰、雲流和土地。清水灣就是這麼去想的，也是這麼去做的。這麼守在繁鬧香港西貢邊遠的山皺裡，如被時間在人稀處設置在荒蕪間的路標和歲月中樁釘不鏽的釘子。取名清水灣，並不依著一條四季不息的河，也不取悅於一首詩或者一章文，而是那麼散散撒撒，坐落下來的一處處的村屋和一丁戶又一丁戶的老房子——大家都一概兒環灣賦形，依光走向，面對著闊大雲連、水碧雲澈的海。原來村村戶戶竟都擁有一片這樣的海。原來清水灣間的村屋丁戶們，竟都坐落在一灣碧澈的海邊和山間的林木裡。因為這樣它們才叫了清水灣。一灣兒海水和海水中錯落有致的一個又一個的島，都是它們時間的永存和常翻常新、永遠翻掀不盡的老掛曆。有海不說海，如同北京和雲南，是湖不說湖。但它們把自己擁有的大海謙為一灣時，卻沒有滇池那種卑氣和僕從心，也沒有北海那樣稱謂的狂傲和虛浮心。如此我就想，“灣”是一種態度、性情和人格力；“清”是一種守持、稟賦和魂靈性；而“水”，就是常人、常心，那我與誰都一樣的普羅大眾了。
真是一個好名字。好心性、好守持和好靈魂。
從2015年到了這兒後，朋友和同仁就使我心遂所願地每年都到這兒來，如朝聖的人每年都到西藏去，都到耶路撒冷的聖山與聖牆的下面一樣。然後呢，清水灣就不再是一個名字了，而成了一個人的人生和心繫之地了，如同一個農人終於認定深山中的一棵樹，它不是一棵樹，而是一棵神樹樣。
語言，勒在脖子上的繩索
每個人活著都有勒著他脖子的繩索。
每個人都被繩索勒著而生活、而活著。
有的人的繩索是飢餓；有的繩索是疾病；有的人，他的繩索是心已死了，可肉身卻不能離開這塵埃大世界。還有的人，活得自在而快活，好像沒有繩索一樣，可那快活與自在，又總是不能到達欲極的地方去，因此樂而生悲，那快活和自在，也就成了他生命的一道繩索了。
我的繩索是語言。無緣無故地想要背叛母語，是我生活和寫作的最大疾症和吸引力，如同患有重症的人，活著就是為了和疾病爭鬥。
在我的生活和寫作裡，我最崇敬的人是除了母語還能使用一門、幾門外語的人。有一次，看到美國有個六七歲的小姑娘，能說英語、法語、德語和中文，我簡直在她家驚得如看見了巴別塔和爬上巴別塔的梯子。又一次，我和妻子從捷克回北京，在比利時轉機時，因為大霧不能起飛，所有客人都被送到賓館去候機。由於起飛時間茫然而無定，機場讓大家都在賓館房間開著電視機，何時起飛，會用英文在電視屏幕上預告和通知。而我們，因為隻字不識，就輪流值班，不斷地到候機大廳的櫃檯去查看和詢問，每見到一個說中文的國航人員，就如同見到了爹孃一樣。就這樣，在那兒四十四個小時沒睡覺，終於遇到了語言相通的一個國航服務員，幫我們悄悄改簽機票又幫我們帶至一班國航的飛機上。還一次，再一次，還又再一次——每次離開母語的土地，我都會有一種棄離繩索的輕鬆感，而同時又揹負著更為沉重的語言繩索、並被繩索把脖子勒得更緊、更急、更有那喊叫不出的將要窒息而亡的呼救聲，像惡痰一樣噎在我的喉嚨裡。
有時候，當不能言語、說話、表白的窒息到來時，我把手放在脖子上，能摸到被語言的繩勒留下的青痕、將會因脹憋而亡的突起的眼珠和腫臉上的青顏色。我常想，我是一個在語言兩岸偷渡的人。想要背離這一岸，而另外一岸在哪兒，卻又不知、卻又悵然、卻又眼前除了黑暗就是黑暗和黑暗。也常想，努力學習一門語言去，可拿起英語看圖識字的小冊時，就想有著這時間，還不如坐下寫一部小說呢。這時候，母語的親切就像母親站在村頭等待出家的兒子回來一般。
時間就是這樣過去了。
歲月就是這樣過去了。一年、兩年、十年、二十年，也就這樣拖拖沓沓、急急切切過去了。現在除了“還不如坐下寫一部小說”的理由外，還又多出的一個理由是：“都已經到了這個年齡啦！”
總之說，一個人要做語言兩岸、三岸間的泅徒是他自選的，沒有人逼迫和追趕他，一如一個人選擇沉默還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態度一樣。母語是溫暖的，闊大深厚，足夠一個人終生浮游、暢仰、伸舒或躺坐，可就是，我總有一種渴望對它的背叛和離棄。總覺得，《紅樓夢》的好，也是因為曹雪芹有那種對母語渴望棄離的背叛感。今天讀唐詩與宋詞，我讀到的都是詩人們對母語的棄離和背叛。甚至連魯迅、沈從文、孫犁乃至汪曾祺的寫作，我都誤以為是因為人家對母語的背叛才有了今日的結果。哪怕是沈從文和汪曾祺們明明是迴歸，我也以為是背叛。當一個人註定是語言的逆子時，其實母親的呢喃之音，在他可能也是要離家出走的不安了。
一個人能堅定地背叛母語，從根本上說和勇氣無關，那是一種才華。
而我自己在語言死海中的泅遊，既不源於膽略和力量，更不源於什麼天賦與才情。我是一個毫無語言才情可談的人。明知無力泅渡到語言的對岸去，但卻源於對背叛的渴望，還是要朝著無邊的黑暗游過去。其結果，是岸上的人都看得清楚的。所以，在香港，在香港清水灣的科技大學裡，於我不光是這兒的水好和山好，人好和人的學識好，而更因為這兒是一個世界語言的混雜區，是世界上所有語言的橋頭堡和棲息地。中文、英文、粵語、閩語及法、德、西班牙和阿拉伯語，乃至世界上幾乎少到只有百萬人言說的民族語言和方言，在這兒也都可以找到一條語言的縫隙，使得每一個人在黑暗、陌生的語言中，都可以呼吸和交流，不至於因為要背叛語言而在泅海中真的死在語言的海水裡。有了這一語言的縫隙地，人就可以呼吸了。可以既是不扯下勒在脖子上語言的繩索，也可以在鬆動裡活著去思索，去想念，去寫作。去重新審視這種對母語背叛的可能和不可能，意義和無意義。即便有一天，死心塌地地歸回到語言的母岸上，也才能更深地體味迴歸裡的背叛性。
在這兒，似乎說的是生活上的語言和寫作上的語言兩樁事，可在我，這完全是一樁事情如一枚錢幣的兩面，缺了任何一面，那錢幣就不再是一枚錢幣了。所以說，有了清水灣這一生活語言的橋頭堡，我從語言背叛的泅海之中爬將上來時，方才知道迴歸是更深層的背叛那道理。那麼著，我就知道我在寫作中對母語惡意背叛的緣由、道理和未來必須背叛的可能與不可能。
愛之愈深、恨之愈切與恨之愈切、愛之更深這情感，就是語言勒在我脖子上留下的腫塊、結痂和淤紫吧。
有人是這樣感受香港的
有人是這樣感受香港的——我母親。
母親八十三歲來了香港，和一個人在八十三歲當了總統一樣。坐飛機、坐輪椅，每一個臺階都要有人攙扶著。在農村老家時，她還種菜、做飯、餵雞鴨，忙碌完了後，主要的文化娛樂是侍候麻將桌。打一冬天的麻將牌，每天都輸，一年輸不到五百元，每天都贏，贏不過三百元。現在物價都漲了，這個價格的紅線也被她們突破了。可為打麻將搬桌、掃院、燒水、擺凳、整牌的勞動是很穩定的，和最高級鐘錶的針擺一樣。
去年母親不想再侍奉麻將了，提出說我應該侍奉侍奉她，我就把母親和大姐、二姐接到香港來。從深圳入關時，母親發現原來入關出境是這樣的——和檢查小偷一樣；從港島過來時，母親發現香港的樓房是這樣的——和插在筷簍的一把筷子一樣；見到大海時，母親發現大海是這樣的——“啊！原來世界上還有這麼多的水。”這個感受是十五年前母親被檢查出了身上有惡症，我和妻子緊張、忙碌、不安了一個月，最後又被醫院證明是誤診，我們一家喜而落淚，為了補救什麼，就上午出院，下午買機票帶著母親飛海口，去三亞，到深圳，最後從廣州回到中原那個一個點似的村落裡。那次母親見到大海是在三亞，我們住在海邊的房子裡，我帶著母親去看海時，她愕然地立在海邊上，臉上不解的表情如看見了一座金山：
“啊！原來世界上有這麼多的水。”
這是母親第一次見到大海時的感嘆和感悟。而這次，到香港見到大海時，母親已經是早就見過世面、見過海的人，不驚乍、不愕然、不慌忙，只是平靜地笑著看看我那愕然、喜悅的兩個姐，對我說應該坐船讓我兩個姐姐到海上轉一轉。
在我們家，母親的話和中央的文件一樣。母親發了聖旨後，我就應該如落實政策一樣去執行。於是就給姐姐（主要還是母親）安排了很詳細、科學的旅遊線路圖，使母親感到這次極度奢華的旅遊是為了姐姐們，她只是陪同而已吧。為了讓姐姐們（不能說是為了母親，她會不高興）對香港的感受一步一腳印，得寸進尺、步步為營，最後取得圓滿、豐碩的成果和收穫。我們有方法、有步驟地先九龍、後港島、再是迪士尼樂園和海洋公園等，而後從西貢，一家人破費租船再來個海島行。我們吃香港最好的路邊店；為了眼福去看海港城中最昂貴的衣服和手錶，還特意到中環去行踏那通往半山的最長卻不用花錢買票的通山梯，就這樣走馬觀花、又細緻入微，揮霍無度、又斤斤計較地把自由行的七天時間慷慷慨慨留給香港了。最後總結這次香港行的經驗感受時，我們一家坐在飯桌上，母親硬要姐姐們說出感受來，姐姐們唯一的總結和概括，就是一臉的笑和又一臉的笑。
而母親的總結就不一樣了。含蓄、準確、詩意，而且洗練到如用法律的字眼去總結人生。
我說：“媽，你說香港好不好？”
母親道：“讓你姐們說。”
我說：“她們是她們，你是你。”
母親道：“要知道好不好，你得帶我們去臺灣走一走，一比就知道香港好不好。”
我答應一定帶母親和姐們去臺灣走一走，以此來比較、判斷和評價香港的好不好。在離開香港的前一夜，我和姐姐陪母親又到科技大學山下的海邊，依著石欄，面向大海，月光在海面上像銀子撒在麥場上，濤浪聲撲來褪去，像飢餓時所有的人都在用筷子敲著碗。還有島岸上的雜樹林，在海邊之月下，如與海水喃喃地說著和唱著，有時像吵架，有時像歡呼。就這時，我母親如佛禪悟道一樣感受到真理了，抓住世界最為重要的道和禪的原則了。
母親說：“天堂也不過就是香港這樣吧。”
母親說：“世界上一定沒有神。有神了神就不會讓世界上的這兒沒水喝，那兒的水都多成海。”
母親說：“不一定真的去臺灣。聰明瞭去了這兒就能想出那兒是啥樣子了。”
母親還和我說了很多話，諸如對我說那麼多人對你好，你千萬也要對人家好。說香港這兒咋會有個母親節，說我的朋友們在母親節裡沒有給人家的母親過節日，會專門為她破費過節日；還說我老家河南那兒髒死了，香港這兒夏天人睡在露天的外邊也不髒。最後母親和姐姐走了後，我從母親對香港的感受裡，發現我母親是個哲學家，像康德一樣一輩子腳守一地就能概括天下的物是和人非，每說出的一句話，和真理的距離都只有幾寸遠，就是近視眼不戴眼鏡也能從我母親的話裡看到真理的高矮和胖瘦，美醜和俊麗。
坐落在清水灣的香港科技大學。
別味濃郁
沒想到在清水灣的科大教書，會從熱愛寫作的學生中間產生一本小說集，一如除了自己的寫作，從未想到會去教人寫作一樣。世事總是在不料中生髮和堆積。世界就是從不料中開始也將在不料中結束吧。沒有料到我在命運的路口，中國人民大學的同仁賢人，會在我猶豫彷徨的困惑間，為我打開一道光亮的門扉，讓我如期而至，成為一名所謂的老師。因此我內心惶惶，終日愧愧，羞慚感從未自內心減緩和消退。然而間，世界就這樣；命運也就這樣兒。猶如將錯就錯，一錯再錯般，就又在人大做起了創造性寫作的研究生班，使那些才華傑俊的青年作家們，都可以聚在中關村59號的大學校園裡，日日地談論文學、純粹人生。我知道我很少教給他們什麼。我也知道我從他們身上得到了許多許多。所謂的作家，其實就是特別知道怎樣從他人、他物和世界上攝取什麼的一個行當。於是，三錯四錯，誤上加誤，我又被香港的科技大學聘為“冼為堅客座文化教授”——教授寫作。香港西貢，名為清水灣的這個地方，依山傍水，灣海碧濤，天空、老師和學生，都好到無以言說。博學中西的劉再復先生，曾連續幾年在這裡耕作人文，尤其是文學與寫作，所以，我到這兒，也就是去他的墾田裡觀光摘果，盡享其成。如同到了季節，種植的人因故走了，而我到這兒來替他人收穫，卻把所有的果子都收穫到了自己的家裡一樣。
三十幾個正式的學生，本來就是科技大學最好、最正的文根生源，加上旁聽的又有三十餘人，那些科大和科大之外香港他校的學生，少則年僅二十，老則七十餘歲，每週每週，大家相聚相悅，談論文學，嘗試寫作，共同讀書，相互品評。他們中間，多為香港的孩子，餘皆為內地考生，讀本讀研，再或讀博，是彼此而又沒有彼此的同筆同宿，如同一塊文學烏托邦的桃園聖地。在一個季節——一個學期之後，這些完全理工科的傑俊青年，把所謂“作業”的每人一篇小說交上之後，儘管可以從中讀出許多寫作的嫩點和稚處，可也還是讓我對許多好的小說之篇什，愕然到了難料，驚詫到了無言。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他們中間竟有多人多篇，寫得老道純熟，模樣端正到讓人難以正視。其故事無論是取材於香港社會的熱事冷情，還是內地文化與港人的不解相撞，再或寫港外人生，海邊點滴，現實的生存，遠古的悠思，甚或為白雲劍俠、動物植物，青春成長或兩性不解，那故事構置、講述之道、文筆語言和作品之思，都令人意外，別味濃郁。由此想到，此前多年根深蒂固到腦裡的大家對理工生的人文偏見，想到內地人對香港文化早有的傲慢議論，於是，就有了那種無知的羞慚生升上來，如同認錯了人後的自愧和歉疚，也如同以為陌生，卻原是親緣的熟知而使自己有著不退的喜悅。沒有內外，不分彼此，就那麼內心歡愉地編了這本《半筆海水——香港大學生小說選》，試著給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編輯讀讀看看，沒料到也就得到了他們及其他同仁的中肯與認同，使得在港大學生的文學創作，首次與內地讀者有了交流互感的機會；有了彼此閱讀的信任、瞭解和鼓勵；有了大家可以以文學的名譽，在華語之下，共同的談論與寫作。
賤楊或生活在別處
生活在別處——昆德拉的小說名。看過的小說內容都已模糊了，但這個書名卻如路標一樣豎在記憶裡，一如“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的那句話。可是再一想，人類不思考，上帝會不會哭泣呢？
生活在別處，如果是一種被迫如流放、流亡和蹲監，那麼別處的生活，一定如穿過呼吸的西伯利亞的風。但倘若是選擇，哪怕是對流亡的一種自願之自選，那也就有了另外的自由、自在與逍遙。甚或是一種大自在和大逍遙。我只有一點小自在和小自得，一如一隻螞蟻得到了一粒米或半粒米那種巨大的收穫感，只有那隻螞蟻可以體味和感悟。而我們——人類即便對它有一種嘲笑和譏諷，那在螞蟻聽來，也都是一種音樂和頌歌。我在清水灣的日子和生活，其實正是一隻螞蟻剛剛一出門就碰到了一粒米，那心情，除了螞蟻我，再也無人能夠真正體會與感受。實在說，我是將我在清水灣的香港科技大學的生活視為一種療養與度假。
所謂除枝，就是除卻生活的枝蔓，留下生活中最重要的枝幹，讓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寫作上，使那僅有的精力不負季節就行了。所謂養心，就是讓心置懶處，少思雜事，少聞閒傳，每天想一點自己要想的——比如小說。這樣人和生活就變得簡單利索，一如中國北方的箭楊，把所有的用力都集中在主幹的筆直攛空上，不需要如柳樹、槐樹、泡桐、楝樹、皂角般，必須根深葉茂才能支撐起那巨大的樹冠和樹蔭。自己著實沒有那能力，所以每每見到有巨大樹冠的樹，就頓生一種敬仰來，恨不得站在那兒朝樹們鞠躬和敬禮。而見到一棵簡單、直接上行的箭楊樹，哪怕是夏天，它幾乎無一席蔭晾，我也會為它竊喜和鼓掌。因為它知道自己無有庇護他人酷熱之能力，那就高高地上去為自己頂著一點兒烈日就行了。自私是自私些，但沒傷害他人、他樹，這已經不易了。
我就是那樣一棵箭楊或說是賤楊。樣子直挺，其實虛質，並不為什麼房樑棟材，蓋房子、做傢俱，都無甚大用，只是說起來也是一棵樹木而已。或者說，我連一棵賤楊也不是，只不過是荒山上的一枝野荊棵，只是為希望自己成為一棵箭楊、賤楊而努力。於是乎，就借了同仁的錯愛和偏愛，到了清水灣的這兒來，住在海邊誰見了都因“大好”嚇一跳的房子裡，把寫字桌拉到陽臺邊，以看海的名譽在寫作，又以寫作的名譽在看海。目視碧藍，一群島嶼，寫累了到陽臺上面對大海擴擴胸。然後呢……然後也就中午了。然後也就一天一天過去了。到超市裡買買菜，到廚房裡做些最簡單又似乎味道相當不錯的飯和菜，如此日復一日、時復一時。晚間飯後，同朋友到海邊操場上漫步或快走，汗浸汗溼後回來洗個澡，躺到床上一刻鐘，也就夢幻一般睡著了。
第二天依然這樣兒。
第三天還是這樣兒。
生活簡簡單單，如永聽不厭的一首口水歌。買菜做飯，看書寫作，從臥室到海邊，從海邊到教室，山上山下，下山上山，目海而視，繞海而行，十天半月，乃至一月月半，都可以在這個坐落在山坡海邊的校園裡走走停停，呆呆站站，好像一生的努力，就是為了過上這種閒散發呆、寫作看書、不聞不問世事的簡單生活。
這麼著，現在已經過上了。讓慵懶成為了一種理想，併為實現了這種理想而自得。這也確真像是一棵賤楊樹，從來不為他人生成樹冠、樹蔭而努力，等自己自顧自地長高後，再為自己比他樹高了一頭半頭而得意。我就是這樣一棵箭楊、賤楊吧。身高材虛，質浮而無用，但卻為賤楊而自得。所以說，也才不會為“別處的生活”而苦惱，反為“生活在別處”而感到輕鬆和自在，如因叛逆而出走成功的孩子一樣，背對村落與家庭，面對空曠的荒野闊步地走著並唱著。
閻連科，作家，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受活》《日光流年》《風雅頌》《炸裂志》等。
素描插畫作者：向以樺，畫家、作家、高級政工師。現居成都。微信號： A1373085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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